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出的道德心理机制，已不再适应现代世界

在一个小村庄或游牧部族，总之不超过 150 个人的范围内，人能够帮助其他人，也能够伤害其他人，而人的道德观念就是围绕着这两种能力的不平衡发展而来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对自己社交圈里的其他人造成伤害时，自然会心情不好。常识性的道德观念会把责任跟最终结果直接挂钩：我们越是觉得结果是自己造成的，就愈发会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因此，造成伤害会比忘记做好事让人更加难受。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我们制定出了人的几项基本权利，其中就包括不受侵犯的权利，但得到好处的权利并不在此之列。人们通常只会把家人和亲密的熟人也纳入这些基本权利的行使范围。当少数几个人住在一起时，这足以防止我们伤害彼此。但在全球化的社区和全球性武力威胁的时代，个人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已不足以保全人类的安危。

类似的，人类进化出的心理机制中，还有另外 3 点也是从伤害他人很容易、帮助他人很困难这种两者的不平衡中进化而来。这 3 点也同样在过去起到保护作用，而现在却使人类置身于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

1. 易于受伤的特点使人厌恶损失，宁愿保住已有的东西不丢失，也不愿寻求获得类似价值的收益。
2. 人会非常自然的关注眼前，以及最亲密的朋友圈。做决策时很少考虑将来，也很难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人的感受，我们只能对个别跟自己很亲近或者跟自己很类似的人感同身受。鉴于人的公平公正观念仅仅适用于家人和朋友组成的小圈子，我们协同合作的能力是有限的。与此相对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私人圈子以外的社会成员，人们普遍持不信任的态度，会淡化这些人的悲剧，放大他们的罪行。
3.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造成的不良后果，人会觉得有责任，而若是跟很多人一起造成了不好的结果，而且自己的行动不能被单独挑出来说，人的负罪感就会减轻。

案例研究：气候变化和公地悲剧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合作或协调的问题，被称为 “公地悲剧”。这个词原本是用来形容，一群在同一片牧场上放牛的牧民能否做到彼此互相信任，使局面对每个牧民来说，减少自己的放牧时间来避免出现放牧过度，都是合理的做法。如果只有一个牧民减少放牧，其他人继续过度利用草场资源，是实现不了这个平衡的。试想，其他人把省下的资源用光了，这个牧民放弃了自己放牧的权利，也没有获得任何远期利益，减少自己的放牧时间对他来说就是不理智的；只有当他相信有足够多的同伴都会做同样的事情时，减少自己的放牧时间才是合理的。因此，如果牧民之间彼此都不信任对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减少放牧时间，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饿死。

公地悲剧可以作为当前环境问题的一个小规模简化模型，地球的环境问题是由数十亿的污染者造成，其中每一个人都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增加负一部分责，虽然具体数字无法计算。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模型中，涉及的人数越多，悲剧就愈加不可避免，因为参与的人越多，每个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关心和信任也越少。此外，越是在一个大的群体中，就越难查出哪些人是“搭便车者”；人都有搭便车的倾向，喜欢从别人的牺牲中获益，却不愿牺牲自己。还有一点，单个参与者造成的损害很可能变得难以察觉，这会阻碍羞耻心的心理机制发挥作用，从而降低个人的内疚感。

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和环境的破坏还有其他的复杂因素。虽然有大批量的科学工作表明，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气候的变化。但是，人类究竟导致气候变化了多少，关于这个确切规模仍可能存有疑虑：例如，我们的行动是否会使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2 ℃、或是更高达到 4 ℃；这样的气候变化危害又有多大。

此外，偏重眼前的特点使人不太能够充分理解人类行动更严重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在更遥远的未来才会表现出来。我们今天造成的损害大概一直要到本世纪结束时，才会扑过来反咬我们一口；另一方面，就算立马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我们也不会从中受益，我们的下一代也不会。类似的，虽然富裕国家制造的排放量最大，但一般是贫困国家受其害最深（尽管澳大利亚和美国西南部地区也分得了各自该受干旱）。人类有限和狭隘的利他主义没有强大到足以给我们一个理由，为了遥远的后人，或为了远方的同时代人，去放弃自己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鉴于种种心理障碍使人无法主动应对气候变化，要做出有效的改变，就需要通过立法强制执行。然而，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是不太可能提出这种立法的。而且，有效的应对措施必须很强硬，也就不太可能为政治领导人赢得第二个任期。选民能够被说服牺牲自己的舒适和方便，去保护尚未出生的人的利益，或是保护连听都没有听过的动物物种吗？将来民主能从工业利益的强大桎梏中摆脱吗？很可能不行。发达国家拥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和财富，但人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去做点什么。

如果我们依旧认为责任只和最终结果有关，认为不作为的后果比不上实际做了造成的后果，认为与他人共同承担责任个人的责任就会降低或消失，那么，我们将永远解决不了现代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每一个人的行动都造成了结果，其影响难以察觉，但却不可忽略。如果放弃这些观念，富裕发达国家的居民将会意识到，自己对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苦难所负有的责任，要比下意识想的多得多。但如何改变人们的态度呢？

道德的生理提升及可行性论证

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的道德缺陷使人类的政治机构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提升人的道德意识，将使人更好地对待陌生人、后代和其他动物。实现道德提升的方法之一，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已得到实行——道德教育。一些 NGO 组织通过各种宣传活动，鲜明的展示了人类的自私行为给他人造成的问题（他人是指世界上的其他人，以及未来的人），并取得了成功。然而，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

