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Sally Adee）福楼拜曾写道：“大地有其边界，人类的愚蠢却没有尽头。”这件事几乎弄得他精神错乱。在写给法国诗人路易莎·古内（Louise Colet）的许多封信里，福楼拜对他那些愚蠢的同类作了生动的谴责——正是这位女诗人触动了他的灵感，使他写出了《包法利夫人》。在他看来，愚蠢无处不在，从中产阶级的流言，到学界人士的讲座，哪里都透出一股子蠢劲，就连伏尔泰都逃不过他批判的目光。他对人的愚蠢入了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收集了几千个事例，为的是编写一本愚蠢百科全书。然而，在这本巨著完成之前，他就突然辞世，终年58岁。有人说，他是在著书的研究过程中憋屈而死的。
将人类的愚蠢搜集归类，这本身似乎就是蠢事一桩。可能正因为如此，对人类智力的研究往往专注于聪明的那一端。但实际上，人类的智力千差万别，这也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如果聪明是一种显著的优势，那为什么我们不都是一样聪明呢？是不是聪明有什么缺陷，以至于脑筋迟钝的人有时反而能占到上风？另外，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为什么也容易犯傻呢？
就算是智商超高的人，有时候也容易犯傻，比如《生活大爆炸》里的谢耳朵…… 图片来源：wordpress.com
现在看来，我们平常用来测量智力，特别是智商IQ的手段，和惹恼福楼拜的那些没有理性、没有逻辑的行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智商很高，同时又非常愚蠢。明白了聪明人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做出糟糕的决定，你就会对一些大灾难的成因有所领悟，包括不久前的那场经济危机。
说起来令人吃惊：将聪明和愚蠢看作是同一条线上对立的两头，这是近代才有的看法。文艺复兴时代的神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将愚蠢，也就是拉丁文中的Stultitia，描绘成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认为它来自掌管财富的神和掌管青春的精灵。另一些人将愚蠢看作是虚荣、固执和模仿的组合体。荷兰的历史学家马蒂斯·范博克塞尔（Matthijs van Boxsel）写过好几本关于愚蠢的书，他指出，到了18世纪中叶，愚蠢才开始和智力平庸划上等号。“那个时候，资产阶级掌握了权力，理智也随着启蒙运动而成为新的社会规范，”他说，“这使得每个人都得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现代人研究人类能力的差异，注重的往往是智商测量，也就是用一个数字代表一个人的智力。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指出，智商或许应该看作是对抽象推理能力的测量才对。“如果你的智商有120，微积分就会很容易。如果是100，你能够学会微积分，但必须努力加把劲才行。如果你智商才70，那就绝不可能掌握微积分。”智商似乎可以预测人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
许多因素会决定你处在智商量表的什么位置。我们的智力差异大约有1/3取决于我们成长的环境，比如摄入的营养和接受的教育。与此同时，基因在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中所起的作用也超过40%。
这些差异或许可以在脑的神经连接中显现出来。聪明的脑在神经元之间似乎有着更加高效的网络连接。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妮·法瑞尔（Jennie Ferrell）认为，这或许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在短时“工作”记忆中，将分散的观念联系起来，并迅速制定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她说：“这些神经连接是建立高效心理连接的生物学基础。”
智力上的差异已经让一些人怀疑，卓越的脑力是否需要付出代价——要不然，我们怎么就没有都演化成天才呢？可惜的是，这方面的证据还不充分。比如，有人主张抑郁症在越聪明的人当中越普遍，导致他们的自杀率更高，但是没有一项研究支持这个主张。只有一项研究指出了智力的一个“劣势”：智商较高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更容易阵亡。不过，这个关联十分轻微，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数据。
智力的荒原
另一种理论认为，我们的智力差异可能源于一个被称为“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的过程，发生在人类建立起文明、缓和了刺激脑部演化的种种难题之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杰拉德·克拉布特里（Gerald Crabtree）是这个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他指出，我们的智力取决于大约2000到5000个不断变异的基因。在远古时代，那些因为变异导致智力迟钝的人无法存活到传下自己基因；但克拉布特里提出，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注重协作，智力超群的人取得了成就，头脑迟钝的人也能跟着搭个顺风车。事实上，他说，要是把公元前1000年的某个人放到现代社会，他会成为“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当中头脑最聪明、智力最活跃的人之一”（参见《遗传学趋势》，第29卷，第1页）。
