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稳、安静，而且——认了吧——还有些老土，统治了英国大半个 19 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怎么看也不像是引领风尚的人物。” 然而，在写下这句话以后，英国知名设计评论家爱丽丝·罗斯索恩（Alice Rawsthorn）在她日前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紧接着描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就是这位维多利亚女王，在出席自己大女儿 1858 年的婚礼时，她所穿的那一袭裙装震惊了当时的整个时尚界。这一切，都因为女王天鹅绒胸衣和衬裙花边那不同寻常的颜色。”

那么 ，维多利亚女王穿的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罗斯索恩女士接着写道：

“那是一种浓郁的淡紫色，是一个名叫威廉·亨利·珀（William Henry Perkin）的英国皇家化学学院学生无心插柳之作。1856 年，威廉·珀在伦敦东区的自家大宅里搭建了间临时的实验室，想要发明抗疟疾的药物。在实验过程中，我们的珀同学注意到，他的配方把一块儿棉质的抹布染成了一种非常好看的淡紫色或紫红色的调子。于是，威廉·珀弃学从商，和父兄一起开了间染料作坊，来商业化推广的他的发明。维多利亚女王在婚礼上的着装使这种新颜色被戏称为 ‘女王的丁香色’，一时间大受追捧，其势头之劲，以致次年英国著名的讽刺漫画杂志《笨拙》（Punch），还专门报道了时尚女性间流行的一场罕见的 ‘紫红色麻疹’。”

罗斯索恩女士的这篇文章题为《50 道色彩：调色板的演变如何改变了世界》（50 Shades of Color: How the Evolution of Palettes Changed the World）。这是一篇关于色彩的文章，同时也是为文化历史学家里贾纳·李·布拉什奇克（Regina Lee Blaszczyk）的新书《颜色革命》（The Color Revolution）写的一篇书评。在《颜色革命》一书中，布拉什奇克女士将颜色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的发展历程铺展开来，向读者展示了一段汇聚了科学创新、商业活力以及绚丽色彩的革命之路，也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个缤纷而独特的视角。

从威廉·珀这样的科学家手中，新的工业颜料和染料被发明出来，再经由制造商们投入生产和使用，使得颜色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经济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罗斯索恩女士接着对《颜色革命》一书的内容作了简单而诱人的介绍：

“布拉什奇克女士从颜色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讲起。在古埃及，装药膏的罐子是用深蓝色的钴和白色的玻璃制成；在古希腊，人们会用鲜艳明丽的色调来装饰公共纪念碑。许多国家在中世纪开始实行的《禁奢法》（Sumptuary Laws）里面，也特别提到了颜色，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分别该穿什么颜色的服装进行了规定，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爱出风头的暴发户们穿衣打扮 ‘有所僭越’。维多利亚女王的祖先英王亨利八世，便下令规定在他统治期间，全英国上下只有他一个人能穿紫色的衣服。

“19 世纪中叶以前，鲜艳的色彩一直作为富人的专利，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然而，就算是最昂贵的物件所使用的染料也极为不稳定，褪色或变色是常有的事情。化学染料的发展——比如威廉·珀的发明——使更加明亮和持久的色调（Hue）能够在更多的色度（Shade）上表现出来。人们纷纷选用以前专属于特权阶级的艳丽色彩来装扮自己、装饰自己的家园，迫使上层阶级转而起用较为暗淡的色调，作为他们一种自恃清高的抗议。”

罗斯索恩女士的有趣故事还在继续：

“随着颜色的号召力被发掘出来，如何有效地管理色彩便成了各个生产厂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一种新的职业应运而生，布拉什奇克女士的书重点介绍了这群被称为 ‘颜色造型师’ 或 ‘颜色工程师’ 的人。这些人有男有女，大多自学成才，很多人都是从不同的领域干起，到最后走入色彩专家这一行里来。他们通常会给企业提供色彩解决方案，就如何针对欧洲最新的流行色调进行反应给出建议。这些流行色主要由巴黎的时装设计师选出来，他们的喜好主宰了当时美国消费品的风格动向。

“最早的那一批色彩专家里有许多都是艺术家出身，他们把 19 世纪初的法国色彩理论家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Michel-Eugène Chevreul）的那些理论也运用到了商场之上。谢弗勒尔研究了不同的色调放在一起看有什么效果，以及长时间盯着一个色度看之后再看另一个有什么感受。他的美国崇拜者里面有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孟塞尔（Albert H. Munsell）的人，在波士顿担任绘画教授。孟赛尔设计了一些很奇妙的小装置，比如孟塞尔色球仪（Munsell Color Sphere），制造商们可以用它来选择好看的色彩组合。

“到了 20 世纪 10 年代，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等理论学家所倡导的科学管理方法变得越来越流行，而颜色则被视为一块儿麻烦多多的领域，因为它的不可预测性。假如一个家具或服装制造商订购了一批面料和配套的辅料，虽然描述里说的都是 ‘深红色’，但发来的货物却往往是两个不同的色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型油漆和染料的发展更是加深了这一问题，美国政府也鼓励各行各业将颜色标准化以减少浪费。

“在艺术家中涌现了一类新的色彩专家，这些人都是在战争期间给军舰和军队的服装画上※（此处已更改）迷彩进行伪装的。其中一位 ‘伪装专家’、艺术家兼退伍老兵莱迪亚德·陶勒（H. Ledyard Towle），战争结束后他先是在杜邦公司（DuPont）担任颜色顾问，1928 年又搬到底特律，加入通用汽车公司（GE），作为该公司的第一任 ‘颜色工程师’，与通用个性张扬的设计部主任哈雷·厄尔（Harley Earl）并肩工作。二人利用通用汽车经销商提供的销售数据，建立了一套系统性选择颜色的方法，被证明是最符合市场的色彩方案。

“作为一种新的职业，颜色这行是个难得妇女也能在其中大展身手的领域。曾经当过女演员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海登·罗克（Margaret Hayden Rorke），她通过召集人们成为纺织色卡商会（Textile Color Card Association）的会员来倡导颜色的标准化运动。还有黑兹尔·阿德勒（Hazel Adler），她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禁酒期间（Prohibition），建议纽约州（New York State）将车牌颜色从灰白二色改为黑色和黄色，使警方更容易辨识走私贩子。阿德勒将统计数据、潮流趋势和消费者喜好的心理洞察结合在一起，她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公司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和福特汽车（Ford）等公司的色彩顾问。

“这些颜色领域的开拓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说服那些心存疑虑的实业家，让他们明白色彩的重要性。布拉什奇克女士在她这本引人入胜的著述最后，描写了色彩工程师们在 20 世纪中叶赢得这场战斗之后的局面。届时，色彩专家被视为商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战后的美国消费者也看似拥有无限的色彩选择。1953 年，美国大众也迎来了他们的 ‘女王丁香色’：其时，美国的新任第一夫人玛米·艾森豪威尔（Mamie Eisenhower），在她丈夫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穿了一袭闪闪发光的淡粉色礼服，那，就是后来为人称道的 ‘第一夫人粉红’（First Lady Pink）。

罗斯索恩女士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而颜色改变世界的进程，仍在继续。

内容来源：《纽约时报》50 Shades of Color: How the Evolution of Palettes Changed the World 文章图片：见图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