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春天，我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了那场席卷全球的传染病，并对它造成的惨烈后果记忆犹新。如今，SARS 已经过去十年，但将来会不会出现一种感染力更强、流行范围更广传染病？ 如果可能话，它会从哪里来？人类做好准备了吗？图片：Gary Ombler
（文／David Quammen）2008年6月，荷兰人阿斯特丽德•约斯滕（Astrid Joosten）和她的丈夫离开家，动身前往乌干达旅游探险。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去非洲，但却成了最不该去的一次。
41岁的约斯滕是电力公司的分析师，她和她的财务经理老公每年都会去欧洲以外的地方旅行。2002年，他们飞去约翰内斯堡，一下飞机就对非洲大地一见钟情。接下来几年，他们先后游览了莫桑比克、赞比亚和马里。在2008年，他们深入乌干达的西南部高地，一览山地大猩猩的风采。旅行途中一天，组织方提供了一条游览支线，前往莫拉玛干布森林（Maramagambo Forest），那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做巨蛇洞（Python Cave）。据说，洞里盘踞着非洲岩蟒，靠捕食蝙蝠长成庞然大物。
大多数游客当时对巨蛇洞并不感兴趣，“但是，约斯滕和我总是说，‘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尽量尝试着去做才对。’” 约斯滕的丈夫、雅普•塔勒（Jaap Taal）后来告诉我说。于是，他们骑马前往莫拉玛干布森林，又继续走了一英里左右，慢慢地向上攀爬，最后来到了一汪池塘旁。透过苔藓和杂草，影影绰绰可见一个鳄鱼眼一般低矮阴暗的洞口。约斯滕和塔勒与另外一名游客一起，跟随着向导爬进了这个不祥的洞穴。
脚下的路异常难走：到处都是石头，崎岖不平，并且容易打滑。空气也糟透了，弥漫着一股发酸的果味儿。或许你可以想象一间大门紧闭、空无一人的破败酒吧，半夜三更时分，地上到处是啤酒。这个洞穴似乎被溪水侵蚀过，要不就是有暗处的水道。头顶上面的一处岩顶已然坍塌，留下一片石砾地面，布满了粗糙的卵石，就像月球表面一般，并且还敷了一层厚厚的鸟粪。这里俨然成了埃及果蝠（Rousettus aegyptiacus）的绝佳栖身之处。埃及果蝠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翼手目动物，乌鸦般大小，数量颇多。这个洞穴的穹顶密密麻麻布满了厚厚一层果蝠，被不速之客所惊扰，不安地骚动起来，推推嚷嚷，许多飞离了岩壁，四散而去，直到找到一片新的空地，才重新安顿下来。
约斯滕和塔勒不得不低头看路，努力维持平衡，为了避免摔倒，随时准备着双手撑地。“我猜也许这就是约斯滕感染病毒的原因，”塔勒告诉我，“我认为当时她把双手撑在一块沾满蝙蝠排泄物的岩石上，通过手感染了病毒。”也许之后她用手碰了碰脸，或者往嘴里丢了块糖，“这可能就是她被感染的具体原因。”
没有人事先警告过约斯滕和塔勒非洲蝙蝠洞的凶险。他们之前也从未听说过马尔堡病毒（Marburg）。他们只在那个洞里待了大概10分钟，看到了一条巨大而迟钝的大蟒蛇，之后就离开了，继续他们的乌干达之旅，继续探访大猩猩，泛舟而行，最后回到阿姆斯特丹。洞穴之旅13天后，已经回到家里的约斯滕，开始感到不舒服了。
起初，病症看起了并不比流感严重多少。之后她的体温升得越来越高。几天之后，器官开始衰竭。医生知道最近约斯滕去过非洲，怀疑她也许感染了马尔堡出血热。“马尔堡，” 塔勒问， “这是什么？” 马尔堡病毒属于丝状病毒科，是埃博拉病毒科（包括埃博拉病毒在内的5种病毒）最近的亲属。1967年，一群医学研究用的非洲猴子被进口到西德的拉恩河畔马尔堡（Marburg an der Lahn），人们第一次发现了马尔堡病毒。这批猴子将病毒传染给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5人死亡。在此之后的10年间，它相继感染了数百非洲人，死亡率高达90%以上。
医生把约斯滕转到另一家医院，进行了隔离治疗。她开始起疹子，患上了结膜炎，并且开始出血。医生采用了昏迷疗法，使她能接受剂量更强的抗病毒药物。在她失去意识之前，塔勒走进隔离病房，吻了吻他的妻子，对她说：“我们几天后再见！” 汉堡的一家实验室化验了约斯滕的血液样本，确诊她得的是马尔堡病毒。约斯滕的病情恶化了，她的器官停止了工作，脑部开始缺氧，很快出现了脑水肿，不久，约斯滕被宣布脑死亡。
不断涌现的新威胁
