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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之于创造,是诅咒还是馈赠?
丢勒,《忧郁I》,1514

丢勒,《忧郁I》,1514

在德国画家丢勒的作品中,我最喜欢这幅《忧郁I》。画中的天使郁郁寡欢地坐在墙角,左手托着脸颊,右手持着圆规,首如飞蓬,脸色青黑,似乎郁结着黑胆汁。他的周围散布着各种科学工具,例如天秤、沙漏、圆球、菱面体和一幅令人费解的四阶幻方。这些富有创造力的玩具,却再也提不起主人公的兴趣。旁边的守护神(genius)也撅起小嘴,一起陷入沉思。一只蝙蝠举起一条横幅,揭示出整幅画的主题——忧郁。

正如这幅画展现的一样,忧郁与创造力之间,似乎有着一层扑朔迷离的联系。历史上诸多才华横溢的创造者,仿佛受到某种诅咒,常常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如影随形。他们落落寡合,离群索居;他们忧郁,酗酒,滥用毒品。仅以自杀来说,我们就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

1916,杰克•伦敦,注射过量吗啡;
1941,弗吉尼亚•伍尔芙,投河;
1942,茨威格,服毒;
1961,海明威,猎枪;
1963,希薇亚•普拉斯,拧开煤气;
1970,三岛由纪夫,切腹;
1972,川端康成,口含煤气管;
1989,海子,卧轨;

……

“死亡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

——希薇亚•普拉斯

埃德加•德加,《苦艾酒馆》,1876

埃德加•德加,《苦艾酒馆》,1876

抑郁与创造力

早在1987年,爱荷华大学的南希•安德烈亚松(Nancy C. Andreason)就调查了30名创造性的作家和30名作为对照的普通人,发现80%的作家都经受过精神疾病,特别是双相情感障碍和重度抑郁的困扰,而只有30%的正常人有此经历。1995年,肯塔基大学的阿诺德•路德维格(Arnold M. Ludwig)发表了一项涵盖1004个人的生平资料的研究。这些人是20世纪的佼佼者,来自艺术、科学、政治,商业、军事等各个行业。统计发现,他们患有心理疾患的比例显著高于正常人,如酗酒、吸毒、抑郁、焦虑、自杀等等。仅抑郁症一项,就纠缠过50%的艺术家,46%的作曲家和47%的小说家。这一比例在诗人中高达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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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者从情境的角度探讨忧郁与创造的关系。哈佛大学莫杜配•阿基诺拉(Modupe Akinola)等人的一项研究,首先测量了参与者唾液样本中的脱氢表雄酮(DHEA)含量。这种由肾上腺分泌的甾体激素,在人体内含量越低,人就越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接着,参与者随机分为三组,做一个模拟面试的自我介绍,施测人员分别给予赞许、否定或不做评价,引发参与者的积极、消极或中性情绪。最后,参与者创作一幅艺术拼贴画,由当地的一些艺术家来评判其创造性。研究发现,被否定而引发消极情绪的参与者的作品,比积极情绪的更富有创造性。而且,他们之中体内DHEA含量越低,引发的负面情绪就更加强烈,表现的创造性也更高。

G•F•瓦茨,《希望》,1886

G•F•瓦茨,《希望》,1886

针锋相对的观点

但故事并不仅仅是“消极情绪促进创造力”这么简单,还有不少研究针锋相对,反而支持积极情绪更能促进创造力。毕竟抑郁通常让人情绪低落,兴趣减弱,活动降低,这样的状态恐怕并不适合创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凯•贾米森(Kay R. Jamison)就认为,是双相情感障碍,而不是单纯的抑郁,能够诱发高创造力。(她本人也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她将包括梵高、拜伦在内的众多艺术家生平的情绪状态与他们的创作产量对比,发现当情绪转变时,例如从抑郁转为正常,或是从正常转入躁狂阶段,常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例如,德国作曲家舒曼在躁狂阶段写下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可在抑郁发作期间却沉寂无声。

“疯狂,败坏和危险分子。”

