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直觉不靠谱，你们说得没错，之前死理性派的文章中有大把的依据；也有人说直觉是人性（Human Nature）的一部分，相较推理更擅长处理复杂问题，心事鉴定组的文章不就早已为直觉翻案了吗？其实这并不是自相矛盾，直觉本身也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直觉与推理是人类决策与判断的两类主要模式，我们的大脑离开谁都玩儿不转。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采用实验科学视角研究直觉决策的机制，具体来说，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类是行为实验，从行为层面研究直觉决策的外在特征，从行为现象中探讨直觉决策的利弊；在此基础上，可以再进一步，探索人们做出决策时大脑的思维过程，从神经科学层面研究人类决策行为背后的神经机制。说到认知神经科学，可谓是方兴未艾，最近《最强大脑》的开播更是提高了人们探索大脑奥秘的兴趣。然而，应用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研究直觉决策过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什么是直觉决策？
在大量涉及人类决策与判断的研究中，直觉一直属于被忽视的选题之一，直到近年来，才逐渐引起管理学界的重视。事实上，决策并不是纯理性的逻辑推断过程，其认知过程十分复杂。直觉决策具有快速、潜意识性等特点，通常在涉及多维度的决策中被专家所使用。这类决策通常在人们高度自信的情况下基于先前的大量经验做出，决策做出之后人们常常难以解释清楚做出决策的原因。一般地，人们认为直觉与推理这两种认知过程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推理决策的做出是缓慢、受规则约束的，而人们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
目前，主要有两类常见的无损伤研究大脑活动的设备，一类用于记录大脑活动的磁感应变化成像，空间分辨率高，但由于全脑扫描的速度慢，这种设备的时间分辨率较低；另一类用于记录脑电压在时间维度的变化，时间分辨率很高，但受到颅骨、头皮阻抗影响，空间分辨率低。在上述记录大脑活动的技术中，属于第一类设备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和属于第二类设备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最为成熟、应用最广。二者都客观反映了刺激事件在大脑中引起的相应脑区活动，不同的是，前者依靠脑血流变化引发感应磁场，后者则依靠脑神经元放电产生的微电位。两种技术各有利弊，目前还不能做到完全互相替代。
直觉决策的认知神经科学发现
为了探讨人类直觉决策的神经机制，并与推理决策的神经机制进行对照，参加实验的被试通常会被要求分别完成一定数量的直觉决策和推理决策任务。不同于直觉决策任务，推理决策任务的完成需要综合各种信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往往耗时较长。由于事件相关电位（ERP）设备的时间分辨率很高，而为数据分析截取的时间窗通常仅为1000-1200ms，被试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推理决策任务。如果没有更巧妙的实验设计，将完成推理决策任务的时间进一步缩短，现阶段很难将ERP设备应用于直觉决策研究，正因为此，现有两项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均来自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领域。
在第一次试图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揭示直觉决策神经机制的研究中，作者设置了两项实验任务：一种是可以通过推理解决的“受控-可解决问题”、一种是必须通过直觉解决的纯协作问题[1]。“受控-可解决问题”中，只要被试有足够的计算能力，都可以利用游戏的数学结构，找到其最优策略；而在纯协作问题中，只有当两个被试“心有灵犀”、默契地做出相协调的举动时，才能赢得该游戏，此时推理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想要解决问题，唯有诉诸直觉。这项研究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完全区分开直觉、推理两种决策模式。
实验任务示意图。Dominance：行为“受控-可解决问题”示例，Coordination：行为纯协作问题示例；A列示例采用了数字游戏的形式，B列示例采用了盒子游戏的形式。图片来源：W. Kuo et al. Science 324 (2009) 519-522.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结果显示，人们在完成直觉、推理决策两类任务时，大脑的激活区域有显著差异。换言之，直觉与推理两类决策的认知加工过程并不相同。相较于完成纯协作任务，被试在完成“受控-可解决问题”时额中回、顶下小叶、楔前叶的激活程度更高；而在在完成纯协作任务时，被试的脑岛、前扣带回的激活程度更高。
考虑到人们依靠与生俱来的道德标准，人们在对涉及道德的场景进行判断时，在很大程度上应用到直觉。另一个研究小组设计了两种道德任务：“外显式”的道德任务涉及道德推理，“内隐式”的道德任务涉及道德直觉[2]。被试观看了50张令人不快的图片，其中一半图片违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随后，一半参与者完成“外显式”任务，即对图片违反道德的程度进行评价；另一半参与者完成“内隐式”任务，即判断该图片描绘的场景发生在室内还是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结果显示，尽管实验组被试在完成“内隐式”任务时，精力集中于判断图片场景的发生地，但他们与道德判断有关的脑区依然得到了激活。
实验过程示意图。左、中、右三幅图分别为道德、不道德、道德中性刺激材料的示意图。刺激图片呈现6s后，被试将完成“外显式”任务或“内隐式”任务，评价或判断时间为4s。图片来源：C. Harenski et al.NeuroImage 49 (2010) 2707-2716.
被试在完成外显式任务时，其内侧前额叶皮质存在显著激活，而在完成内隐式任务时，大脑不会出现该状况；此外，两组被试的颞顶联合区均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激活。这一结果表明，腹内侧前额叶对于道德推理的贡献更大，而颞顶联合区对于道德直觉的贡献更大。这项研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道德直觉”的存在，并初步找到了“道德直觉”的神经机制。
直觉决策的神经机制：仍旧雾里看花
尽管上述两项研究为广大认知神经科学学者进一步探索直觉决策问题指明了方向，最近几年间，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却相对缓慢。目前，从应用认知神经科学视角研究直觉决策问题，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人们通过直觉做出决策时，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具有较高的要求。通俗的讲，直觉是一种“灵感”，是“思维的火花”。面对复杂的决策与判断问题时，人们需要一个相对轻松、舒适的决策环境。可是神经科学的研究，要么把你关在一个黑暗隔音的密室中，要么需要你忍受严重的噪音，你的头必须一动不动，甚至决策还有时间压力。在这种环境下，直觉可能完全不灵了！
另一方面，要设计出W. Kuo et al.(2009)那样无法依靠推理解决的、高度纯粹的直觉决策任务是非常困难的。前人在行为研究中采用的实验任务，比如说挑选车辆，决策任务本身并没有特殊性，无论是通过直觉还是通过推理，都可以顺利解决。相应地，任务被归为直觉还是推理决策，取决于给予被试的思考时间是否充足，以及被试在完成任务中是否受到干扰。严格来说，这类任务并不是纯粹的直觉决策。有鉴于此，至今仍很少有学者采用神经科学的视角研究直觉决策。
如果说人类决策是一个黑箱，那么直觉决策就是黑箱中某个隐秘的角落。经过前人的努力，我们似乎在黑箱上穿出一个孔，让外界光线慢慢照进去，对于那个神秘的角落却仍旧是雾里看花。要真正了解直觉，单靠认知神经科学这一股势力还远远不够。直觉与推理，人类决策与判断的双子星，还有待各前沿交叉领域的学者来共同探索。
（本文作者是来自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的博士生，果壳网欢迎更多科研工作者为我们撰稿或者接受我们采访，热情的邀请函在此。）
参考文献：
- Wen-Jui Kuo, Tomas Sjostrom, Yu-Ping Chen, Yen-Hsiang Wang, Chen-Ying Huang. (2009). Intuition and Deliberation: Two Systems for Strategizing in the Brain. Science, 324, 519-522.
- Carla L. Harenski, Olga Antonenko, et al. (2010) A Functional Imaging of Moral Deliberation and Moral Intuition [J]. NeuroImage, 49, 2707-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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