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3日，一男一女被谋杀于美国洛杉矶西边的布伦特伍德市（Brentwood）一处公寓，受害者分别是著名橄榄球运动员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的前妻妮可尔•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和男招待罗纳德•戈德曼（Ronald Goldman）。洛杉矶警方到场后，辛普森立刻被怀疑为凶犯，并遭警方传唤。辛普森曾一度驾车逃离加州，在州际公路上狂奔的镜头被电视媒体广泛传播。
辛普森及其前妻。（图：umkc.edu）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两名受害人是情侣关系，案发地点是女受害人居住的公寓，两人均死于非命，颈部、头部有多处刀伤，胳膊上还有抵抗伤。当然，辛普森最终还是被缉拿归案，并于1995年1月24日出庭受审。
检方的“铁证如山”与“梦幻律师团”
在检方看来，他们是胜券在握的，用主诉检察官玛西亚•克拉克（Marcia Clark）的话说，本案可谓是“铁证如山”。这并非夸张，本案中无论是证据数量，还是证据的可信程度，在检方看来，都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检方手中的证据颇多，而他们在审判的最初，就两次公布了手中的证据。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些证据确实非常有说服力，其中甚至还包括DNA证据：
- 911接线员的证词：证明案发之前不久，辛普森曾骚扰过前妻及其男友。
- 从现场起获的血迹：在犯罪现场的后门发现了一处血迹，血迹在门上，四周相当干净。检方称这个血迹保留的比较完整，与被告人辛普森的血液亚型相同，此外还有多处血迹的DNA与被告人的吻合。而在辛普森的野马跑车上，也发现了大量血迹。
- 辛普森卧室床下的袜子：在这个袜子上约有20处血迹，DNA与辛普森相同。
- 血鞋印：现场的一枚足迹为12号，与辛普森穿过的一双鞋的类型相同。
- 血手套：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只手套，另外一只则在辛普森家附近的路边找到，上面满是血迹——恰好是两位受害人与辛普森三者的血液的混合物，而辛普森的左手中指上有一个新鲜的划伤，能解释现场为何会留有他的血液。
- 毛发与衣服纤维：警方在现场的一个毡帽中发现了辛普森的毛发，以及他野马跑车地毯的纤维。
现场发现的血手套。（图：AP）
在检方公布证据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辛普森这次肯定难逃一劫。不过辛普森也并非坐以待毙，他斥巨资聘请了号称“梦之队”的9人律师团队，其中除几位大学法学教授外，还有两位专门研究DNA法证学的专家。律师团认为，辛普森受到了警方的陷害，而DNA证据则因为他们“草率的内部程序”而遭到污染。
现场是否被污染？
在辩护中，辩方首先对洛杉矶警察局的取证规范进行了质疑：案发后，犯罪现场没能有效封闭，大批媒体到场，会不会破坏现场？一张照片显示，有一只未戴手套的手拿着装有被害人眼镜、血迹斑斑的信封，这样难道不会污染证据吗？最糟糕的是，警方取到的一个血迹样本，曾被放在塑料袋中，这样完全可能导致细菌滋生而干扰测试。
犯罪现场的血迹。（图：courtTV）
另外，洛杉矶验尸官属下的实习调查员安德里亚•马佐拉（Andrea Mazzola）也遭到了辩方的质疑：当时她取证工作非常潦草，例如，有照片显示，她曾将手随意放在一个现场足印上休息，用镊子取地上的血迹时手也很脏，这些都可能导致证据被污染。
袜子和手套上的血迹由何而来？
在本案中，辩护律师最大的挑战应属DNA证据本身，检方手中有多达45处的血迹样本，在3个实验室用不同方法分析后，都指向被告人辛普森，仅仅质疑取证不规范，并不足以否定其效力。
在法庭中，检方请来了多位DNA专家出庭作证，这些专家坚称，DNA比对的结果准确无误。但辩方律师却一一指出了他们的漏洞：例如，辩方认为Cellmark实验室曾在1988、1989年两次复核中被查出有检验错误；一位专家则承认自己曾在检测不同血样时忘记更换手套，甚至还曾把其中一个试管中的血液溅在手套上——律师立即指出，这完全可能导致血液样本之间交叉污染，得出错误的结论。
最戏剧性的莫过于对检方的王牌证据——血手套和袜子的质证了。应检方要求，辛普森当庭进行了试戴手套的模拟实验。结果全世界都通过电视看到了：辛普森怎么使劲也戴不进去。而对于那双袜子，辩方的专家证人，知名法证专家李昌钰博士则认为，由于袜子上并未沾上其他来自现场的物质，所以血渍很可能是事后伪造的。
