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中国的科技创新工作似乎又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玉兔登月”、新一代战机升空都是其中的亮点。看看官方媒体的报道，我们会觉得成绩让人眼花缭乱。
然而，坊间议论却似乎对这些丰功伟业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在科技界人士扎堆儿的科学网或者果壳网上尤其如此。稍加关注就可以发现，不管是大是小、是政策改革还是技术成果，科技创新工作在近年来屡遭质疑与抱怨，就连大如“登天揽月”、“蛟龙潜海”这样的科学探索工程项目也不能幸免。
何以在创新成绩处处见、创新雄心日日高、创新投入年年涨——2012年中国研发经费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数（1.98%对1.96%）——的情况下，公众仍然在不断地抱怨？
也许可以说，中国的原创性成果仍然非常有限。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与很多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在基础科研方面，多年来中国的国际论文发表数稳居世界第二。在应用研发方面，2012年12月11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表明，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专利申请国。
在公司实力方面，固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苹果、谷歌、通用电气和三星，但已经出现了如小米、百度、联想和华为这样的企业；固然还没有足够的原创技术，但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市场占有率足以让任何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其他金砖国家汗颜。
那靠着这些高强度的投入、靠着如此大量的论文与专利产出、靠着如此大的市场占有率，我们可以算是创新型国家了吗？或者，抛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创新型国家的标准不论，我们可以说对中国的创新满意了吗？
满腹怨气所为何？
当上面提到巴西、俄罗斯等国家时，一定会有人不屑，认为我们与这些国家已经不在一个阵营，不值得一比，即便中国的军事技术仍然高度依赖俄罗斯、中国的航空技术也得益于与巴西的合作。
那我们该与谁比呢？其实不论是从大家的言行还是从大家的心中，似乎都在把以美国为代表的美英德法等第一阵营的发达国家的总体实力拿来当参照对象。例如在谈及登月时，航天项目的首席专家会说，“美国人去过（月球），我们一定要去。”在去寻找品评中国公司的参照物时，我们也自觉不自觉地拉来谷歌、微软、通用电气和苹果，即便坐下来想想它们的历史、发展历程，想想它们的环境，我们本来可以心平气和一些，对它们少些羡慕，对我们自己多些肯定。
但这样其实很难。多年来整个国家弘扬创新的主旋律，似乎从来不满足于我们是跟着走的实际情况，似乎只有赶超、只有所有技术都是原创，我们从上到下才能放心。
传播学研究告诉了我们，人对整个世界的印象，并不一定取决于他/她真实遭遇的世界，而是取决于他/她被告知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各种信息。而舆论学的研究进一步告诉我们，人对政策的不满，其实很多不是对政策本身的不满，因为实验发现，填问卷说对某些政策不满的人没有多少知道自己不满的那些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不满是因为这些个政策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强大的心理预期，这一预期一方面会促成我们的前进动力，一方面则会造成我们的心理落差。
而这种心理落差一旦与现实中某些情况匹配，或者换句话说，直接感受到的现实状况与被告知后形成的心理预期具有系统性偏差的话，我们立刻就会驱使自己去选择性寻找信息，不是减少而是强化落差，所以我们其实看不到中国创新进展的全面情况，我们看得到的是自己待遇不合理、科研项目本该中标、课题中标的人水平不如自己、或者我们的重大项目产生的可见成果太少。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很不满的地方可能并非是领导人的感受。中国的体制可以让我们集中资源办大事，如航天成就、蛟龙入海实际上是基于充分的工程技术进步，而工程技术进步的实质是集成资源和反复试错，具有很大的可预期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官僚体制的交差逻辑注定会让我们在这方面大力发展，超苏赶美，给领导人交出一份靓丽的答卷。我们的领导人并不需要去看引文和专利数据库中诸如“shenzhou”、 “Chang'e” 或 “Jiaolong” 这样的主题词诞生了多少高引用论文和核心专利。
同时，领导与我们获得的信息完全不同。他们不但获得了比我们多得多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以数目字、进度条等直观的方式来呈现，其得出正面印象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我们。此外，领导人还不用抱怨基金不能中标，科研经费分配不公。
各个领域都会有这种信息获取方面的差距和不同。领导人可以到敬老院和棚户区去慰问民情，但不大会到博后、助理研究员中走走，最多会去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家中拜个年——但这些老科学家会替青年科学家抱怨么？
悖论的形成
