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检出量并未超国标

从该报告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凡是中国有标准的农药种类，其残留量均未超标。公众也会注意到，表格中的相当部分农药，并没有国内的限量标准。相信这个时候很多人会问，中国的标准哪里去了？不得不承认，由于这些农药在国内的毒理学研究较少，故其标准尚未确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用欧盟标准代替中国标准？

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而是请大家看一组美国联邦农业服务局（FAS）全球农产品农药残留限量数据库[注]提供的数据：棉籽中三氯杀螨醇的限值，美、欧、澳、日和南非都是0.1 毫克/千克，巴西的要求则为更严格的0.01 毫克/千克，但中、印、加并没有相关标准；而玉米中的灭多威，日本的标准（0.02 毫克/千克）比美、澳严格（0.1 毫克/千克），但中、欧、加、印等国则没有标准。相信大家看了这些数据，就应该有所了解——由于人种、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世界各国的农残标准是不同的。而且，发达国家可以有不甚严格的标准，甚至没有标准，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有苛刻的标准存在。总之，农残标准并不是越严格越好，而是适应所在国家的实际状况就好。所以，报告中提到5种农药超过欧盟标准也就变得毫无意义。顺便说一句，该组织的报告引用了一篇农药毒理学的论文，而这5种超标农药恰恰是该文献中认为对人体危害相对不大的农药[2]。

或许正是因为“超标”浓度不足以“惊人”，危害也不大，所以该组织只好拿一些毒性相对较大、但含量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的检出农药吓唬人。比如，强调检出了已经被禁用了的三氯杀螨醇和硫丹。不过，仔细读一下报告就会发现，这些农药的检出量不仅都在国家标准之内，而且都非常低。例如，有一个样品被检出硫丹的浓度为0.01 毫克/千克，而中国和欧盟的标准分别达到了20和30 毫克/千克[1]（注意，欧盟比中国的限量还大），这种相差3个数量级的数据，怎么能说明硫丹对国人危害大？同样，报告中提到毒性很大的灭多威、三氯杀螨醇和氧乐果也都低于环境标准[1]。

禁用农药因何会被检出？

既然报道中提及的三氯杀螨醇和硫丹都是禁用农药，那么禁用农药又为什么会被检出呢，这是否意味着它们被违规使用了？

该组织报告中提到，三氯杀螨醇和硫丹都属于禁止用于茶树的农药。不过，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这两类农药本身就是难于降解的，释放到环境中的这两类农药总量降解一半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而要想全部降解，可能需要几十甚至几百年，所以环境中的残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大家所熟知的DDT，尽管已经禁用了三四十年，但在南极企鹅体内[3]和北极因纽特人的母乳中[4]依然可以检测到该物质的存在。2002年在太湖的研究显示，大气中相对高浓度的三氯杀螨醇和硫丹主要来自于我国南方地区（含华南和福建等地），说明这两种农药在南方都曾广泛使用过[5]；全国的土壤调查研究也发现，我国土壤中硫丹残留量的最高值出现在浙江和福建（这里恰好也是主要产茶区），达到19纳克/克土壤干重[6]。这些农药在南方高温环境下很容易挥发到大气中，而且，植物叶片表面具有一层疏水的蜡质层，这一层蜡质可以直接吸附大气中的农药[9]。所以，即使这些农药已经停止使用了，在茶叶中检出其存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也有人说，茶叶一般都是新叶，因此理论上茶叶应该很清洁，但这个观点我不赞同。树木产生新叶后，因为其蜡质上并不含有污染物，所以这个时候的叶片具有最大的吸附能力和最高的吸附速度，通常新叶萌发之后的前一两周其吸附的大气有机污染物的量就可以达到其吸附最大容量的40%[7]。所以，茶叶中含有农药并不是奇怪的事情，只要环境中有，茶叶中就会有。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种农药的检出量很低，恰恰可以说明茶叶中的农药并非直接施用的结果。

尽管我国有长期的农药使用史，部分农药的环境浓度也较世界其他地区更高，但依然处于痕量水平，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尚不足以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在此我想再多说一句，相比较而言，现在我国集中爆发的重金属污染事件危害更大，我国土壤和农作物中重金属超标的情况也屡有报道。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多关注重金属残留的问题，而不是纠结在农药残留上，这或许才是对自己健康更为负责任的做法。

顺带吐槽：

通过该机构发布的报道，我不能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检出到了三氯杀螨醇。三氯杀螨醇的主要成分是o,p’-DDT [9]。后面三个字母是不是看着特别眼熟？没错，就是环保人士常挂嘴边的《寂静的春天》里说的滴滴涕（DDT）。只不过，《寂静的春天》成书那个年代作为农药使用的DDT是工业DDT（technical DDT），其主要成分是p,p’-DDT。因为p,p’-DDT难于降解，且具有长距离传输的能力，能够蓄积在动物体内[10]，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被世界主要国家禁用（印度九十年代才禁用）。而其替代品就是三氯杀螨醇，因为o,p’-DDT相对容易降解。三氯杀螨醇直到2009年才正式进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禁用名单。但是，报告中三氯杀螨醇标注的是“p,p”，这显示报告编写者可能不了解工业DDT和三氯杀螨醇的区别，其浓度值让我觉得很困惑。

更多相关讨论，请看果壳问答： 茶叶中检出禁用农药残留，等于种植过程中使用了禁用农药吗？

[注]	美国联邦农业服务局全球农产品农药残留限量数据库

参考资料：

[1]	(1, 2, 3) 绿色和平组织. 绿色和平2012年“立顿”茶叶农药调查报告

[2]	Orton F., Rosivatz E., Scholze M., et al. Widely Used Pesticides with Previously Unknown Endocrine Activity Revealed as in Vitro Antiandrog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2011, 119(6): 794-800.

[3]	Geisz H.N., Dickhut R.M., Cochran M.A., et al. Melting Glaciers: A Probable Source of DDT to the Antarctic Marine Ecosystem.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8, 42 (11): 3958-3962.

[4]	Dewailly E., Ayotte P., Laliberte C., et al.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PCB) and dichlorodiphenyl dichloroethylene (DDE) concentrations in the breast milk of women in Quebec.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6, 86(9): 1241-1246.

[5]	Qiu X., Zhu T., Li J., et al.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in the air around the Taihu Lake,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4, 38 (5): 1368-1374.

[6]	Jia H., Liu L., Sun Y., et al. Monitoring and Modeling Endosulfan in Chinese Surface Soil.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44 (24): 9279-9284.

[7]	Moeckel C, Nizzetto L, Strandberg B, et al. Air-Boreal Forest Transfer and Processing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9, 43(14): 5282-5289.

[8]	Moeckel C, Thomas G O, Barber J L, et al. Uptake anxd storage of PCBs by plant cuticle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8, 42(1): 100-105.

[9]	(1, 2) Qiu X., Zhu T., Yao B., et al. Contribution of Dicofol to the Current DDT Pollution in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 39(12): 4385-4390.

[10]	Ratcliffe D.A. Decrease in eggshell weight in certain birds of prey. Nature, 1967, 215 (5097): 20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