由野生动物转播给人类的新疾病正在不断涌现。在许多专业人士看来，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由新病毒导致的传染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它、考虑着它，制定机动方案去应对它，他们说——它随时都会到来。摄影：Brad Wilson
一匹马在澳大利亚神秘地死掉了，周围的人开始感觉不舒服；中非大陆上一具黑猩猩的尸体，将埃博拉出血热传给了饥不择食的村民；被端上中国南方一家饭店餐桌的果子狸（Paradoxurus hermaphroditus），将一种新的疾病传染给了一位食客，很快这种疾病就传播到了香港、多伦多、河内和新加坡——它就是 SARS。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例彼此之间并不孤立，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呈现出一种趋势：由野生动物转播给人类的新疾病正在不断涌现。
专家把这些疾病称作人畜共患病，意思是能够从动物之间的传染扩展到人际之间的传染性疾病。大约超过60%的人类传染病都属于人畜共患病。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疾病都由病毒、细菌、真菌、原生生物、朊病毒和蛆虫这6种病原体中的一种所导致。其中，最棘手的当属病毒，它们数量巨大、适应性强，并且抗生素对其无效，少数情况下才被抗病毒药物控制。在形形色色的病毒中，RNA病毒无疑最让人头疼，SARS就是由一种能在人畜间直接传播的RNA病毒导致的。
同样，在1918年夺去5000万人生命的西班牙大流感，它的病原体也是RNA病毒，同属此类的还有2012年夏天肆虐乌干达等地的埃博拉病毒。马尔堡出血热、拉沙热、西尼罗河病、尼帕病、登革热、狂犬病、黄热病、SARS的元凶，皆为RNA病毒。
在过去的6年间，我不断在问病毒研究学者以及政府卫生部门官员这两个问题：
- 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出现一种感染性极强的新型传染病，让上千万的人丧命？
- 如果出现的话，它会是什么样子，从哪里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从“或许”到“很可能”，不一而足。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集中在人畜共患病的讨论上，尤其是RNA病毒。在这些专业人士看来，出现一种由新病毒导致的传染病，其可能性可以说相当之大。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它、考虑着它，制定机动方案去应对它。他们说：它随时都会到来。
【上面的图片加载较慢，还请耐心等待……点击图片，查看下一张】RNA 病毒分布非常广泛，适应性极强，比其他类型的病原体更容易导致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流感病毒便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面的几张图片展示了流感病毒侵入宿主细胞，夺得控制权，进行繁殖和传播的过程。
- 第一步：流感病毒经由呼吸系统，侵入宿主体内，再经胞吞作用，进入宿主细胞，病毒的外壳裂开，把病毒的RNA片段（vRNA）和RNA聚合酶释放到细胞质中。
- 第二步：vRNA片段及其转录酶侵入到细胞核中，之后转录酶合成vRNA片段的镜像，信使RNA（mRNA）。它也能复制生成新的vRNA片段。
- 第三步：mRNA进入细胞质，借助核糖体转录生成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将会附着到细胞膜之上，抑或是在细胞核内复制更多的vRNA。
- 第四步：新生成的蛋白质综合体和vRNA一同嵌入到细胞膜上，生成新的病毒个体。通过胞吐，新的病毒个体被释放出去，准备下一步的感染。
病毒的策略
为了弄清约斯滕是怎样受害的，更是为了应对下一场大规模传染病，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演化的。爱德华•C•霍姆斯（Edward C. Holmes），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病毒演化专家。他的工作，就是坐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染病动力学中心空旷的办公室里，仔细审视病毒的基因序列，辨识病毒演化的模式。说得更详细点，他审阅的仿佛是狂躁的大猩猩敲打键盘后，生成的一串 A、C、T、G 和 U（从DNA或RNA分子中5个字母）组成的冗长序列。
