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的夏天不太热，不过前后间隔 10 天，科技界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中一件，是 6 月 27 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给出的一串统计数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 2011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时，审计长指出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至 2011 年底，8 个重大专项有 93% 的应验收课题未完成验收；有 2 个专项的 134 个 “十一五” 课题尚未验收，又被批准或推荐为 “十二五” 滚动支持课题，不符合滚动课题在已验收课题中择优确定的要求；抽查 84 个课题的 2401 项（篇）成果中，有582项是用其他科研课题的成果充抵的。

另一件，则是刚刚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这次大会云集了政治局 9 大常委，按照新华社的 “口径”， “这是我国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是科技界的一大盛事。大会做出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决定，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则是 “科技体制改革” 这一改革话语。

这不由让人想起了 6 年前，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同样是盛况空前。那次同样是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科技大会，同样是制定了一揽子的科技改革措施。

事实上，在 2006 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的几个月内，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一下子颁布了几十项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 的政策或指导意见，从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到研发补贴，从增加人才引进到科技资源共享……单纯从政策扶持而言，可以说，中国支持研发的各项政策已经可以和世界各国相比。

也就是在那次大会上，中央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纲要（2006－2020年）》。累计投入数千亿元的 16 个科技重大专项，正是这个 “中长期科技规划” 的直接产物（其中的 12 个民用领域专项，到 2020 年的总投入为 6500 亿人民币）。

至于 “至 2011 年底，8 个重大专项有 93% 的应验收课题未完成验收”，这一事实虽然有很多其他原因，诸如拨付科研资金到位晚、考核指标不成熟、项目管理过于僵化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的项目没有完成验收，这一点本身就体现出了上一次改革话语体系下制定的政策存在诸多的不完善。

不仅如此，科技界对科研体制中的立项不合理、资金分配不公，以及种种不端行为的集中批评与抱怨，也主要出现在近年来改革话语体系下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在 2006 年全国科技大会后的这 6 年来，科技主管部门一直在科技体制改革这一话语体系下进行着改革的工作：当年修订《科技进步法》时出台的“宽容失败”条款，以及去年科技部提出的让科研经费更加灵活、用于人头的经费更多等举措，都是改革的例子。

然而，何以汇聚全国各路精英制定的科技政策还有如此的不完善，遭到如此多的抱怨？何以一路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还 “改” 得不够，需要中央 9 大常委齐声 “助阵”，再颁布一个《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究其原因，并非是精英们制定的政策不完美，或科研大腕们制定的专项不够美好，而是自上而下的上层建构是否能体现出中国科研的自身规律，这还有待考验。

以科技重大专项为例，其提出的重点突破的目标不可谓不美好，其投入与国际类似项目相比也堪称大手笔。但这种规划出来的中国应该做什么，与科技界自身能够做出来什么的现实，两者是否能完全吻合，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

而新一轮的 “科技体制改革” 的各项政策建构，是否也会遭遇现实土壤中的水土不服，仍未可知。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思考“科技体制改革”应该改什么时，是否要考虑一下，先把自上而下的建构式的集中决策方式改一改，让科技人员和企业更多按照自己的套路出出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