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性，指在获得人们所需要的资源方面所存在的局限性，即资源的供给相对需求在数量上
的不足。正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才决定了人们在使用经济物品的时候不断做出选择，比如
决定利用有限的资源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在稀缺的消费品中如何进行取舍，
以及如何利用稀缺品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只有当物品稀缺时，才能被认为是社会财富的
一部分。

有13亿人每天的开支不到1.25美元（约合人民币7.78元），有25亿人每天的开支不到2美元（约合人民币12.46元），他们都属于面临绝对贫困的人群。人们发现，绝对贫困的人群对于卫生预防产品的支付意愿非常低：他们不愿意为干净的水、防治寄生虫的药剂、疫苗，或者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付多少钱。一系列在肯尼亚关于干净水源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干净水源的支付意愿不但很低，而且对于小的价格波动非常敏感；那些与价格无关的影响因素，比如有关污染的信息、市场推广、政策动员等等，都不如价格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呢？穷人难道和别人不一样吗？ 现代经济学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贫穷却对人的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理解了这种影响，政策的制定才能选对方向——医疗和教育应该收费几何？新产品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应该着重哪些方面？面向大众的教育宣传应该包括哪些信息？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解决一个前提：我们是否相信穷人能够就形势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得到最优化的结果。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次优选择是由于市场失灵，或者是因为行为主体的理性程度不够。今年9月，《科学》发表了一份报告，作者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Anuj K. Shah、哈佛大学的Sendhil Mullainatha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Eldar Shafir这三位研究者。他们做了一次与以往不同的尝试，试图解释：是什么让穷人的选择不同。

通过实验他们发现，时间和机会都比较少的人群常常表现得比较差。具体来说，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作决定。与以往研究类似，这个实验发现： 稀缺性，作为一个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为广泛的观念，深植于人们的头脑中，使人们忽视了其他的方面，从而无法获得最好的结果。比如说，因为担心没有钱购买食品，他们支付房租的计划会受到影响；如果工作的截至日期将至，那么他们日常任务的规划也可能受到影响。

透过稀缺性这个镜头，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绝对贫困人群是如何进行决策的。如果人们更重视经济上的贫困，当价格出现在决策过程时，人们就容易忽略别的信息，因为他们对价格更加敏感。在上面的例子里，由于要支付卫生预防产品，人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不了解水源和肠道感染病的关系，也不知道肠道感染病和儿童死亡率的关系。其他的研究人员在肯尼亚西部也有类似发现，当地的一个贫穷的地区是肠道寄生虫高发区，但是人们并不知道感染和营养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对于防止寄生虫药剂的低支付意愿，至少部分来源于他们过于重视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而忽略了信息资源的稀缺性。

Shah 等人的研究提示我们，既然微小的价格波动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印象，那么去掉这些因为与稀缺性相关而影响决策的信息，人们就会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如说，免费提供干净的饮用水（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或者在当地举行关于肠道寄生虫相关的卫生知识宣讲（提供信息资源）。这时再让人们进行决策，这个决策会更贴近于人们真实的偏好，也会更利于儿童健康。这个领域的研究表明，一些看起来带有家长式专制的政策，或者与人们期望相悖的投资是值得的：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一些只有摆脱资源稀缺状况后才能获得的意料之外的好处。

在他们2011年出版的《穷人经济学》（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一书中，作者Banerjee和Duflo声称，减少人们需要做出的选择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在美国，人们不需要选择是否要氯化饮用水——因为饮用水已经被氯化过了；雇主在雇佣的时候就把雇员列入退休计划了，因此削弱了人们有意识减少开销的必要性。可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这些问题，以及一些其他的问题上必须不断选择、决策、权衡取舍。Shah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为什么有时候选择多了是件坏事：稀缺性会使人们难以作出好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默认选项和指导意见总是很重要，就像退休计划上的默认选项一样，它们让决策变得更有质量，而且让人们的境况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