霍姆斯风趣幽默，提起病毒滔滔不绝，完全可以写本这方面的书——他也确实写了，200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的《RNA病毒的演化和出现》（The Evolution and Emergence of RNA Viruses）。“大多数新出现的病原体都是RNA病毒，” 他告诉我。RNA病毒不像DNA病毒，也不像细菌或其他任何一种病原体。
霍姆斯说，RNA病毒太多了，给人带来了极大的感染风险。RNA病毒存于在海水、泥土、森林和城市中，能够感染细菌、真菌、植物和动物。地球上的每一种真核生物都很有可能有着对应的RNA病毒，而人类对此知之甚少。这些病毒的适应性极强，它们不断改变自身，迅速适应变化中的环境。它们复制速度极快，能够在每一个宿主体内繁殖出数量巨大的群落。严重的感染同样意味着大量的病毒溢出——通过诸如喷嚏、咳嗽、呕吐或流血、腹泻等方式——进一步加速了病毒的传播。快速的繁殖速度和突变几率造就了RNA病毒形形色色的变种，给了它们强大的适应新宿主环境的能力。
而大多数的DNA病毒则体现出截然相反的特性。它们的感染率较低，种群数量较小。它们延续种群的策略更“趋向于艰苦奋斗的路线”，靠的是毅力和诡计。DNA病毒潜伏着，等待着，躲避免疫系统的巡视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它们行事低调，只侵扰特定的细胞，少量地复制一些，或者干脆保持数目上的稳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便是一类典型的DNA病毒：最初发病像水痘一样，潜伏几十年后，像带状疱疹一样复发。DNA病毒的弱点在于，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异种宿主。它们太稳重了，狭隘而保守，对当年奏效的老办法深信不疑。
DNA病毒的稳定性归功于其遗传分子的结构及其复制方式：它利用DNA聚合酶来实现复制和双链间的契合。而RNA病毒所使用的酶，一定程度上说更“容易犯错”。霍姆斯说：“这真是一种品质低劣的聚合酶，它不会校对碱基序列，出了错也不会返工，为什么？因为RNA的基因序列和多数DNA病毒相比简直太微不足道了，数量大概只在3000到3万之间徘徊。“ 如果想合成一种更有效的聚合酶，需要更多的遗传信息，更多的碱基序列来编码。”
RNA的碱基序列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它们的自复制过程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如果基因序列承载了太多的遗传信息，伴随着复制过程的累积，错误会越来越多，最后整个病毒个体都无法正常工作。对于这种情况，有一个有趣的说法：“艾根悖论”（Manfred Eigen）。曼弗里德•艾根（Manfred Eigen）是一名德国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于自复制分子有着独到的研究。他提出的这一悖论描述了分子尺寸的一种限制，超过这一限制，这些分子就会由于过高的突变率而停止复制，走向衰亡。RNA病毒就这样被束缚了起来，为了克服其错误累累的复制弱点，它们只得在数量上取胜，并且极具传染性。虽然不能打破艾根悖论，但是它们能够想办法绕过它，反而凭借着不稳定性取胜。复制错误带来了大量的变种，这使得它们保持着较高的演化速度。
“DNA病毒可以有庞大的基因组，”艾迪说。不像RNA病毒，DNA病毒不受艾根悖论的拘束，甚至可以吸收并整合宿主的DNA序列，来帮助其迷惑宿主的免疫系统。DNA病毒让自己在宿主体内长时间潜伏下来，保持较低的复制效率，通过一些更隐秘的方法传播自己，诸如性传播和母婴传播。“RNA病毒没法做到这一点。”它们的复制效率实在是没有办法降低，也没有办法扩大基因组。
得不到长期的安全保障，没有充分的时间，也没有足够冒险的家底，却有着高度适应环境的能力，如果你是一种这样的RNA病毒，会怎样做呢？顺着这样的思路，答案就是——在很多种不同的物种间跳来跳去，也就是说，选择很多种不同的宿主。
你，就在帮助病毒传播
人类导致的环境压力和环境崩溃，正在给病原体提供更多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机会——现今人类的技术和行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这些病原体。图片：Gary Ombler
那么，RNA病毒在什么时候选择转换宿主呢？从一只啮齿动物转移到另一只啮齿动物、从被捕食者转移到捕食者…… 这样的转换经常发生在野外栖息地，比如静寂的原始森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办法研究与检测。但是，在某些时候，这类种属间的跳跃是从野生动物和家畜转向人类的时候，我们就会察觉到了。
