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地球确实在变暖吗？——是的。

第一种说法是地球并没有变暖。更精确的说法是“可能最难以忽视的真相就是，全球至少 10 年都没有变暖了。”

这里这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让人晕头转向。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气温测量的真实记录，大家就会明白了。下图显示了从 1880 年到 2011 年，来自 3 个不同来源的世界气温平均值。不需要任何复杂的统计分析就能看出，气温是在上升，而且在过去 10 年里的气温，都高过从前的任意一个 10 年。

纵坐标：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单位：摄氏度［℃］）

确定气温变化趋势的棘手之处在于，历史气温序列数据变化很大，这一点在图上也能看出来。短期扰动的存在，使得我们必须看清长期趋势。可以用股市来打个比方：假设有一位分析师说，因为过去 10 年的股价是下跌的（这倒是真的），所以就不存在（长期价格）上涨的趋势。果不出所料，检验一下长期数据就立马可以知道，这种说法是错的。所以说，过去 10 年的气温和股市数据，都不能代表长期趋势。

2. 人类的影响是气候暖化最重要的因素吗？——是的。

第二个话题是暖化小于预期，常见的说法是：

过去 10 年，气候暖化变缓——这倒是事实，自从 22 年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预测以来，全球气候暖化程度确实减缓了。这就说明，用来计算增加的 CO₂ 排放量对暖化程度的影响的计算机模型存在极度的夸大。

检验气候模型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模型在模拟预测历史趋势时表现如何？ 统计学家始终在提出这样的质疑。标准的检验方法是做一个实验，建模者首先将 CO₂ 浓度和其他气候影响因素输入建好的模型，并且预估最后得到的气温变化途径（情景1）。然后，建模者再计算在虚拟的条件下的输出结果，也就是说，假设所有变化都源自自然因素，如太阳和火山活动的影响，而非人类导致的变化（情景2）。最后，把实际温度增加与情景 1 预测结果（考虑全部因素的模型），和情景 2 预测数据（只考虑自然因素的模型）进行比较。

运用气候变化模型实施的这类实验已经很多了。IPCC 第 4 次评估报告中所描述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多位建模者都测试了上述的情景 1 和情景 2——即一次考虑人类活动影响，一次只考虑自然因素。这一试验显示，只有在考虑了人类的影响之后，气候模型的预测才能与实际的温度记录吻合。两次计算之间的分歧，在 1980 年之后尤其明显。在 2005 年，仅计算自然因素的数值，比实际温度升高量低了 0.7 ℃；而考虑人类影响之后的计算结果与实际温度趋势非常吻合。

在审查了结果之后，IPCC 报告的结论是：“没有一种气候模型，能做到仅用自然力量［即自然暖化因素］来解释 20 世纪下半叶的全球暖化趋势。”

3. 二氧化碳（ CO₂ ）是一种污染物吗？——在特定情况下，是的。

16 位科学家还攻击了认为 CO₂ 是污染物的想法。他们写道： “实际上 CO₂ 并不是一种污染物。” 他们的意思可能是指，在可预见的浓度范围内， CO₂ 本身对于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是无毒的，而且更高的 CO₂ 反而还有好处。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法律所规定的污染概念，也不符合标准经济学的定义。美国清洁空气法案把空气污染物定义为 “任何一种能够污染空气的制剂，或者多种此类制剂的混合物，包括任何物理性的、化学性的、生物性的、放射性的……被排放到或者以其他方式进入大气的物质。” 2007 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相关案件作出的判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二氧化碳（CO₂ ）、甲烷（CH₄ ）、一氧化二氮（N₂O ），以及氢氟碳化物（HFCs），都毫无疑问属于 ‘物理性［及］化学性的……被排放入大气中的物质。’……是非常符合清洁空气法案中 ‘大气污染物’ 的广义定义的温室气体。”

在经济学中，污染物是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的一种形式——一种能够对无辜的局外人造成损害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问题在于 CO₂ 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到底会不会对于当下和未来造成净损失。有关这一问题，已有过详尽的研究。最近一次彻底的调查由该领域领先的学者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实施，他发现了大范围的损害，是当暖化超过 2 ℃ 时尤甚。人们关注的主要领域，是海平面上升、更强劲的飓风、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消失、海洋酸化，以及对全球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威胁等。

简而言之， CO₂ 不是污染物的论调只是夸大其词的手法，既得不到美国法律的支持，也不能为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所认同。

4. 持怀疑论的气候科学家遭到了恐怖镇压吗？——没有。

16 位科学家的第 4 个论点，是持怀疑论的气候科学家受到了恐怖的压制，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都遭到威胁。他们写道：

