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常被称作一种“通用语言”。然而，对待科学与科学家的态度到底有多“通用”呢？《自然》和《科学美国人》打算搞清楚世界不同地区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其意见有什么不同。基于网络对《科学美国人》及其18个国家翻译版本的超过2.1万名读者进行的调查揭示，虽然这些科学爱好者们阅读的是同样的出版物，他们对科学的观念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人们在一些热门问题上仍旧存在分歧。

东亚与其它地区之间的差异最显著。举例来说，在日本和中国，分别有高达35%和49%的调查对象觉得，演化论对地球物种多样性的解释上有“可疑之处”。反之，世界其他地区持此意见者只有10%左右。同时，日本和中国的回访者也不像其他调查对象那般认同宇宙起源的科学解释。并且，近乎三分之一受过科学教育的中国人认为科学家不应当参与政治，相比之下，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相同意见的人数只占约10%。

这些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而且调查并不严格，此项调查在调查对象所属国家的取样上不均衡，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调查人数高达数千，日本则为1195人，中国仅有269人。调查并不是必须的，所以一定范围内的读者可能忽视了问卷的存在。而且，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文化上的不同也对相同问题的答案产生了影响。不过，对于那些相信获取了科学信息的公众必定和科学家抱持相同观点的人来说，这些结果还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不少结果契合对于具备科学素养人群的期待。世界范围内的调查回复者都认同科学家比起其他公众人物更加可靠，针对科学的投资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动物研究亦应得到许可。引人注目的是，每个国家中都有很一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在过去一年间，虽然联合国气候小组争论纷纷，气象研究者的电子邮件内容泄露，他们仍然进一步确信人类活动改变了全球气候。而且一些地区之间的认识差异与以往的报告也相差无几，比方说，欧洲人提防转基因作物，而德国人想要逐步淘汰核能。

但是，如何解释日本和中国存在的对演化论及大爆炸理论的怀疑呢？基督教的神创论在这些国家并不流行，不过，作为对《自然》杂志后续问题的回应，一些科学家指出类似神道教和佛教的亚洲哲学体系对于生命的起源有独到的解读。

日本三岛国立基因研究所的群体遗传学家斋藤成也（Naruya Saitou）表示，这些显而易见的疑虑来自于一种对于自然界复杂性的认识。他认为这同样能够解释在日本存在的其他趋势：在科学家群体中，系统生物学是一种相对不那么吃得开的研究道路，因为“生命过于复杂，无法简化为一个公式”，而工程学和机器人学科则是热门领域，因为它们“全部都是可控的事物”，转基因生物学则令人避之不及，因为“人们不愿操控自然界的巨大复杂性”。

京都大学公众科学意识方面的研究者加藤和人（Kazuto Kato）说，这种矛盾也反映在东亚地区对于知识局限性更为宽泛的评价上。他说，在问及演化论问题时使用的措词可能起了一些作用，当调查对象被问到对于演化理论的解释力是否存在“任何疑问”，或者是否“全部证据”都可支持演化论时，也许他们做出了保守的回应。“许多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会说，总有存疑之处，”加藤补充说，“这并不表示他们相信神创论。”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武夷山认为，演化论问题很可能同样触发了中国被调查者的一种天然、合理的怀疑态度：“作为一名科学家，要对任何事物都保持怀疑，”他说道，指出即使在物理学家的圈子里也对宇宙起源有所争论。“人们总是猜测怎样的答案才是调查者想要知道的。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疑虑，就仿佛在说明自己的思想不够开通。”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科学沟通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Dietram Scheufele认为，由于其国家中存在的政策之争，西方的被调查者在支持科学和科学家方面没有这样模棱两可。“特别是在美国，两分法主导着政治问题，就像是运动比赛中的两军对垒。在讨论气候变化、干细胞及其它问题时，明显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看法，”他说，“这对明辨事理不利。”

在演化论问题上，与之前调查的对比就凸显了美国人的两分法。曾有一份具备代表性的公众调查充分地显示出，仅有26%的美国人相信演化论能够解释地球生物多样性，然而，《科学美国人》接受调查的读者中有87%认为“所有的证据都能支持演化论”。

“一份一般性的调查问卷可不会接触到这次参加调查的这类人，”Scheufele说道。

武夷山觉得，语言上的微妙差别很可能也对调查结果产生了影响。中国的被调查者认为科学家“应当在与科学有关的政策上能够自由发言”，并且“应当加入到公共辩论中来”，这种意见所占比率与西方的调查对象一致，而且他们甚至更加认同“科学家知晓什么才是对公众有益的”这一观点。但是，占到较高比例的29%的人强烈地感觉到“科学家应该远离政治”。

此外，武夷山认为，来自中国的269名调查对象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对于一个13亿人的国家，这太微不足道了。极少数人态度的转变就能引起调查结果的变化。”美国的被调查者——3亿人口中的4779人——在年龄和专业上各有不同，包括许多社会科学家，然而，中国调查对象的年龄中间值为年轻的35岁，而且严重地偏向自然科学家。

不过，Scheufele 说，尽管调查远称不上科学，它仍旧包含了一些有趣的线索——即使是在被调查者不能代表大众的中国。“我们能够说的是，有那么一批年轻而受过教育的人强烈地认为科学需要对政治和日常生活产生某种影响。这些年轻人群认为科学将会驱动政策，而不是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