我们把这种动物称之为“保虫宿主”。它可能是一只猴子，一只蝙蝠，甚至是一只老鼠。在“保虫宿主”体内，病毒以一种“停战”般的状态，安静地栖息着，不会导致宿主任何的病态症状。病毒从一种宿主转战到另一种宿主的现象，在生物学上叫做“溢出”（Spillover）。在新的宿主体内，旧时的停战协议有时不再继续生效，病毒可能会变得凶猛残暴，行为暴力。如果新宿主是人类，那么这就是一种新的人畜共患病。
“溢出”到人类，与其他病毒相比而言，更经常地发生在RNA病毒身上。它们将如同下述的种种疾病从动物身上感染到人类身上：拉萨热（1969年第一次被报道）；埃博拉出血热（1976年）；HIV-1病毒（1981年鉴别得出，1983年成功分离）、HIV-2型（1986年）、罪恶代码（Sin Nombre，一种不出名的汉滩病毒属病毒，1993年）、亨德拉病毒（Hendra，1994年）、禽流感（1997年）、西尼帕病毒（1998年）、西尼罗河病毒（1999年）、SARS病毒（2003年）、猪流感（2009年）。马尔堡病毒正是另一种潜在的威胁，虽然时下尚属稀少，但对人类而言是致命的。为什么这些像是死亡丧钟一样的病毒 “溢出”不断在发生，而且愈发频繁呢？
更深层次地剖析这一问题：人类导致的环境压力和环境崩溃，正在给病原体提供更多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机会——现今人类的技术和行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这些病原体。换一种说法，一种新型动物传染病的爆发，与旧有传染病的复发和传染一样，不仅仅只是给人类带来痛苦，更折射出了我们正在对自然所做的事情。
地球上人口总数已经达到70亿，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攀升，在达到90亿之前，似乎增长不会出现趋缓的态势。大量的人口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人类正在不断渗透到那些最后苟延残喘的原始森林和生态系统里，彻底破坏这些地方的物理结构和生态联系。
我们在刚果的原始森林里开辟道路，在亚马逊的雨林里开辟道路，在婆罗洲开辟居住地，甚至还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安营扎寨。我们推倒参天的树木，毫不犹豫并且果决无情，我们猎杀并贩售各种野生动物，填充永不满足的胃口。我们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创造出一个个的村庄、工厂、城镇，榨取资源，建立起新的城市。我们将驯养的牲畜带到这里，用家畜代替了野生的草食动物。我们大量地繁殖家畜，就像大量繁殖自我一样，建立起大规模的养殖场，繁育成千上万的鸡、鸭、猪、牛、羊等家禽家畜。我们还跨越巨大的距离，快速进出口牲畜，给牲畜注射预防性质的抗生素等药物。我们还进出口野生动物，作为来自异国的独特宠物。我们进出口动物毛皮，走私违禁的兽肉、植物，其中很多都携带了大量的微生物和病原体。我们自己，以比转运牲畜更快的速度在城市之间、大洲之间快速旅行。我们去参观亚洲满是猴子的庙宇、印度的活畜市场、南美洲如画的乡村、新墨西哥州尘土飞扬的古迹、荷兰的乳酪业重镇，以及充满蝙蝠的东非洞穴、澳大利亚的赛马场——呼吸着每一个地方的空气，喂食每一个地方的小动物，充满好奇心地四处摸摸碰碰，友好地和当地人握握手，之后跳上飞机直飞到家里。人类恰恰给野心勃勃的病菌，提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足够多可以作宿主的个体。
此外，动物传播疾病的生态适应和生理演化也是值得考量的重点。生态环境给病毒提供了大量的“溢出”机会。而演化则抓住了这一契机，探索更多的机遇，将“溢出”转化为传染病。但是，生态学和演化生理学看起来属于科学范畴，与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相距甚远。如果来自野外的动物传染病给全球带来的是如此醒目的威胁，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进一步讲，RNA病毒处处皆有，但是人类分辨出的只占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能够从野外环境中分离出来、追踪且确认其宿主，并且系统研究过的病毒就更少了。只有当上述的研究工作都办妥了，才能够说，有望开发相应的疫苗和治疗方法控制这种病毒。这就是实验室科学家——诸如畜牧生态学家、流行病学家、物种演化学家和实验室病毒学家——需要奋斗的领域了。如果试图去理解动物传染病的运作机理，就要找寻出世界上存在的这些病原体，用老办法在细胞培养基中培育它们、仔细地观察它们、测定它们的基因序列，找出它们在家族谱系中所处的位置。在遍布全球的各大实验室里，这些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要最终完成它，是很不简单的。
