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RIA KONNIKOVA）当学生在考场里坐下时，他就知道如何去作弊。但他怎样决定是不是要真的去作弊呢？逻辑推理？一时冲动？ 对血液里的肾上腺素和大脑中的多巴胺的下意识反应？ 作弊之举从来没断过，但作弊者到底为什么决定要这么做呢？
早期理论
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认为，作弊是由我们的道德发展程度决定的：发展得越高级，就越不可能作弊。据科尔伯格所述，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会经历六个阶段；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自负逐渐变少，能更熟练地对道德方面的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我们在发展中每前进一步，作弊的可能性就减少一些。换句话说，作弊就是缺乏道德毅力和教育的结果。后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人们是根据情况选择是否作弊的。在1996年，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乔治· 洛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提出了一个冰冷、理性的公式：人们比较采取不道德行动带来的利益和需要承担的成本，然后做出相应决定。同年，心理学家大卫·梅西克（David Messick）和麦克斯·贝泽曼（Max Bazerman）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缺少了一些精确性但更为感性的理论。他们主张，作弊是一个高度主观的推理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三种变量：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八年后，贝泽曼又增补了他当年的观点。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弊与否的决定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做出的。它是各种情境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我们很难感知到这些力量也有可能根本就感觉不到。
情境的作用
大多数对作弊的现代研究探索的是情境对行为的微妙影响，正是这些小因素构成了我们每天做选择时的复杂背景。在实验室里，一种典型的用于测量作弊行为的方法是将受试者置于这样的情境下——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都是匿名的，不会被抓到。当然，在现实中，他们的行为是会被别人看到的。结果证明，几乎任何人在行为线索（behavioral cue）存在时都会作弊，哪怕这线索是细微的，是意识所觉察不到的。例如，一组心理学家在一系列的三个实验中发现，照明程度会影响作弊行为。在其中一项研究中，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的实验参加者比在明亮房间里的参加者作弊更多。虽然这两组学生在同一套数学题上的表现一样好，但根据较暗房间里的学生的自我报告，他们平均比另一组多正确解出四道题——从而多得到1.85美元，因为他们每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就能得到报酬。作者认为，黑暗创造出了“虚幻的匿名感”：即使实际上你在黑暗中并不比在光亮下隐匿得更深，你也会觉得好像是这样；这使你更容易表现出在不具备这种条件时不会表现出来的行为。
匿名感会让一个人更有可能作弊。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许多类似的效应也在各种似乎并不与作弊直接相关的环境因素中观察到了。例如，当我们在杂乱的环境中时，就会采取更多的作弊行为。（杂乱环境是指有更多的社会反常行为的印记的环境——如垃圾、涂鸦、瓦砾等等。）当我们认为资源足够满足需求时，就更容易作弊；因为资源充足，我们会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反正每个人都能得到好处，我多拿一点也无妨）。仅仅是读到一份强调决定论的声明——其中说，我们的行为是基因和环境，而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也能让我们作弊。当我们觉得自己处在有权力的地位时，作弊的可能性也会上升。心理学家安迪·雅普（Andy Yap）、达纳·卡尼（Dana Carney）和同事们进行的新研究表明，处在伸展力量性姿态中的人——比如站立时两脚与肩同宽，双手放在臀部——不管自觉不自觉，都更容易偷钱或在测试中作弊。在模拟驾驶中，当他们坐在宽大的、能伸开身体的汽车座椅中时，他们更容易违反交通规则，而窄小的座椅则会起到相反效果。在现实世界中的版本是：司机座位更宽阔的汽车违规并排停车的可能性更大。上个月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甚至表明，对权力和成就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本身就可以导致作弊：它们创造出一种竞争心态，反过来使我们更有可能采取不道德的自我推销行为。这些发现呼应了先前的研究结果：同“掌握”的目标相比，更注重结果而不是理解的“成就”的目标会增加作弊。
我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感觉劳累时，也更容易作弊。在2011年由认知心理学家弗兰切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a）和丹·艾瑞里（Dan Ariely）领导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学生观看视频，一组什么也不做，一组要主动忽略掉同时出现在屏幕上的单词。需要努力忽略单词的学生在随后的解决问题的任务中作弊远远多于另一组。睡眠不足导致类似的结果：劳累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变得更容易作弊。我们昏昏欲睡或精疲力竭时并不会自发地去作弊；这其中的原理是，当作弊的机会出现时，我们更有可能去利用它，因为我们的自我控制耗尽了。在标准化考试中作弊的原因之一会不会可能就是这个？这类考试大多在周六一大早举行，而这正是学生们最缺觉的时候。
最有害的是，作弊行为可以自我强化。我们在作弊时有一种将这种行为合理化的倾向。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所以就改变自己的态度，合理化自己的行动；这种调整虽然可能会使我们感觉好一些，也让我们更容易再次作弊：我们作弊，把它合理化，接受它，再次作弊。哈佛大学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假设场景下和真实世界的任务中，行为不诚实的人都更有可能将道德从环境中分离，忘记荣誉准则等道德规则。看起来，作弊可能会导致自我合理化，产生对道德信息的临时阻断。
如何防止作弊？
幸运的是，对防止作弊来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环境中看似与诚信无关却能引发自我反省的小变化可以降低人们作弊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就不太可能表现得不诚实。哪怕细微的监视迹象也是有说服力的： 镜子或眼睛的图片可以减少作弊。在一项自觉投钱买咖啡的研究中，同花卉海报相比，在海报里的眼睛注视下的人们向钱箱里多放了三倍的钱。虽然荣誉准则或其他道德行为标准自身可能不足以减少作弊行为，但在将人们置于可能作弊的环境下之前，它确实有助于向他们的头脑里灌输这类规范。心理学家尼娜·马扎尔（Nina Mazar）和同事们发现，仅仅要求学生写下十诫，就降低了作弊率，不论他们是不是真的记得其中的任何一条戒律，甚至他们是不是信教都没有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仅仅提醒的效果（mere reminder effect）”。同样，当学生在试卷页首看到一条短短的荣誉准则声明后（“我明白，这个简短的调查在麻省理工学院荣誉系统覆盖范围之内”），作弊行为也减少了。即使要求人们回忆过去的不道德行为，也能降低他们在未来作弊的可能性。
老大哥在看着你，你还敢作弊么？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社会规范（social norm）也在是否作弊的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作弊看起来是被广泛接受的行为，人们就更可能不诚实；反之亦然。在一组实验中，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发现，如果有人明显作弊了——以比诚实作答快得多的速度完成一项解决问题的任务——那么同处一室的其他人将更容易作弊，但这只在当他们视作弊者为跟自己类似的人时才能发生。如果作弊者似乎跟他们不一样——在实验中，如果他穿了对头学校的T恤——那么学生就不太可能作弊。不过，那些将作弊看作性格和道德发展问题的早期理论家可能也没有完全说错。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似乎有些人就是从不作弊。在吉诺和艾瑞里2011年对自我控制和精神疲劳的研究中，一些人不管有多累也不作弊。将诚实、公平和同情等性格看得更重要的人维持着对作弊诱惑的免疫。换句话说，一部坚固的道德指南针可以指引一个人安全地穿过满墙涂鸦的昏暗房间。
本文编译自The New Yorker Elements:INSIDE THE CHEATER’S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