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西班牙妈妈皮拉尔•马罗多（Pilar Maroto）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这本该是一件喜事，但随后这位母亲被告知，孩子因意外感染，不幸夭折。当她要求看自己的孩子最后一眼时，被医生拒绝，而这位可怜的妈妈也仅仅得到一纸死亡证明。
你的孩子已经死了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像这样的情况在西班牙并非孤例。今年早些时候，部分受害人聚集到了一起，希望能够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重新揭开。
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弗朗哥独裁政权上台。为排除异己，新政府持续多年打压反对势力，无数持异见者被扔进监狱。许多孩子因此成为孤儿，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出生在监狱里。而在这之后，崇尚纳粹思想的弗朗哥政府推出“纯洁民族血液”的政策，大批新生儿被秘密抱走。这些孩子被送到修道院，而那些符合政府要求的家庭，就会把这些孩子抱走，进行“再教育”。显然弗朗哥政权为此十分自豪，每年，他都会公布共有多少孩子被“眷顾”。
一些在殡仪馆工作过的人回忆，他们有时候会收到医院来的空婴儿棺材。而一些退休护士回忆，诊所里会固定保存一具冷冻婴儿尸体，每当有母亲要求看到亡故的孩子时，他们就给她看一眼这个“孩子”。
孩子被送走后，寻获亲人的可能就变得微乎其微。他们大多已经更名，并且会被告知，自己的父母是杀人犯，或是其他不光彩的人，已避免他们去寻找亲生父母。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为了缓和与其它西方社会的矛盾，弗朗哥逐步放弃打压反对势力，而所谓“纯洁民族血液”的政策也已停止。一些重获自由的父母期盼与子女团聚，却被告知需要支付相当于现在1200欧元的费用，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受迫害的贫困家庭而言，这是个天文数字。
尽管弗朗哥的纳粹政策已被弃用，但贩卖新生儿的勾当却并未停止。
医院、教会和官方人员牵涉其中
养母怀抱兰迪与圣拉蒙医院修女护士合影；养父母与兰迪合影
兰迪•莱德（Randy Ryder）于1971年出生在西班牙马拉加市的圣拉蒙医院（San Ramón）。兰迪在美国德州长大，出生证明上并没有提到领养的事情——事实上，兰迪的养母不能生育，她会在喝醉时说一些胡话，透露兰迪是被抱养的。1998年，兰迪的养父承认，兰迪是他们花5000美金在圣拉蒙医院抱养的，之所以选择兰迪，是因为他长得最好看。
兰迪曾联系过在他出生证明上签名的西班牙医生，但医生却矢口否认。养父母在他2岁时就已经离异，而直到他们去世，兰迪也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兰迪并不是一个特例，中美地区也出现过从西班牙抱养孩子的情况。他们同样来自圣拉蒙医院。20世纪80年代，警察曾展开过调查，但该医院被关停，许多涉案文件随之消失。
一位“弃儿”从养父母口中得知，她和弟弟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在这所医院出生，当时身在墨西哥的养父母通过中间人联系到该院的医生。虽然她一出生就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但院方仍然将她卖给了这对犹太教夫妇。院方轻易就办妥了繁琐的手续，让这对夫妇“成为”她的亲生父母。一年后，这位母亲效仿之前的做法再次回到圣拉蒙医院，成功领养到第二个孩子。
公开的秘密
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的收养政策十分复杂，即便本国人想要走正当渠道收养孩子，可能性也几乎为零。申请人通常苦等多年，最后换来的答复是没有符合条件的孩子。1980年，马德里有6000余份申请积压，但此前多年都没有过成功案例。实际情况是，这些孩子在医院或诊所里就已经被抱光了。
一部分母亲会被告知新生儿已死，而一些单身母亲则会被教会胁迫放弃新生儿。20世纪60年代末，收养一个普通孩子的费用飙升至约合1.8万欧元，根据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有的价格会更高。收养人甚至可在现场等候，孩子刚出生便直接抱走，而在出生证明上，你丝毫看不出任何差错。
80年代初，贩婴网络就已曝光，西班牙《国家报》报道，一位在医院负责社工的修女承认，自己每年经手的婴儿有近千个。教会方面给出的回复是他们在行善，这样做是为孩子的将来考虑。但对于那些当年被强行抱走的孩子来说，这永远都不是一个能令人接受的事实。据估计，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间，有近30万孩子被非法收养。
2011年1月，一个名为Anadir的组织向官方递交了261份诉讼请求；1个月后，随着此事件在世界各地被公开报道，更多的受害人陆续浮出水面。通过DNA配对或涉案人员提供的消息，已有亲人成功相认；但大多数人仍在为寻获亲人继续努力。
随着Anadir的努力，希望当年的“孤儿”能够最终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