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Hugh Gusterson）20年前，我当上教授的时候，一位在我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附近居住的女士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她能否过来与我谈谈她正在培养的一些兴趣——这些兴趣都是在我的人类学专业领域里的——同时听取一些我关于申请研究生院的建议？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大约45分钟，最后她问：“我该给你多少钱？”

这位女士是一名按小时收费的治疗专家，她认为当你在45分钟内受益于某人的专业知识，你就得付费。尽管我觉得为一次专业咨询而向律师或者治疗专家付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与我交谈一番而向我付费的想法似乎挺怪诞。我解释说，教授——尤其是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以年薪的方式获得报酬，作为回报，我们把分享知识和指导他人视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的交谈是一次职责的履行，而非交易。精神生活是不收费的。

如今我对当时的回答没那么自信了。当我审视自己作为一名学院派社会学家所做的工作以及得到的酬劳时，我发现了一个基本上说不通的模式，尤其是涉及到出版事务的时候。如果我为一份报纸评论了一本书，或者为某大学出版社评价了一本书，我会得到报酬，但是如果我为一本期刊推荐了一篇文章，却得不到报酬。如果我出版了一本书，我能得到版税。如果我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一条观点，我能收到几百美元。有一次一本杂志因为一篇文章给了我5000美元。

但是最困难、最耗时的写作——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却不会给我带来分文直接收入。事实上，一本拥有我某篇文章版权的期刊，在我要把自己的作品收录进我的一本文集时，向我收取了400美元的许可费用。

在我进入学术界的那些年，这种矛盾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学术期刊，尤其社会科学领域的，都是由苦苦挣扎的非赢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它们根本付不起内容、推介和编辑费用。当时人们认为，在我们的大学系统组成的大联合体中，我们自己的大学付给我们薪水，我们则以向系统贡献我们的写作与批评性阅读技能作为回报。

这套体系内包含了巨量的高才智劳动的交流。这种劳动的创造性并未体现在为出版商创收的方面，却极大地增强了参与者之间的业内团结与相互依存。学术期刊不像商业杂志和报纸那样支付报酬这一事实倒使得学术出版看起来少了一份庸俗，多了几许价值。

不过，近些年学术期刊大部分都被爱思唯尔（Elsevier）、泰勒弗朗西斯集团（Taylor & Francis）以及威利-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这样的营利性出版巨兽吞并了。而且它们挣得了不菲的利润：2010年爱思唯尔报告称，在其32亿美元的收入中，利润率高达36%。它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恩斯特隆（Erik Engstrom）去年挣了460万美元。

这些公司为它们的股东赚取丰厚利润而且向其领导人支付如此高的薪水，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处在一个能要出高价的位置。公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营利性出版商向图书馆收取高得离谱的捆绑式期刊订阅费，但令我震惊的，是它们向普通公众阅读个别论文所收取的费用。

比如说，任何一个无法使用大学图书馆的人，如果想要阅读去年我（免费）为《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写的一篇9页长的文章，都必须向美国学术出版集团SAGE支付32美元，才能获得为期一天的阅读该文电子版的权限——这比买下我最近出版的两本书中的任意一本并将其一直留在手上所需支付的成本都要大。更不用说，这32美元中，SAGE一分钱也不会给我。

这些商业巨兽如此挣钱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它们索要的高昂价格形成对照的，是成千上万像我这种学术评审人的免费劳动。只要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检查学术产品线上的文章，并挑出其中10%至20%能够满足最高标准的，出版商便能够保证其产品的质量。如果没有这种免费劳动，出版公司的整个事业都将倒塌。

我给一本期刊评议一篇文章，通常要花去3到4个小时。最近，泰勒弗朗西斯旗下的两本期刊请我评议投递给它们的文章。在这两项工作中，像我这样具备专业知识，能够判断文章是否引用了切题的文献并将其准确阐释、是否涉及了领域内的重要议题，并对知识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全世界上大概只有20到30个。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肺部X光片上的斑点是不是需要手术；你买房的契约有没有被正确记录；或者你家的烟筒有没有倒塌的危险，你会愿意向花了很多年获得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士付一大笔钱。然而，泰勒弗朗西斯却认为我的专业判断和4个小时的时间不值一文。

那么何不这样尝试一下：如果学术作品要商品化，要变成股东和出版业顶层1%那些人的利润来源，那么我们应该放弃专业劳动不求回报的陈腐想法，坚持要求得到我们的专业知识应得的职业补偿，就像医生、律师和会计师那样。

这并不是说我们再也不会免费评议文章了。就像我邻居那位律师，他向企业客户收取高额费用，却无偿代理关塔那摩的囚犯；同样，学术界可以免费为非营利性出版社评议文章，但对于指望我们无偿劳动，却给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经理们支付豪宅高薪的营利性出版商，我们应当坚持得到专业性的酬劳。

我们还应当坚持，如果这些出版商出版我们的文章，则应当为获取我们的知识内容支付一笔适当的费用。为了避免混乱，我们的专业协会可以指定评议文章的标准酬薪和支付给文章作者的费用。

出版公司会抱怨，如果这一建议得到采纳，它们这一行业的盈利状况会逐渐消失。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会计师去操心。但是我敢保证，如果一家工厂声称若是不支付低于最低标准的工资它便无法盈利，正派的人会回应说，向付出了诚实劳动的人支付低于最低标准的工资是有失体面的。

如果一种营利性行业得不到巨量免费劳动便不能生意兴隆，那么它显然需要重塑商业模式。如果有足够多的教授拒绝免费评议文章，那么重塑便会开始。

编译自:	Want to Change Academic Publishing? Just Say No
作者简介:	Hugh Gusterson 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文化研究和人类学教授。
内文图片:	phd2publishe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