辛普森在现场试戴手套。（图：AP）
在庭审中，辩方传召了当时在贝克中心（Parker Center，LAPD总部）给辛普森采血取证的男护士塔诺•帕瑞提斯（Thano Peratis），结合当时的采样单，询问他当时一共抽了辛普森多少血液？帕瑞提斯肯定的回答：“是8毫升”。而根据检方的记录推算，几次DNA检测所消耗掉的血液，加起来只有6.5毫升。辩方追问道，那么，还有1.5毫升血液，跑到哪去了呢？检方推测说，呃，可能帕瑞提斯当时也就随便估计了下，并不是真的抽足了8毫升。这种解释显然不够有力。舒克认为，这1.5毫升血液，也许就被某人用于伪造证据了，这才有了犯罪现场找到的血迹和那双带血的手套。
为了强化这个观点，辩方还指出，在犯罪现场发现的一处血迹中，也被检出微量的EDTA成分。这种成分是一种防止血液变质的保护剂，只会出现在采集的试管中，而不可能出现在现场的新鲜血液中。
福尔曼的证词是否可信？
法庭上的另一个焦点，集中在洛杉矶警局的警探马克•福尔曼（Mark Fuhrman）身上，正是他在现场发现了的血迹和手套。但讯问的重点却并非案情，而是“你有种族倾向吗？你曾用过“nig*er”这个词吗？”福尔曼断然予以否认。但辩方随后却拿出了一盘10年前拍摄的录像带并当庭播放：在那个访谈片段中，福尔曼一连说了41次“nig*er”，法庭顿时一片哗然。别忘了，12名陪审员中有9名正是非洲裔。律师则顺势抛出一个惊人的假设：杀死两名被害人的凶犯另有其人，而福尔曼出于种族歧视，企图陷害无辜的被告人辛普森。
案件的主审法官伊藤。（图：newsramble）
在这个问题上，伊藤法官（Lance Ito）指示陪审团：“如果证人有意就某个证词的实质部分加以隐瞒，那么他证词的其他部分就无法让人相信。”也就是说，本案的两大关键证据：血手套和袜子，都是由福尔曼发现的，所以陪审团可以拒绝采信他在这两点上的证词。
合理的怀疑？
在美国的刑事案件中，证据的审查标准在于是否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在本案中，由于受害者曾与毒品有染，所以辩方根据上述的理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怀疑：毒品贩子杀害了被害人，福尔曼则利用血样送检前的几个小时，偷偷的用这1.5毫升被告人的血样伪造了证据，从而嫁祸被告人辛普森。对此，检方虽然无比愤慨，却也无力将其彻底排除。有媒体戏言，这场对辛普森的审判，被告人似乎却变成了福尔曼。
在本案辩护律师亚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的书中，他这样推测当时陪审团的心理：1.他们相信警察在取证过程中有所欺瞒；2.警方很可能将血液涂抹在了现场；3.手套和袜子很可能是福尔曼伪造的。因此，陪审团认为警方有可能在刻意构陷一名罪犯，所以他们拒绝对辛普森定罪。
辛普森登上时代周刊。（图：Wiki）
1995年10月3日，全美国都在紧张的等待在电视机前。据悉，在裁决最终公布这半小时内，长途电话数下降了58%，人们甚至推迟了洗澡时间——全国居民用水量有所下降。在裁决公布前15分钟，匹萨连锁店的外卖的生意巨增，而在判决公布的5分钟时间里，全美甚至都没有下一个匹萨订单。
终于，陪审团宣布了一致决定：辛普森无罪。这场耗时9个月、产生了5万页庭审记录的世纪大审判，总算是落幕了。
辛普森被立即释放，但在不久后的民事诉讼中却被判败诉，必须向两位死者的家属赔偿共三千多万美元。这是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法庭采取的是优势证据标准，即证据更有说服力的一方胜出，这与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则不同。
2007年，尽管被害人家属一致反对，辛普森还是出版了一本小说，《假如我真的做了》（If I Did It），详细描述了如果自己真是凶犯，当初是如何如何作案的。当然，辛普森的律师特别强调了一句：“本文纯属虚构。”（purely hypothetical）
了解更多：
| [1] | 《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件批判美国司法体系，亚伦•德肖维茨 著，高忠义、侯荷婷 译，法律出版社 |
| [2] | The Trial of O. J. Simpson: The Incriminating Evidence |
| [3] | TruTV-O. J. SIMP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