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黑龙江省大豆协会抛出了“转基因致癌说”，以往只在民间和网络上流传的转基因安全性指责，在中国第一次由一家专业协会以官方口气进行了表述。食品安全专家纷纷站出来驳斥这种说法完全不靠谱，更值得关注的是，食品安全专家也质疑了这家协会在发表这个问题上的资质——在粮食领域长期的工作经验，并不意味着大豆协会的官员有资格做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评价。一家专业协会该如何在专业问题上体现出科学性、又该如何处理协会成员的利益与专业之间的关系呢？
转基因安全性争议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到黑龙江省大豆协会的“转基因致癌说”的论据，以及食品安全和卫生领域专家对之的批评上，并在梳理这一争议的过程中，厘清什么是专业协会的专业性。
6月21日，在农业部发放三个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安全证书后一周左右时间，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的结论赫然写着：转基因大豆可能导致肿瘤和不孕不育。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更是称：分析我们国内肿瘤发病特征，像上海、福建、吉林、江苏是中国肿瘤发病的集中区；湖南、湖北、浙江、贵州、黑龙江、辽宁等省不是肿瘤发病的集中区。“分析特征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高度的关联：消费转基因大豆油的集中区，同时也是癌症发病的集中省，消费菜籽油、国产天然大豆油、消费其他油品的省份，就不是国内肿瘤发病的集中区。”
据此，王小语声称，他在粮食行业工作20年了，以他的经验，一些地区癌症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地区，与转基因大豆相关。
与以往应对网民和媒体报道时的迟缓不同，这一次，食品安全专家和管理单位迅速做出反应。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陈君石院士指出，进口转基因大豆是事实，我国癌症高发也是事实，但将两者相关则没有任何根据。而且，转基因大豆在榨成豆油后，转基因成分作为一种蛋白，在豆油中并不存在，不可能对癌症造成影响。
也许王小语在粮食部门的工作经验可以帮助他了解宏观的食品消费的变化，但这一工作经历本身并不能确保他了解食品消费变化导致的健康问题，更不用说这种健康问题与癌症发病的相关性。
实际上，癌症发病机制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至今我们可以确信的致癌因素并不多，只有一些特定的环境污染（如悬浮颗粒与肺癌）与吸烟，被科学家们板上钉钉地与癌症发病联系在一起。而膳食与癌症的相关性更是复杂，因为膳食的变化与营养摄入、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经济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特定的膳食习惯与癌症的相关性，也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调节。比如东北地区和河北等地食用腌菜与食道癌发病率的相关性，也受到了当地人口流动增加等因素的影响。
此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还包括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均寿命延长，癌症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而癌症普查的信息获取也是一个因素。过去农村很多癌症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也难以被纳入到癌症流行病调查的统计中，现在癌症患者普遍要住院治疗，从而被纳入到统计中，这也会让癌症发病率显著提高。而这一过程，正好与用于榨油的转基因大豆的进口不断攀升有关。
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后，即便不熟悉国际科学界对于转基因研究安全性的主流结论和豆油中并不含有转基因成分这一事实，也可以排除食用转基因豆油与癌症高发因素的因果关系。
专业协会的专业性
那么，一家专业协会该如何科学地处理专业问题呢？
首先应该说，如果我们把科学性界定为“言出有据、依据程序、理性分析”这一宽泛的标准，那么可以说，在处理本领域的专业问题时，绝大多数专业协会或行业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这包括合理取样、数据分析、行业趋势展望等。在这一最基本的意义上，我们也可将科学性等同于专业性。比如，黑龙江大豆协会在反映黑龙江豆农遇到的困境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其数据既成为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资料，也报送给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自然也是媒体依据的资源。
应该说，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的自律性就会在极大程度上保证其主业上的科学性，因为某一协会如果经常做出非科学的结论，就会误导其成员，导致其受到损失，并进而构成了改组甚至取代这家协会的动机。在西方，行业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同一行业存在多个相互竞争性的协会，或具有组建新协会的便利条件，是保证协会专业性、科学性的重要条件。
专业性或科学性很重要，但并非有了这一点就能确保专业协会保证其成员的利益。以黑龙江大豆产业为例，尽管协会做了大量呼吁工作，但并不能保证东北大豆产业咸鱼翻身。实际上，国产大豆种植业的危机，在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资源配置被自由贸易原则洗涤的结果。大豆作为一种最为典型的大宗农产品，大面积的种植、自动化的耕作、均一化的农业科技，让从美国到阿根廷的美洲大陆产出了世界上最为物美价廉的大豆。根据中国农业部开设的农业信息网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6月14日黑龙江东南部地区大豆市场收购价格大约为4.4元每公斤，而同一网站表明，同期的国际市场大豆价格为每60磅1529美分，换算成人民币就等同于每公斤3.46元。这意味着国产大豆价格比国际市场贵了27%（实际上会更高，因为这里我们是用国内收购价和国际零售价作对比）。