“公然表示异议的科学家与日俱增，还有许多年轻科学家在暗地里说他们对于全球暖化之说虽然心存疑虑，却不敢公之于众，否则将威胁自己的前途——甚至可能还有更惨重的遭遇……”

这不是科学发展的正道，我们也不是没有见识过这种歪风邪气——例如，苏联的李森科把持生物学的恐怖年代。基因理论被李森科诬蔑为资产阶级的骗局，敢于公开认同基因理论的苏联科学家都会丢掉工作，其中许多人被投入劳改营，甚至有人被判处死刑。

当然应该避免人云亦云，不过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实在是过火至极。先来讲一点关于李森科的史实吧。他领导着一个团体，他们否认标准的基因理论，相信生物后天获得的性状可以遗传给后代。他利用苏联因为渴望农业增产而对于遗传的迷信，以及斯大林的宠信来为自己的理论招徕门徒。在他的影响下，基因学说被正式宣判为伪科学。在他控制了苏联生物学之后，基因研究遭到禁止，成千上万的遗传学家被开除。许多遗传学科带头人被发配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劳改营，甚至被毒杀或枪杀。斯大林死后他的势力开始消退，但是苏联生物学界却仍然需要耗费相当时日，才能消除李森科主义带来的恶果。

将持怀疑论的气候学家的境遇比作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遗传学者，这种观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在美国不存在政治的或科学的独裁统治。也不曾有气候学家从美国科学院开除。更不曾有怀疑论者被逮捕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或者其他什么营去。实际上你们都可以看到，提出异议的作者们都来自世界著名的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洛克菲勒大学、剑桥大学和巴黎大学。

我以亲身经历作证，气候变化政策这个领域里，争论是很活跃的。许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科学和经济学细节上存在着争议。尽管有人声称怀疑论的论文得不到发表，但其实每个人都能用论文草稿和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事实与 16 位科学家所声称的正相反：科学界鼓励异议的声音和新兴理论，因为这对于保持研究工作的敏锐性非常重要。认为气候科学和经济学遭受到了当代李森科主义的压制，这种说法纯属虚构。

5. 主流气候科学家主张全球暖化，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吗？——不是的。

第 5 个观点是主流的气候学家从宣扬气候变化中牟利： 为什么那么起劲地鼓吹全球暖化……？ 有几条理由，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古老的话题 “对谁有利（原文为拉丁文 cui bono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 “一切向钱看。”

在气候问题上危言耸听，可以为许多人牟利，可以为学术研究搞来政府资助，也是官僚机构扩张的好理由。夸大气候危害，更能为政府增税提供口实，为懂得操弄政治体制的商业机构提供源自纳税人的政府补贴，为口口声声要拯救地球的慈善基金提供吸引大笔捐赠的说辞。

这一观点在科学史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毫无任何根据。这里他们暗示有人运用类似麦迪逊大道（美国广告业中心）的手段，把全球暖化的标准理论收集起来，用以向国家科学基金（NSF）之类的政府机构募集资助。然而，早在 1896 年，斯凡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瑞典化学家）就首次精确地计算出了 CO₂ 浓度增加对地球表面温度的影响，这比国家科学基金的设立还早出 50 多年。

怀疑论者的观点还误解了学术研究的奖励机制。IPCC 的作者没有报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专家组工作的科学家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并没有金钱上的回报，况且还要受到严格的利益冲突审查。学术地位的提升主要来自发表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于学术进步作出的贡献，而非支持 “流行” 观点。事实上，学者们往往因为其观点与当下的政治说教或宗教教义相冲突，而面临严酷的政治攻击。当今的经济学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就因为鼓吹运用 “财政刺激” ，来促使经济由深度衰退中复苏而饱受抨击；在生物学中，演化生物学家更是由于根据科学发现而坚信地球有数十亿年的寿命，而不是（圣经所说的）数千年而被指为无神论者。

实际上，指责学术界唯利是图的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法。气候变化论战中真正的大笔金钱，来自那些担心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会危害自身经济利益的公司、行业以及个人。攻击全球暖化科学研究的言论令人想起当年烟草公司抵毁吸烟危害的科学发现，这可是有据可查的。1953 年开始，最大的几家烟草公司发动了一场公关战役，企图说服公众和政府，吸烟危害健康的说法没有可信的科学依据。其中，最阴险狡诈的一招，就是让一批研究者站出来为烟草业背书。这一手段被一位烟草公司高管形象地描述为： “我们必须制造怀疑，因为这是对抗大众心目中的所谓 ‘事实真相’ 的最佳手段。这也是引起争论的手段。“