我们对人类生物学知识的掌握，尤其是对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了解，开始使我们能够直接影响人类动机的生物或生理基础，或是通过药物手段，或是经由基因选择或基因工程，抑或是使用影响大脑或者学习过程的外部设备。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克服危害人类安危的道德和心理缺陷。

目前，这类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但也有人从哲学或道德角度提出一些非常有力的反对意见，特别是反对使用生物医学技术来提升道德，也即“道德的生理提升”。实际上，人类所面临的风险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开拓发展每一种可能的道德生理提升技术势在必行——不是要取代传统的道德教育，而是作为它的一个补充。人类真是再也不能错过任何的机会了。我们自己造出的工具，可以终结地球上一切有价值的生命，光是核战争和现存的武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若是人类必须要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只能交给德才兼备的人。

反对 1：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提升道德水平？

核武器已经有了，通往灾难性气候变化的路也已经在上面了，所以或许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提升道德水平了。千百年来，世界上各个地方的社会中都有道德大师出现，比如佛陀、孔子和苏格拉底，就只说 3 个的话；但人类仍然缺乏基本的道德技能，那是确保我们自己的生存不受损害所必须的。至于道德的生理提升，还停留在起步的阶段。

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有关研究只是初具雏形，来不来得及、甚至做不做得出结果，都无法保证。我们这里说的，只是从理论上来说，必要的道德提升是可能的——换句话说，人类并没有会注定会自我毁灭的生理特征或基因特征——我们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来提升道德。

反对 2：该由什么人来开发提升道德水平的技术？

在寻求和落实道德提升之时，我们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开发和选择道德提升技术的，正是需要提升道德的对象。此外，跟所有的科学研究一样，道德生理提升技术也将不能免于被人滥用、误用，甚或是迫于资金或资源缺乏而无果而终。

任何强大技术被人误用的风险都不可小觑。在技术相对原始、人口数量不多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规范通常是依据道德推理，但现在仍然用道德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上个世纪中叶，原子弹的发明让人类社会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技术的不断发展，第一次对整个人类而言，不再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这并不是说，必须因此而停止一切科学上的努力。要知道，提升道德、从而使人可以利用自己新获得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做好事，这 是 可能的。发展科技能增大这一可能性，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能够带来新的道德提升工具，可与传统的道德教育一同运用。

反对 3：自由民主 = 灵丹妙药？

近年来，人们对民主的力量给予了很大的信心。有些人甚至认为，民主会带来一个历史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将使社会和政治达到巅峰，也就不再有发展。那么，不靠道德提升，依据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科学证据进行民主决策，就能使政府采取行动，绕开前路上潜伏的危机吗？

事实上，就目前情况来看，民主似乎更有可能给历史带来另一种意义上的终结：民主无法减轻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前景已然很糟，而自然资源的匮乏加剧会导致战争的几率增加，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类历史走向彻底的终结简直是再合理不过了。

有时也有人表示反对，举出所谓的 “陪审团定理” 作为支撑，认为民主最终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就算选民做出正确决定的可能性只比做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平均高出一点点，比如说 51% 的情况下选正确，那么，只要选民的人数足够多，大部分选民（亦即51％ 的选民）几乎肯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然而，若是上面已经说过的进化偏见——人类的狭隘利他主义和偏重眼前的特点——影响了人们对气候和环境政策的态度，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选民更可能得出错误的决定。这时再考虑陪审团定理，则意味着几乎可以肯定，大多数人会选择错误的政策！我们也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正确的气候和环境政策会始终出现在这皮书那皮书里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强大的商业利益和对大众媒体的管制，要妨碍公众获取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有可能的。

结论：人类现在必须考虑使用技术来改变自己的天性

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许许多多自我毁灭的手段，而人类天生的道德心理机制没有配备阻止这其发生的手段。要从这种困境中逃出生天，就必须提升人类的道德。错误的使用手中的力量会导致巨大的灾难，要避免灾难，就需要把道德动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程度（还要充分了解相关的知识）。更加注重道德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但前面已经说过，这种方法已在过去两千年来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人类对生物学知识的积累，特别是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可以提供额外的道德提升方法（如服用药物或基因工程），或加强道德教育的设备。

道德提升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有风险的——毕竟，研发它的人正是需要使用它的人——但我们认为，人类目前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探讨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了。

人类使用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而人类自身的道德倾向仍然基本维持不变。人类现在必须考虑使用技术来改变自己的天性，从而能够与自己创造出来的外部环境更好的相处。

用生物医学的手段提升道德水平，其效果可能并不会比传统的道德教育或社会改革更有效，但也不应该一概否决。目前，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然而，要预测道德水平的生理提升要如何实现，或者能不能够实现，还为时尚早。我们的目标不是要针对气候变化或其他大型问题推出一个明确详细的解决方案。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的解决办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是想把道德水平提升这个大的方向，以及用生理手段提升道德水平这个具体的点，摆上台面，引发讨论。上个世纪，我们花了大量的资源提升自己伤害的能力。如果在这个世纪之中，我们拒绝提升自己创造效益或者至少避免此类伤害发生的能力，将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本文作者朱利安•萨乌莱斯（Julian Savulescu）是牛津大学的哲学教授，英格玛•佩尔松（Ingmar Persson）是哥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本文取自二人 2012 年 7 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未来生存：提高道德水平，刻不容缓》。

编译自:	Moral Enhancement
文章信息:	Philosophy Now 杂志，2012 7/8月号
文章图片:	animeprincess.kokidokom.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