专业协会专业性的第二点在于遵循和制定行业规范、遵守和推动国家与地区标准。与协会的常规调研工作不同，制定和推动规范与标准的工作，不仅需要一家协会自身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科学标准，也需要具有广泛鉴别、采纳学界研究成果和主流意见的能力。相比于常规的专业化工作，在对待标准、规范问题时，理想的专业协会还应该具有在不同标准之间进行合理取舍，并依据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标准而得出最符合消费者与协会成员长远利益的结论的能力。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出于商业利益而互相质疑对方标准、甚至恶意攻奸的情况，比如纯净水与矿泉水、矿物质水与天然水厂商之间围绕着不同的标准形成对立阵营，不断爆出新的冲突，而每一次冲突都会通过媒体放大，让消费者不知适从。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支持高温消毒奶的某协会与支持常温保鲜奶的另一个奶业协会之间。虽然在很多这样的争论中，每一方都依据对自己有利的标准，得出看似科学的结论，但刻意忽视甚至污蔑对方的标准，这并非科学的态度与做法。
就制定和遵循标准与规范这一问题上，协会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更应该体现在依据科学评估和风险分析的原则（合理权衡不同证据的效力与后果），在不同的标准中得出最符合消费者安全和产品性价比最大化原则的结论。应该说，不同标准的存在是普遍现象，但没有理由因此认为，依据不同标准互相攻奸也应该是协会专业性的体现。在西方规范化的市场化经济中，不同标准的存在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据此恶意攻击竞争对手的情况并不多见。
专业性与科学问题
除了上述两个专业性原则外，专业协会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接触到与本领域专业无直接相关性的科学问题，例如这次黑龙江大豆协会抛出的饱受批评的“转基因大豆油致癌问题”。
那么一家专业协会如何以专业的态度处理自己领域之外的专业问题呢？是否它就应该在自己小专业以外的所有问题上“守口如瓶”呢？
这一问题并不难处理。因为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专业科学工作者和权威机构，所谓术业有专攻。一个专业协会如果需要了解甚至发布自己专业以外的科学问题和结论，完全可以委托相关研究机构进行调研，甚至再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被委托机构的研究结果进行评估后再进行发布。以肿瘤的流行病研究而言，不仅像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慢性病研究中心等国家队具有相当的研究实力，而且哈尔滨医科大学这样位于黑龙江省的专业机构也有很强的肿瘤研究团队。
实际上，专业协会的专业能力本身就应该包括合理利用资源来处理自己专业以外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一个机构不能判断自己领域之外研究团队的能力或科研相关性怎么办？答案仍然是依托其他专业机构。例如，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的各种专业学会就经常受“外行”之托开展自己专业领域指定课题的研究。而不论是美国科学院还是美国的绝大多数学会，都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能力。他们依托的是自己的院士和本领域的专业会员。院士或专业会员对这些课题进行研究，本质上是受托于自己的专业组织。
专业性与公正
将科学问题委托给专业学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这些受托机构会秉持中立和客观的态度，全面分析收益、成本与问题。实际上经常会出现课题研究结果与甲方（委托方）预期不符，甚至违反甲方利益的情况，即便如此，这些专业学会也会秉承自己的专业精神“秉笔直书”，因为对于这些会员都是专业人士的学会而言，保持客观与公正是维系其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核心价值，远远超过了“撒谎”所带来的短期经济收益。而对于委托方而言，也确实存在不发布对自己不利的研究结果的情况，从法律上而言，这也确实是它们的权利。当然，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时，也会有受委托的研究机构不顾合同约束和甲方意愿发布、发表研究结果的情况。
既然专业协会在对自己不利的问题上有“沉默”的权利，那它们涉足自己领域之外的科学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专业协会委托相关科研机构进行调研，可以开拓后者的视野，让后者涉足很多被忽略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会带来更大的公共利益。
其次，对于专业协会而言，始终要衡量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而历史已经证明，尊重、正视并发布符合科学的结论，即便是在短期对自己不利的结论，对于专业协会及其会员而言，往往是获得长期收益的根本保证。例如，越来越多的能源公司及代表其利益的工业协会，现在也站在了承认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并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这一边。这些传统能源公司，也能够依据科学的结论对自己的业务进行长期调整。
第三，不论是一家专业协会做出委托研究的决定（以及相关招标工作），还是接受委托进行调研的学术机构，都要严格遵循既定的程序。而这种程序，往往会让“以粮食部门的工作经验判断癌症发病因素”的拍脑袋决策称为人们不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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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鹤鹏，著名科学评论者，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