这个理论常被称作“蠢蛋进化论”（idiocracy），那原本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影片中假想了一个未来世界，社会安全网络在那里创造了一片智力上的荒原。尽管有人支持这个假说，但它的证据并不牢靠。要估算远古祖先的智力并不容易，况且人类的平均智商在最近一段时间还略有上升。至少，英国约克大学的心理学家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ey）说，“这证明有一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那就是智力越低的人会生出越多的孩子，导致整个国家的智力因此而下降。”
无论如何，关于智力演化的这些理论可能需要彻底转变一下思路，因为最近的发现已经让许多人怀疑，人类的思维活动不是只靠智商就能够衡量的。批评者早就指出，智商分数很容易受到阅读障碍、教育水平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尼斯比特说，“如果让18世纪的苏族印地安人来设计智力测验，我十有八九会不及格。”此外，在智商只有80的人中也有能说好几门语言的，甚至还有一个英国人参与了复杂的金融诈骗活动。反过来说，高智商也不能保证一个人就一定会理智地行动——想想那些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的聪明的物理学家吧！
典型的IQ测量题中的一道。虽然测出来高智商的人不一定就不愚蠢，但如果连这道题都做不出，那估计就不只是愚蠢了。图片来源：apple.com
正是这种不能权衡证据、不能合理决策的愚蠢，让福楼拜大为光火。然而，与这位法国作家不同的是，许多科学家都不愿意对愚蠢本身多说什么——用巴德利的话来说，“这个词不科学”。不过，福楼拜发现最聪明的头脑也会在逻辑上犯下重大的失误，这个认识倒是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研究情绪和智力的心理学家兼作家迪伦·埃文斯（Dylan Evans）承认：“高智商的蠢人是存在的。”
这个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现象要怎样才能解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因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而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恩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了一个理论。经济学家向来假设人类的本质是理性的，但卡恩曼及其同事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发现并非如此。他们发现，我们在处理信息时，脑子里运转着两套不同的系统。智商测试测量的只是其中的一套，这套处理系统较为审慎，在有意识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默认使用的，却是另一套系统——直觉。
愚蠢的源头
首先，这些直觉赋予了我们演化上的优势，在认知上开辟出捷径帮助我们处理过载的信息。直觉之中包含了一系列认知偏差，比如刻板印象（stereotyping）、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还有拒绝模棱两可（resistance to ambiguity）——即倾向于接受问题的第一个解答，即便它明显不是最好的答案。
这些在演化中形成的认知偏差，尽管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但如果我们一味依赖它们而不加批判，它们就会破坏我们的判断。因此，无法识别这些认知偏差，或者无法抗拒它们，都会成为愚蠢的源头。“脑子里边没有哪个开关写着‘我只会对餐厅产生成见，对人不会’，”法瑞尔说，“你得训练它这么做。”
这类愚蠢和你的智商无关，因此要真正理解人类的愚蠢，你需要另外一个测试来检验我们对于认知偏差的敏感程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测试。他目前正在开发一套“理性商”（Rationality quotient，RQ），用以评估我们超越认知偏差的能力。
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它是用来测试模棱两可效应的：杰克看着安妮，但安妮看着乔治；杰克结婚了，而乔治没有。那么，是有一个结婚的人看着一个未婚的人吗？候选答案有“是”、“否”和“无法确定”3种。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无法确定”，因为这是他们会首先想到的答案——但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正确答案应该是“是”。
RQ还可以测量人的风险智力（risk intelligence），风险智力决定了我们衡量某些几率的能力。比如，埃文斯指出，我们一般会高估自己中彩票的几率，低估自己离婚的几率。风险智力低下，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做出坏的选择。