气候科学遭到如此扭曲，最令人担忧之处在于此事的赌注实在太大了——比让烟草工业倒闭的经济危害远远大得多。美国现今的烟草销售额不超过 1000 亿美元。相较之下，在能源商品及服务上的花销则接近 1 万亿美元。如果要通过限制 CO₂ 排放量来使全球平均气温度上升曲线由现在的趋势下降 2 - 3 ℃，将对许多行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科学家、公众以及领导人，都必须高度警惕怀疑论贩卖者在科研过程中释放的干扰。

6. 更多的 CO₂ 和更加暖和的气候，真的利大于弊吗？——不是的。

最后一个论点涉及经济学分析。16 位科学家引用了我的研究结果，声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延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是不经济的：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最近对大量不同政策进行了一次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今后 50 年以上的时间里，不要让温室气体控制阻碍经济发展，才是性价比最高的策略。这对欠发达世界特别有益，他们渴望分享发达国家如今正享受着的物质丰裕，健康良好和寿命延长。其余很多策略将带来负面的回报。况且更多的 CO₂ 和稍许温暖一些的气候，很有可能在总体上对地球是有益的。

好，在这里用不着我再去重构气候学家预测的过程，也用不着分析苏联遗传学家受到的迫害了。他们的声明引用的是我的研究成果。但是他们这种怀疑论的总结，只能是出于劣质的归纳和错误的理解。

第一个问题是对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的错误。作者们引用了 “性价比” 作为立论的依据。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和企业经济学告诉我们，在选择投资方向或政策时，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在这种时候，应该用纯收益来作为决策工具（也就是计算成本与收益之差，而不是其比值）。

为了说明这一点，来看一个投资减缓气候变化的例子。假设我们在考虑两种政策。政策 A 为少量投资于减少 CO₂ 排放。成本相对较小（假设是 10 亿美元），但获利巨大（假设是 100 亿美元），那么纯收益就是 90 亿美元。再来与一项更高效、但是投资更大的政策 B 比较。第二种成本较高（假设是 100 亿美元），但是收益更高（假设是 500 亿美元），那么纯收益就是 400 亿美元。因此，政策 B 更好，因为纯收益更高，但政策 A 的成本效益比更高（A 是 10 倍，B 是 5 倍）。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设计最有效的政策时，要用收益减去成本，而不是用收益除以成本。

这也引出第二个问题，即作者们根据我的研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的研究表明，现在就采取行动，其纯收益远远大于干等 50 年再说。我的论文《一个平衡问题》（2008 年）中预测，50 年以后再开始着手减少 CO₂ 排放量的成本，按照 2005 年价值计是 2.3 万亿美元。如果按照今日的价值计算，等待 50 年的损失是 4.1 万亿美元。有些战争所耗费的金钱都少于这个数字。

有许多经济学研究都表明，现在就开始减少 CO₂ 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比等待半个世纪再减排，经济效益更高，我的研究只是其中之一。袖手等待不仅在经济上成本巨大，在最终发生转变时也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目前的经济研究还提出，最有效的政策是大幅提高 CO₂ 排放的成本（实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或是实行碳排放税都可以），以恰当的激励企业和家庭将日常行为低碳化。

有人可能会说，这里现在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应该等到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搞清楚之后再行动。没错，确实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拖延行动。实际上，以我多年研究该课题的经验，我认为随着研究者的逐步深入，会有更多的谜题和更大的不确定因素被发现。格陵兰和南极洲西部大冰原的命运始终存在巨大的疑问；巨量冰冻甲烷沉积物的融化；北大西洋环流模式的改变；暖化加速失控的潜在可能性；海洋碳化与酸化的后果等等等等。更何况，现有的经济模式难以用可靠的方式应对这些重大的地球物理学变化及其后果。今天所要实施的政策，旨在对冲任何未来可能出现并威胁人类的经济和环境的突变。所以说，如果要考虑不确定因素，更应该选用强有力的政策，而不是较弱的，来减缓气候变化——而且要更早施行，而不是更晚。

科学家 16 人组认为应该避免为气候变化而恐慌。我认为，那些宣称如果采取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就会遭遇经济灾难的人，才是在危言耸听。认为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和碳排放税将毁灭或危害人类社会的说法，都经不起严肃的经济学分析。在抱着热忱的感情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头脑冷静。同时必须敬畏逻辑的合理性，并且尊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