教育产业化的逻辑： 家长是消费者，学生是产品，教师是熟练工

和小布什提出的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计划（No Child Left Behind）一样，奥巴马的 “力争上游” 也属于 “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GERM），或 “GERM” 的一部分。

GERM 理论认为，学生必须不断接受测试，考试分数是最重要的教育成果，也是教学质量最重要的评估措施。分数，不仅是划分学校教水平的标准，还是奖惩学生、教师、校长和学校的法宝。至于呆在教育系统顶层的领导，他们是从来不会承担什么责任的。GERM 假设，在学校工作的人，必须通过 “胡萝卜加大棒” 的管理方式，才会全力以赴。

在芬兰，教师协同教育部门以及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一起工作。教师不会因为班级统考分数低而被 “追究责任”，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标准化统一测试。芬兰的教师自己设计考题，考试是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需求。芬兰的教师尽心尽力，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驱使他们的，是内在的动机，而非外在的金钱诱惑、或是被解雇的压力。教师乐于 “教”，自然也会让学生懂得 “学” 的乐趣。没有统考，学生和学校也就无所谓高低，教师就必须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加以利用。

GERM 模式旨在仿效自由市场的运作机制，把家长看成消费者，把学生视为产品；而教师则是服从指挥的工人，按照教育部门制定的计划行事。

而美国的学校改革运动，却大力贯彻 GERM 的信条： 举行更多的统考 [注] ，开办更多的私立学校，下放更多的管制权限，开除更多的教师，关闭更多的公立学校。他们相信，最终每一个学生都将上得了大学，贫困将不复存在。但是，这种做法是否确实可行，几乎找不到任何支撑。

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优秀的教师留不住，有潜力的师范生招不进来

主张进行产业改革的人以为，教育产业化将引发一场创造力和新发明的浪潮。但现在看来，涌现出的更多是投机取巧、为达高分不择手段、寻求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人。进行产业化改革，其中一项就是降低教学成本。这一招，许多州长都是上来就削减预算、裁员教师； 其他不好意思直接裁员的，则以 “改革” 之名，用远程教学取而代之。

（图片：Mattias Adolfsson/Corporette）

另一种降低成本的方法，是大量使用新历教师。这些年轻人领着最低一级的薪水，干最累的活儿，在熬到能享受养老金之前，出现了待遇更好、要求也不那么高的工作机会，难保他们不会跳槽。在美国，教师职业就像一个旋转门：进去容易，出去也方便，有高达 40%～50% 的人在当上教师的头 5 年里离开。在升学率低的城区，教师的转职率最高。

师范院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里，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部门。美国师范生的录取标准是很低的。网上大学颁发的学位，最多的就是教育硕士。我们本应该选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来培养成为教师。教师资格认证也不只是走走过场，而应该真正具有意义。

在芬兰，师范专业的招生名额有限，而且竞争激烈；在美国，师范院校的录取标准是很低的：有的州要求教师拥有硕士学位，有的不要求。在芬兰，人们会认为教师应当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在美国，部分州和地区要求教师拥有相关学科的证书，或通过某种职业认证，有的则没有相关规定。

我们本应该选择受过良好教育的候选人来培养成为教师，但教育产业化改革者对提高教师专业水平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资格认证、硕士学位这些起码的入行要求，与最终的 “表现”——升学率——无关。资历、经验、职称等等，都为他们所不齿。他们以为，只要源源不断地输送脑筋聪明、但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新手，就将改变教学的面貌。

教育改革之道：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

在奥巴马政府 “力争上游” 教育计划的压力下，许多州议会最近通过法律，将升学率和教师的工作考核挂钩。这种做法的有效性非常值得怀疑： 考试测的是学生的学习能力，而非教师的教学质量。一个老师可能今年成绩斐然，但明年却非常糟糕，这取决于哪些学生被分到了他带的这个班级。教师这一行需要的，是更多的自我调节和专业素养。

美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无方可解，但补救措施必须立足现实。学校是我们这个社会至关重要的机构，教师能对孩子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需要提高师范专业的准入标准，加强职业教师的专业能力培训和学术素质培养。如果我们提升了师范专业的地位，那么就将有更多的有志青年选择教师作为他们将来从事的职业，而不是把支教经历当做申请研究生院校的资历，或是进入其他待遇更高的工作的踏板。教师成了受人尊敬、社会地位高的职业，学校也将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