——卡洛琳•兰姆对拜伦的评价

一些实验室研究同样证实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更能促进创造力。马里兰巴尔的摩大学的埃里森•艾森(Alice M. Isen)等人,发现一些促进积极情绪的手段,比如让参与者观看一段喜剧短片,或赠送一点意想不到的糖果,更能促进他们在创造性测试上的表现。阿姆斯特丹大学马泰斯•巴斯(Matthijs Baas)等人的一项元分析,整合25年关于创造力与情绪的文献,也得出结论,认为积极情绪比消极和中性情绪更能促进创造性活动。(据说,一些网站的领导到处卖萌,就是为了讨得员工欢心,提高他们的创造力。)

2005年,雪城大学保尔•威尔哈根(Paul Verhaeghen)等人的一项研究,调查了99名大学生现在和过去一年的抑郁倾向、创造性的兴趣与行为,以及他们自我反思的倾向。数据显示,当下的抑郁倾向与创造性并无关联,这也从侧面支持了“积极情绪促进创造力”的观点。研究者认为,遭受抑郁困扰的个体更容易自我反省,再进一步促进创造力。也许正是他们对生活抽丝剥茧的思索,给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多素材和灵感。

梵高,《有乌鸦的麦田》,1890

梵高,《有乌鸦的麦田》,1890

消极积极,双管齐下

如何看待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心理学家决定综合两方的证据。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卡斯滕•德勒(Carsten K. W. De Dreu)等人提出的“双通道模型”认为,消极和积极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方式不尽相同。当情绪激活到一定强度后,正面的情绪能让人活跃思维,开阔思路,提高信息的加工速度,从而引发更高的创造力;负面的情绪尽管会让思维的范围和灵活性受限,但可以提高思考的持久性,在任务上坚持更长时间。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雷纳德•弗里德曼(Ronald S. Friedman)等人则认为,不同情绪下,不同的任务设置引发的动机也不同。在娱乐而搞笑的任务中,积极情绪会使人感觉安全,促使人们寻找新奇的刺激,比消极情绪更能提升创造力;在严肃而重要的任务中,人们更关注问题的解决,消极情绪反而在增加创造性上更胜一筹。(在实验中,他们甚至用Comic Sans MS和Arial的字体来强调任务情景的搞笑或严肃。)

此外,样本的选择,怎样定义创造力,怎样诱发情绪,都可能得到不同的实验结果。就拿测量创造力来说,艺术与逻辑思考的创造力,实验室测量的和一生的创造力,能否画上等号,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这似乎仍是一个未解的谜题。创作究竟是愁云密布中的一抹阳光,还是逸兴遄飞时的一次泉涌?抑郁究竟是艺术悲欣交集的馈赠,还是生活哭笑不得的诅咒?

有人说:

“悲伤会永远持续。”

——梵高生前最后一句话

有人说:

“当你工作的时候,你是一把笛子,经由它的心,把时光的呢喃变成音乐。”

——纪伯伦

有人说:

“艺术家就像是个装满情感的容器,这些情感可能来自天空,来自大地,来自一片纸屑,一抹人影,甚至是一张蜘蛛网。”

——毕加索

参考文献:

Andreasen, N. C. (1987). Creativity and mental illness: Prevalence rates in writers and their first-degree relative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4, 1288-1292.

Ludwig, A. M. (1995). The price of greatness: Resolving the creativity and madness controversy. New York: Guilford.

Akinola, M., Mendes W. B. (2008). The Dark Side of Creativity: Biological Vulnerability and Negative Emotions Lead to Greater Artistic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677-1686.

Jamison, K. R. (1993). Touched with fire. New York: Free Press.

Isen, A. M., Daubman, K. A., & Nowicki, G. P. (1987). Positive affect facilitate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1122-1131.

Baas, M., De Dreu,C. K. W., and Nijstad, B. A. (2008). A Meta-Analysis of 25 Years of Mood-Creativity Research: Hedonic Tone, Activation, or Regulatory Focu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6, 779–806.

Verhaeghen, P., Joormann, J., Khan, R.(2005). Why We Sing the Blu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Reflective Rumination, Mood, and Creativity. Emotion, 5, 2, 226–232

De Dreu, C. K. W., Baas,M. and Nijstad, B. A. (2008). Hedonic Tone and Activation Level in the Mood–Creativity Link: Toward a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94, 5, 739–756.

Friedman, R. S., Forster, J., Denzler, M. (2007).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ood and Task Framing on Creative Generation.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9, 2-3, 141-162

 

怎样加入心事鉴定组?

The End

发布于2012-03-21,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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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hium42

地球科学、心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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