受感染的范围，无法预计
埃斯特里德•约斯滕并不是近来唯一死于马尔堡病毒的患者。2007年，就在她乌干达之旅的前一年，几乎在同一地区，在煤矿工人间就小规模爆发了一次疫情。那时只有4个人受了感染并全部死亡。这些工人都在乌干达西南一处叫基卡塔洞穴（Kitaka Cave）的地方工作。
在关于这场让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报道逐渐淡出后不久，2007年8月，一个国际应对小组前往乌干达，协助乌干达卫生部一同开展调查。该小组的成员包括来自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CDC）的科学家，来自南非国家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ICD）的科学家，以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科学家。皮埃尔•罗林（Pierre Rollin）来自CDC，是一名丝状病毒及其临床症状的专家。与此同时，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来自亚特兰大的乔纳森•陶纳（Jonathan Towner）、布莱恩•阿曼（Brian Amman）和塞丽娜•卡罗尔（Serene Carroll）。皮埃尔跟随WHO提前抵达，NICD的鲍勃•斯瓦内普尔（Bob Swanepoel）和阿兰•坎普（Alan kemp）从约翰内斯堡随后赶来。他们所有人熟悉埃博拉病毒和马尔堡出血热，并且从各种流行病爆发的应对工作、实验室研究和田野调查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这个大概有10万只埃及果蝠栖身的洞穴，是马尔堡病毒藏身之处的首要怀疑对象。调查队的队员们，身穿防化服、胶靴、防护眼镜、防毒面具、手套和头盔，由只穿着裤衩、T恤和拖鞋的当地矿工带领着，来到目的地。地上依旧到处都是鸟粪，低垂悬挂着的蝙蝠在矿工拍手驱赶的声音下骚动起来，发出尖锐的叫声。这些蝙蝠个头儿硕大，每一只翼展大概有两英尺（大约61厘米），当成千上万只一齐掠过狭窄的隧道朝你袭来时，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还没等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一只蝙蝠撞到了阿曼的脸上，在眉毛那里留下了伤口。陶纳也被撞了一下。阿曼需要补种狂犬病疫苗，而且更令人担心的是感染马尔堡病毒的风险。“这真是一个传染疾病的绝佳场所啊！”他感叹道。
这个洞穴有着数个巷道。主巷道差不多有8英尺高（大约2.5米）。由于采矿活动的干扰，很多蝙蝠把栖息场所转移到了“眼镜蛇巷道”。这里有着充足的水源和大量的蝙蝠作为食物，真是适合眼镜蛇栖居的好地方。几名矿工带领着他们来到了一处充满着一种褐色温热的水的小室，之后就离开了。科学家沿着褐色池塘缓缓而下，发现了小石室3个分叉，每一个小巷道看去都充满了齐膝的积水。仔细地向洞内望去，他们发现了更多的蝙蝠。洞里面的湿度很高，温度要比洞外高上10 - 15℃。慢慢地，他们的防护眼镜都结满了一层雾气。防毒面罩开始吸潮，愈发难以呼吸。他们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被套在防护服里的感觉就像被套在垃圾袋里一样糟糕。他们觉得越来越“焦躁不安”，阿曼回忆说，“我们不得不走出来降一降温。”这仅仅是开始，在基塔卡的地下远足还要如此进行几次。
几天之后，队伍来到了他们戏称为“兽笼”的一处荒僻偏远的洞穴。这里正是4名受感染的矿井工人发病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一次，NICD的阿曼、弗门提和阿兰•坎普一直到达了洞穴的最深处。最狭窄的地方，甚至只能匍匐爬行着穿过狭小崖壁上的断隙——就像爬进门没有关死的车库一样。这里有着成百上千只腐败程度不同的果蝠尸体。撞见一堆堆的开始液化的死蝙蝠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果蝠作为马尔堡病毒传播宿主的假设。如果大批的果蝠由于感染了马尔堡病毒而死亡，这种怀疑就站不住脚了——或许元凶是另一种蝙蝠，是一种壁虱或啮齿动物、蜘蛛？ 种种这些猜测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论证。举个例子，如果怀疑宿主是壁虱的话：这里可有着数不清的壁虱藏匿在石头缝隙里和蝙蝠的住处里，等待着机会喝一大口鲜血。这些人继续埋头工作，他们把死蝙蝠装进袋子里，还抓了几只活的，同样塞进口袋。随后原路匍匐回去，艰难地钻出低矮的缝隙。“这太苦了，”阿曼告诉我，“我再也不会去那个鬼地方了，如果一块碎石滚落下来，那你就完了，彻底被困住了，乌干达的矿井救援队伍素质可不怎么样。”
