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罗斯·安德森）听起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有可能在某个月黑风高，或者风和日丽的日子里，人类就从地球表面完全消失了。我们已经学会关心小行星会否撞向地球，或是担心超级火山大爆发，但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认为，人类更有可能毁灭于自己之手。

博斯特罗姆是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院的院长，他在几篇文章中都表示，现今社会不仅对人类灭绝的风险知之甚少，更糟糕的是人们大大低估了这种风险。关乎人类存亡的生存危机中，有一些广为人知，尤其是自然因素，但其他因素则毫不起眼，甚至让人觉得古怪离奇。

博斯特罗姆认为，最令人担心的一类因素，其实是人类科技发展带来的危险，且未来 100 年时间里，这一类危险因素，在数量和危险程度上都会持续增长。

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解决现存的问题，而不是担心未来那些可能威胁生存的因素，因为后者中有很多都不太可能发生。但您对此的回应是，从伦理道德层面来说，缓解未来的生存危机，比缓解眼前的痛苦更有优先性。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博： 这样说，如果在你的道德观中，未来的人和现在的人同样重要，你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一个人生存于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影响到他的重要性，这就正如许多人都认同，从根本上来说，不管一个人正呆在什么地方——非洲也好、月球也好，任何地方都好，这个人始终具有不变的价值。

进一步来说，如果你从道德观上认可，未来之人的重要性与他们的人数成正比，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缓解生存危机比当下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想一想，如果撑过这段艰难时期，未来可以有多少人出生并生存下去——我们也许可以延续数十亿年，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散布宇宙中，并定居于数十亿个太阳系中，到那时人口可能会比现在多几十亿、几百亿倍。因此，在实现这美好蓝图的过程中，哪怕这宏伟未来变为现实的可能性降低一点点，其影响之重大，都超过很多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事情，比如消除贫困或者治疗疟疾。

就眼前的情况来说，您似乎并不太担心自然界中的生存危机，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超级火山喷发等等。您认为，大部分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危机，都是人类自己引起的，比如核战争——不过核战争也不算新概念了。还有没有其他更新、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可能会令我们毁灭于自己之手呢？

博： 我认为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应该来自于人类未来的某种技术，可能本世纪末就会出现。例如，机械智能或高级分子纳米技术，可能带动某种武器系统的快速发展；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同样可能带来一些危险。

当然，并不是所有生存危机都一定会导致种族灭绝，生存危机中肯定包括灭绝，但也包括永久性破坏人类发展潜力的危险。你可以想象，一个集权主义社会就可能糟糕到这种程度，纵观历史，集权统治最终都被推翻了，但技术的发展可以让统治者更容易排除异己或监视人民，使得这种暴政越发密不透风坚固异常。

就眼前的情况而言，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担心自然界的生存危机呢？

博： 一种解释的方法是，人类已经成功的延续了 10 万年，由此看来，短期（比如未来的几百年内），自然界的生存危机都不太可能为人类带来灭绝的危险。但是我们自己却会通过技术革新，制造出全新的危机，而面对这些危机我们是否能安然渡过，就无史可循了。

另一个解释的角度是，衡量一下这些自然界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几率都非常小。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地球或月球表面陨石坑的分布，来了解不同撞击力度的发生频率，以进一步估算小行星撞击的风险，而结果表明这种风险很小。我们也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研究小行星的运动，观测它们是否会进入撞击地球的轨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任何大型的小行星有要撞上地球的迹象（※此处已更正），并且大部分较大型的小行星都已在我们的观测范围之中。

您曾经论述说，我们之所以低估生存危机带来的影响，是因为 “观察选择效应”，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这种效应么？

博： 要解释 “观察选择效应”（Observation Selection Effect），我们可以先讲讲 “选择效应”。比方说，我们想评估一下这个池塘里最大的鱼有多大，于是我们用渔网捉了 100 条鱼，其中最大的有 7.6 厘米长。你可能会推断说，这个池塘里的鱼最大也就在 7.6 厘米左右，因为都抓了 100 条鱼了，其中最大的也就 7.6 厘米长，这个推论看起来很合理。但后来你发现，你的渔网只能捕到一定长度之内的鱼，也就是你使用的测量工具会带来一种 “选择效应” ：你试图从一个大范围内取样，但结果你取样的范围只是大范围中的一个小范围。这是目前统计学会面临的一种典型困境，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帮我们纠正这种效应带来的偏差，所以，当你想要知道池塘里鱼的大小的时候，要把这些都考虑进去。