那么，哪些因素决定了你是不是生来RQ就高呢？斯坦诺维奇发现，与智商IQ不同，RQ不是由你的基因或者孩提时期的抚养因素决定的。RQ的最大决定因素是一种被称为“元认知”（metacognition）的东西，那是评估你自身知识有效性的能力。RQ较高的人都掌握了某些策略，能够提高这种自我认识能力。斯坦诺维奇说，一种提高RQ的简单方法，就是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先用直觉得出一个解答，再思考一下相反的解答，然后再作最终决定。这样，对于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你就能建立起一个准确的认识了。
愚蠢不是你的错
然而，即便是RQ天生就高的人，也会在自己无法控制的局面下犯错。法瑞尔说：“你个人的认知能力可能很高，但环境决定了你必须要如何行动。”
或许你已经有所体会，情绪干扰可以成为你犯错的最大原因。悲伤、焦虑之类的情绪会扰乱你的工作记忆，减少你用来评估周围世界的认知资源。为了应对这个局面，你或许就会不自觉地退回到直觉模式，通过捷径来解决问题。法瑞尔说，这或许还能解释一些更为持久的体验，比如“成见威胁”（stereotype threat）。这是少数群体在知道他们的表现可能被人用来证实既有成见时产生的一种焦虑感。实验屡次证明，这是可以降低测试成绩的。
说到对愚蠢的鼓励，或许没有什么比得上某些商业行为了，这是安德烈·斯派塞（André Spicer）和马茨·阿维森（Mats Alvesson）发现的。斯派塞来自英国伦敦的卡斯商学院，阿维森则来自瑞典的隆德大学，他们在做出这项发现时，原本关注的都不是愚蠢。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调查声誉卓著的企业如何管理高智商的雇员。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得不推翻了原先的课题。
同样的模式一次又一次显现出来：某些企业，特别是投资银行、公关公司和资讯公司，会雇用资质很高的人。但是，斯派塞并没有看到这些天才能够一展所长，“我们震惊地发现，他们之前训练出来的专长立即就被‘禁用’了”。他们把这个现象称为“功能性愚蠢”。
他们的发现用偏见和理性的理论可以解释得通。“我们起初并没有将卡恩曼的理论当作自己研究的依据，” 斯派塞说，“但我们后来意识到，我们的研究和他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那种事情之间，存在有趣的联系。”比如，在企业中任职往往会“禁用”雇员的风险智力。斯派塞说，“他们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因此他们就无从判断自身行为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企业压力还放大了模棱两可偏见。斯派塞说：“在复杂的机构中，模棱两可随处可见——而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模棱两可的企业同样随处可见。”
由此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2012年所作的一项整合分析中，斯派塞和阿维森发现，功能性愚蠢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参见《管理学研究杂志》，49卷，1194页）。“那些人聪明绝顶，”斯派塞说，“他们全都知道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和结构性贸易融资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非但没有人研究，雇员还会因为担忧这些问题而面临受到处罚的风险，或许是因为提出这些担忧似乎就冒犯了上级。结果就是，那些原本聪明的雇员都把逻辑留在了办公室门外。
斯派塞和阿维森发现，功能性愚蠢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智力越高的人，他们的愚蠢就越是会造成灾难。”图片来源：libcom.org
愚蠢共和国
考虑到经济崩溃的现状，这些发现似乎证实了福楼拜的担心：一大群蠢人获得了权力，这被他戏称为“愚蠢共和国”。经济危机也证实了范博克塞尔的部分观察：高智商的人犯傻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往往肩负更大的责任：“智力越高的人，他们的愚蠢就越是会造成灾难。”
在斯坦诺维奇看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金融机构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要寻找一款好用的理性测试方案。目前的RQ测试还无法像智商测试那样给出一个确定的分数，因为你必须先比对大量自愿者的数据，然后才能设计出稳定的量表，让你能够在不同的人群之间进行比较。然而，他已经发现，单是接受这样的测试，就能提高我们对于常见认知偏差的识别能力，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它们的魔咒。2013年1月，他开始设计这套测试题，这都要多亏慈善组织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提供的一笔为期3年的资助。
福楼拜开启的“事业”，会不会有人来收尾，这是另一个问题。范博克塞尔打算写完他的第7本关于愚蠢的书之后就金盆洗手。不过，美国国会图书馆或许会在无意之中接过下一棒——他们决定将世界上的每一条推特都记录归档。
对于我们其他人而言，了解自身的愚蠢有助于摆脱它的掌握。或许，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比如伊拉斯谟，完全能够理解愚蠢对于我们的统御能力。在他们为愚蠢（即Stultitia）绘制的寓意画像的下面，你会看到这样的声明：“主宰我的是愚蠢。”
编译自：《新科学家》，Stupidity: What makes people do dumb th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