在这次野外探险之旅的尾声，科学家收集到了大约800多只蝙蝠。他们解剖了这些蝙蝠，获得了大量的血液和组织样本。这些样本被送回了亚特兰大，陶纳开始在实验室中着手探寻马尔堡病毒的来龙去脉。一年之后，一篇论文发表了，署名作者有陶纳、阿曼、罗林和他们在WHO和NICD共事的同事。这篇论文宣布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不仅分析出了马尔堡病毒的抗体和马尔堡病毒的RNA序列，而且还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找到了马尔堡病毒的活体。在CDC生化安全等级为4级（最高安全等级）的实验室里，陶那尔和他的同事们从5只蝙蝠的体内，成功分离得到了可生存复制的马尔堡病毒。
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马尔堡病毒有5个种类，不同的种类的基因序列截然不同。这说明马尔堡病毒在果蝠的体内寄居着，度过了悠久的演化历程。这些数据加上零星的RNA碱基序列，证实了果蝠是马尔堡病毒的保虫宿主。在基卡塔的10万多只蝙蝠中，研究团队可以确定，每天晚上都有超过5000只携带马尔堡病毒的蝙蝠飞出洞穴。
这5000多只蝙蝠都去了哪里？ 可能受感染的范围难以估计。而这一果蝠种群在基卡塔的栖息地，只是遍布非洲大地的无数个蝙蝠洞中，普通一个而已。
行动与希望
人畜共患病也不是百害无一益的：它们提醒着我们，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无法分割。摄影：Brad Wilson
人畜共患病带来的风险是真实且严重的，还要加上不确定因素带来风险性。专家告诉我们，根本没有希望预测下一场大范围流行病何时爆发。在传染病的传播中，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去尝试在宏观上预测，就需要对不计其数的病菌建立全面检测，这是不现实的。与其说是接近潜能的尝试，不如说是不着边际的骄傲空想。
但是，现实中的困难并非意味着我们只能看着人畜共患病爆发迭起，毫无准备，束手就擒。最现实的防疫秘诀是，“基础进步，技术则进步”。这个“基础”指的是，充分理解什么样的病毒群落是值得去监测的，以及如何能在一种流行病在局部开始传播前、就在局部地区检测到它，如何在其转为大规模流行疾病前使其得到有效控制，如何尽可能在短时间内确定病原体的种属及其变种，尽快推出有效的预防疫苗和治疗方法或药物。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对未来可能爆发的传染病进行有效预测，至少可以做到充分预警，使应对疫情的动作能够迅速及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到机动、可靠与全面。
已经做的诸如此类的努力已经相当可观。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疾病控制中心（CDC）等国际组织实施的雄心勃勃的各种计划，正在开始逐步实现中。这些计划的目标就是要全面辨识可能存在的病毒威胁。由于生物恐怖主义的潜在威胁，连美国国土安全局（DHS）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在内的众多国家安全部门也在努力参与其中，包括：WHO的世界卫生警报与防御网络（GOARN）、预言计划（DARPA实施），潜在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威胁预测计划（EPT），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实施；特殊病原体变种检测计划（SPB，由CDC实施）。这些名字看上去官话累牍的组织，实际上拥有着各领域刻苦勤奋的工作人员和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对病原体进行研究和检测的能力。此外，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之类的众多私人组织也加入到了研究队伍之中。