“观察选择效应” 是 “选择效应” 的一种，它不是由测量工具的局限性造成的，而是因为所有的 “观察” 都需要由 “观察者” 来进行。这种效应有时候十分重要，不可忽略，例如在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比方说，我们已经知道地球上演化出了智慧生命，据此有些人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大部分类地行星上也会演化出智慧生命——这就是在忽视了 “观察选择效应” 之后得到的结论。无论类地行星中演化出智慧生命的比例多么低，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星球不就是这样的么？”。

实际上，我们的观察结果——即我们的星球上出现了智慧生命——无论在 “类地行星上几乎不可能出现智慧生命”，还是在 “类地行星上极为可能出现智慧生命”，两个假设中的任意一个之下，都是成立的，但 “观察选择效应” 可能会让我们倾向于后面的这个假设。而在人类灭亡和生存危机的问题上，“观察选择效应” 一样也会产生影响。

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博： 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排除 “观察选择效应” 的影响，叫做 “自我抽样假设”。这一假设可以大致解释为，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从大批观察者中，随机选出的一名观察者。在末日理论中，这一假设格外有用，这个理论认为，我们低估了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就灭绝的可能性。基本的做法就是给出两个假设，分别对到人类灭绝时，所有存在过的人类总数给出不同的估算值，比如你可以简单一点地设定：一个假设认为到人类灭绝时，存在过的人类总数为 2000 亿，另一个假设则认为是 200 万亿（是前者的 1000 倍）。

刚听到这两个假设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两个看起来可能性差不多，然后你就应该考虑 “自我抽样假设”，以及你的出生排行（即在所有已经出生、以及将在未来出生的人中，你排在多少名）。我们估算了一下，至今为止已大约有 1000 亿人，曾经或正存在于这个星球之上，如果考虑到这个数据，你就会倾向于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到人类灭绝时，存在过的人类总数为 2000 亿。因为如果你把自己当做所有曾经、正在或将要存在于世的人中，任意抽选出的一个代表，你是第 1000 亿个的可能性，在 2000 亿总数的情况下要远大于 200 万亿总数的情况。如果人类总数为 2000 亿，第 1000 亿就是中间的位置，情理之中。

但如果人类总数可以达到 200 万亿，那你就是前 0.05% 出生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所以，你会发现，排除 “观察选择效应” ，可能带来颇为令人惊讶的违反直觉的结果。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不能肯定这个人类总数理论的正确性，在更深层面上还有一些方法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也写过很多文章阐述这些问题。

我大概明白 “观察选择效应” 是怎么影响我们判断的了。这么说是不是更直接一点：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样的危机，能够造成种族灭绝这等规模的灾难后果，但问题是，这种危机根本不可能被观察到——如果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依然好好地存在着，更不用说 “观察” 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

博： 在讨论关于人类生存史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时，有一种思路跟你刚刚说的很相似。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历史大约有 10 万年，那么成功活过这 10 万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能再渡过一个 10 万年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牵扯到一些不同的影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全新的、人类史上都不曾有过的危机呢——尤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那些危机，21 世纪以来，我们发展出的某些新技术，尤其是那些能让我们制造出新武器，或者引发新事端的技术。研究过去 10 万年的历史，似乎不能让我们在面对这类危机时，获得多少加分。

不过，就自然界存在的危机而言——无论是小行星撞击，或是宇宙的真空衰变，等等——有人可能会问，我们能从人类历史中得到什么信息。还有人会发现，无论在什么地方的什么物种，都会因为 “观察选择效应” 而觉得自己幸存至 “今”，因为种族灭绝之后你就无法再 “观察” 到自己了，这使得对某些危机的分析更加复杂。

几年前，我曾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物理学家、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合著了一篇文章，文中我们讨论了一些生存危机，比如真空衰变，这种假设的现象是指，宇宙衰变至一种更低能量的状态，而这种低能态会像个巨大的气泡一般以光速扩张，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毁灭，这场灾难不会有目击者——它毫无预兆的以光速袭来。

我们发现，在面对 “毁灭” 这一问题时，我们的所见和经验是很有问题的，“观察选择效应” 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我们发现了一种间接的研究方法，即解读跟地球形成时间有关的证据，并把这些证据跟其他类地行星的形成时间相比较，之后得到的数据可以帮我们了解监测这种危机。所以你看，这又是一种在估算人类灭绝几率时，不能忽略 “观察选择效应” 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博斯特罗姆将谈及，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人类可能碰到的，最有趣和最让人担忧的生存危机，以及如何通过哲学和数学工具（尤其是概率论），来应对危机，延续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