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在一些方面，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有着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涉及多个专业，都在奋力改善和维持复杂系统的健康。但是与医学不同，经济学在过去 40 年里并没有多大进步。2008 年下半年，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遭遇了一次本可以通过更有效的诊断来避免的严重经济心脏病。如今，3 年多已经过去，每个大洲上的各个社会似乎都在恢复，可很多仍旧面临着旧病复发的威胁。世界的那么大一部分形势堪忧，很多国家仍旧依赖生命维持系统，其原因就在于政府仅仅开具相当于经济上的卧床休息和注射吗啡（低利率和某些财政刺激），而没有大刀阔斧地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政府本可以采取一些更加复杂而有效的治疗措施：采用一套新的统计指标来监测经济健康程度，以及在新的数据基础上，推行全新的政策来诊断与治疗关乎人民财政安康的主要器官的病症。传统的测算方法表明美国经济正在上扬，哪怕美国人民的感觉恰恰相反。在整个欧洲以及日本，人们对于当前的经济趋势也普遍有种困惑感——大家都感觉那些被奉为圭臬的数字对寻常百姓而言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大标题照例还在绵绵不绝地展示着 GDP、通胀、就业等方面的关键统计数据。这些指标来自美国劳动统计局以及世界各国的首都，其影响力之巨令人惊异，可大部分却看起来与街面上的现实状况关系甚微。但全世界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仍然在决策过程中使用这些指标，而且只要有微小的数据修订，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胀率能够影响到抵押贷款和储蓄利率、期货市场价格、国债支付利息，以及工资、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收益的生活成本增加。

世界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仍旧在使用过去老一套的标准、术语和政策。这些旧式的统计数字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给我们带来了扭曲的世界观和不可靠的政策依据。

如果不能够准确地诊断症结，便无法治愈它。

GDP 增长，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2012 年的世界与三四十年前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以至于人们通常所持有的传统经济视角和观点，如今看起来完全像是奇怪的老古董。从经济角度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世界，是许多内向型经济体的拼凑。大部分的商品都是在本国内制造和销售，只有二三十个国家之间有着少量的成品跨境贸易。 就是在美国，贸易也只占了经济总量的不到 10%。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孤立主义政策被普遍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全球贸易和投资，再加上新生的信息科技的推动，世界进入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商品、服务、资本、才能和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高速穿越着边界。在上一两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互相依存、关系瞬息万变的复杂体系。全球制造和销售链将巴西铁矿、希腊造船厂、中国炼钢厂、德国汽车厂、华尔街银行和 皮奥里亚（编注：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的工商业城市）的汽车零售商连接在一起。金融市场则令加利福利亚州的退休基金、亚洲的保险公司以及开曼群岛对冲基金与各处的银行纠缠不清。

然而，我们用于估量、诊断以及指导当前经济的方法，仍然来自形势较为简单的过去。运用最广、最受关注的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该指标创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美国国会要求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制定一套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么做的意图是帮助政府官员领会大萧条时代的经济现实。这些统计数据成了 GDP 的原形，而且是对全世界经济健康状况的首次度量。GDP 的定义是，在给定年份里一个国家（或经济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它使人们看待公共政策的方式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库兹涅茨简单易懂的统计方法有其独到之处。过去，在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很少有人会去咨询经济学家；但在掌握了有力的全新统计工具之后，经济学家们摇身一变，成了二战后时代的政策权威。

然而，就连其创造者也意识到了 GDP 的局限性。1934 年，库兹涅茨警告说：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能仅仅由国民收入的统计值来衡量。”1962 年他再次写道： “必须谨记增长的数量与增长的质量、增长的成本与增长的收益，还有短期与长期，这些之间是有区别的。” 换句话说，GDP 及其构成能够且确实提供了人们生产和消费的度量——却反映不了经济状况的质量。对于是否消费了过多不该消费的东西，或者储蓄得太少这类基本问题，GDP 给不了答案。对任何计算 GDP 的政府统计员来说，花在课本上的 100 美元，很可悲地不比花在香烟上的 100 美元更具社会价值。美国人每年花费超过 800 亿美元吸烟，而与吸烟引起的疾病有关的医疗费用估计有 1600 亿美元。两项加起来大约相当于美国 GDP 的 1.5%——这一点也不值得吹嘘。债务同样可以在短期内以刺激消费的方式提高 GDP，但等到以后政府和家庭不得不偿还贷款缩减支出时，又会抑制增长。想想 2000 年以来美国新政府超过 5 万亿美元的贷款及其利息吧。

GDP 作为一种统计指标也许已经成了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现象的受害者。这一定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英格兰银行的一名顾问提出，它指出： 一项指标一旦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便立刻不再有效。比如说，警察可以通过从其他打击犯罪的行动中调取更多资源，来降低商店行窃发生率。商店行窃发生率降低了，但其他犯罪发生率却上升了。结果商店行窃发生率在指示总体犯罪趋势方面不再有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像 GDP 这样的某个特定衡量标准，一旦被用作一个复杂系统（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性能指标，政府便可能会关注这个衡量的指标，以国家的其他方面为代价来提高这个指标的增长。GDP 本身也许会上升，但在衡量更广义的经济和国家财政健康状况时，它变得不再那么有效。

很多卓越的经济学家都曾经多次指出过度依赖 GDP 的局限性，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内（二人在 2010 年发表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报告，其中列举了十来个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衡量标准）。可是，将 GDP 作为主要经济指标的执迷，却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而如果说 GDP 在全球化之前的世界里便是个不可靠的指标，到如今的形势下更是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了解 GDP 质量、了解其构成，尤其是 4 大组成要素（消费、政府支出、投资以及净出口）的比重，对国家长期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没几个政府把它们从一个单一的 GDP 数字里分离出来，不管它已经变得多么离谱。

编辑的话：作者彼得·马伯（Peter Marber）是一名职业基金经理，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本文取自其新书《美丽新数学：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全新的经济思想》，为系列第一篇，请继续关注后续文章。

美丽新数学

就业指标为什么没有用？

编译自:	Brave New Math
刊发信息:	《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 ）2012年春季刊
文章图片:	见图片标注；未标注来源图片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