其中，有一家叫做全球病毒（Global Viral，GV）的组织工作非常引人瞩目。该组织的创始人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获得了谷歌的资金支持，通过对遍布全球热带地区的探险者和狩猎者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检测和预报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梅尔曼大众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伊恩•利普金（Ian Lipkin）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研发各种基因分子识别工具。既是生物学家也是同样优秀的物理学家的利普金，利用各种先进技术来筛查种类繁杂的病原体。这些技术包括：高通量测序（能够迅速且廉价地快速筛查大量DNA样本）、MassTag-PCR 技术（通过质谱分析法来筛查经过扩增的基因序列），以及 GreeneChip 基因芯片检测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筛查数以千计的病原体）。生物学家在孟加拉的狐蝠以及在中国南方的小型蝙蝠采集到的血液样本，会被直接送往利普金那里。
这些科学家随时在保持警惕的状态之中。他们就仿佛哨兵，沿着边界巡逻，缉捕过境的病原体。下一次某些奇特的病毒将要从黑猩猩、蝙蝠、老鼠、鸭子，或是一只恒河猴身上传染给人类，或是将要开始在人际间传播，造成一群人感染致命疾病的时候，这些科学家会及时而迅速的发现它们，拉响防御的警报——希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各大研究机构，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下属的病理学家在内，无不建立起了野心勃勃的目标：彻彻底底地铲除传染病。他们在黄热病的研究上竭尽了力，耗费了多年的心血，花费了几百万美元的巨资，最后还是失败了。在对抗疟疾的研究上，他们同样失败了。然而，他们在对抗天花上却大获成功。为什么？
原因在于，这3种疾病间的差异相当繁杂：最为关键的就是天花既不会污染水源，也不存在帮助病菌传播的对应宿主：诸如蚊子、蜱虫等。简单来说：它的生态学特性相较简单，仅能在人类之间传播，所以比较容易去根除。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了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运动，由于情况与天花类似，这个目标是相当有希望达成的。然而，要根除人畜共患病，无论是埃博拉病毒之类的直接传染疾病，还是黄热病那样的通过昆虫传播的间接传染疾病，问题都要棘手得多。为了根除真正作为致病元凶病原体，难道要去消灭像蝙蝠、蚊子之类仅仅作为宿主的物种吗？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会招来巨大的舆论阻力。如果为了杜绝HIV新变种的突然出现，而去灭绝大猩猩，无疑更会引起大规模的激烈伦理争论。
说回来，人畜共患病也不是百害无一益的：它们提醒着我们，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无法分割。事实上，所谓“自然界”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人造的蹩脚的概念而已。这个世界上只有“世界”，人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就像流感病毒和HIV一样，就像马尔堡病毒和西尼罗病或SARS病毒一样，更别说黑猩猩、果子狸和非洲果蝠亦或是下一场灾难性传染病的病毒元凶，人类无甚区别。也许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将这些威胁阻挡在外，与之搏斗，充分预料可能会出现的最糟糕的灾难，做好尽可能全面的应对工作。可以做到这一切只需要一个理由：不管怎么说，与它们相比，我们还是要更聪明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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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Where Will The Next Pandemic Come From? And How Can We Stop It?
刊发信息：《科技新时代》2012年10月
图片来源：popsc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