但是，即便领导人能更多地看到成绩，这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很容易为科技创新的成就而满足。因为以赶超为目的的创新，就一定要明确赶超的目标，而明确了这些目标，即便具体的赶超项目得以成功，至少在科技部门的报告中表述为成功，领导人也会不断看到差距，特别是在国家安全等巨大而充满挑战性的领域，因为相关部门实际上不得不强化我们与“对手”的差距这种意识以赢得领导人的政策支持。这同样也是由于信息获取时的选择性。
换句话说，面对国家领导人，科技部门的官员一方面需要不停地阐述已经取得的成绩，又要不断强调我们还不是创新型国家这个带有休止符特点的称谓，因为如果具有了这个称谓，就会抹平继续加大投入的正当性。
那么，赢得了领导人的支持，科技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日子就会很好过吗？非也。须知，数目字武装出来的成绩，就必须以更多的数目字来持续。因为一旦这些成绩不能持续，前面数目字所支持的成绩也会受到质疑。但报告成绩可以用数目字，而科技创新本身却是最无法以数目字来预测的。于是乎，可以预测增长的论文和专利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就自然成为了政策考核的重点；相对而言能预期成果的“登天入海”等工程性领域也就变成了政策和资金支持的核心。
悖论就此形成。
我们的科技政策是按照领导人可见设计的，是由科技部门按照成绩可衡量执行的，而宣传工具是按照“超苏赶美”的套路来指定框架的，是被全国科技大会、全国创新大会，以及科技重大专项的宏伟目标所绑架的，只有实际工作是不能用赶超来做的，因此，每个人可以直接感受的成就，是没有办法落进“超苏赶美”的那个框中。
那么，我们所能做的，除了抱怨，还有什么？
新领导层的期盼
但其实，上面所说的这个悖论并不是一个死结，至少在有些环节上。
例如，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为推出诸多改革措施而备受国内外瞩目，相对而言，促进中国科技创新虽然如往年历次全会的公报一样，也出现在这次公报中，但并未格外突出。
相比于以往诸多领导人执政时对创新的强调，包括2012年隆重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目前的创新话语确实沉静了许多。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创新的调子变低了？为什么不提“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这样的字样了？
其实注意一下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表述，特别是经济学家总理李克强的表述，我们就会注意到，虽然一直在强调创新，但领导人经常会在科技创新的后面，强调与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的，是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创造好促进创新的各种各样条件。例如，在刚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政府要大力减少和纠正用行政手段包揽、直接介入或干预科技创新活动的做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完善创新激励政策、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上来……”
而且，现任领导人的两个最核心者，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似乎相对而言对宣传成绩并不那么热衷，也许他们一个出身名门，不需要借助成绩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一个深谙经济学原理，知道数目字中的猫腻：通过启动重大项目，加大政府投入，设定量化考核标准，总能生产出“太空漫步、蛟龙潜海”等领导人可见的重大创新成果。然而，如果缺乏完善的技术转移体制，这类重大成就并非一定可以转换成iPhone等能带来市场价值的技术和产品。
的确，如果一味高歌创新，却无法在根本上解决创新的土壤、企业创新的源动力、以及技术转化的顺畅机制等问题，其必然结果，就是论文与专利数量的“凑数创新”和“蛟龙潜海”等举国科技体制的突破式创新齐头并进，而不是基础科研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根本改善。
也许，务实的新一代领导人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才在创新问题上不那么凸显高调。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会发现，是否给中国戴上“创新型国家”这个帽子并不重要。
而一旦创新体制真能返璞归真，我们就会发现，人们所期待的，并非是中国是否成为了“创新型国家”，而是这个国家的创新为解决我们每个人的实际问题做出了多少事情。老百姓骨子里不会在意iPhone是否代表自主创新，而首先在意更便宜的“小米”是否像“iPhone”一样好用。而在各个创新环节上的专业工作者，不论是科学家、工程师、高科技企业管理者还是创业者，他们也并不总是需要听到多少创新成绩来鼓励自己，除非这些创新对自己的工作带来启发。他们需要的，是经费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的竞争、是众多的项目配备明确实用的申请指南、是各种规章制度总能得到透明性的保证。
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唯有认识到这一点，并真正把促进国家创新转向为创新者乃至为民众服务，而不是把创新成绩当成自己的政绩，不是把“创新型国家”当成一个可欲而不可求的画饼，我们才不会陷入一边书写创新成绩，一边引发人们更大的不满的窘境。
作者简介
贾鹤鹏，著名科学评论者，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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