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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世界的书不多，但《物种起源》绝对算一本。自1859年出版以来，这部经典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印行了无数次，影响了人类对自我以及自然的认知——或许，说“影响”还稍显不足，《物种起源》彻底抛弃了人与其他生命形态之间的区别，其大胆而又奇妙的理论让人类对生命的探索进入了崭新的纪元。前不久，这部标志性著作出了最新中译本，译者是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典藏主管、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苗德岁。
作为获得古生物学界著名奖项“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的首位亚洲学者，苗德岁在新浪微博上的签名是“漂泊番邦逍遥客，徜徉书海自在人”。他在《物种起源》最新中译本的 “译者序”末尾写道：“我坚信对作者最大的尊重和感念，莫过于去认真研读他们本人的文字”。
接受果壳网采访时，苗德岁表示，“我那是在竭力抵御把译者序写成全书导读的诱惑，因为我一般拿到一本书，都是跳过书籍正文前的内容（front matter）而直入正文的。当然，这与我个人经历有关，我喜欢读书、听音乐、看电影，在文革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电影正片之前都要放几个新闻纪录片，所谓新闻，实为旧闻，但放电影的是不敢不放的； 因此，我对正片或正文之外的东西，有一种下意识的莫名反感。另外，我历来认为读书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私下的思想交流——‘读书之乐何处寻’？贵在双方暗交心。此时，若冒出个“第三者”在边上絮絮不止，那是颇煞风景的。”
现在，这本没有“导读”的译本业已出版，果壳网特邀苗德岁教授谈谈他对《物种起源》以及达尔文的见解。
果壳网：您为什么会是这本书的最佳译者？
苗德岁：我哪有胆量敢自称是“最佳译者”？不过，我确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譬如，中文是我的母语，但我使用英语作为工作和生活的语言比使用中文还要长；我有随时可以请教英语母语者（native speaker）的便利（尽管我不常需要）；此外，作为一个古生物研究者，我的个人专业背景涵盖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
果壳网：《物种起源》有多个版本，您为什么会选择第二版这个既非初版、也非最新的版本？
苗德岁：《物种起源》在达尔文生前总共出了六版。第一版是1859年11月24日出版，第二版是1860年1月7日出版，相隔仅一个半月。第二版在字体、纸张和装订上，跟第一版毫无二致，未重新排版且页数相同，只是改正了印刷、标点符号、拼写、语法、措词等方面的错误，实为第二次印刷。在其后12年间的第三（1861）、四（1866）、五（1869）及六（1872）版中，达尔文做了大量修改，以至于第六版的篇幅比第一、二两版多出了三分之一。
达尔文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为了回应同时代人的批评（尤其是有关地球的年龄以及缺乏遗传机制等方面的批评），做了连篇累牍的答复，甚至于“违心”的妥协，以至于越来越偏离其原先的正确立场（譬如越来越求助于拉马克的 “获得性性状的遗传”的观点）。现在看来，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那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是错误的，而他的答复往往也是错误的。结果，新增的很多零乱的线索与内容，完全破坏了他第一、二版的精巧的构思、缜密的立论、有力的申辩以及文字的顺畅。因此，当今的生物学家以及达尔文研究者们，大多推重初始两版，而近20年来，西方各出版社重新印行的，也多为第一版。不过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的1996版以及2008修订版，却都采用了第二版，理由很简单：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纠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但总体上变动极小。
故此，我最终选定牛津2008修订版为该译本的蓝本，并根据多个版本的检校纠正了牛津版几处漏印和误印。时下通行的《物种起源》中译本，除了一本是根据第一版之外，其余皆为第六版的译本。
果壳网：在达尔文的时代，科研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比如怎么做观察、怎么做研究、怎么做交流、实验素材从哪儿来？
苗德岁：维多利亚时代是现代科学发端时期，一般说来，科研还未成为谋生的职业，而是有闲阶级根据自己兴趣所从事的消遣活动。另一方面，像达尔文这种“富二代”，衣食无忧，酷爱自然历史科学，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科研活动中去，这与今天的职业科学家的专职科研活动相差不多，甚至于更具优势。譬如，他无需写经费申请、不必考虑求职和升迁、没有绩效考核的压力、不要看老板的脸色、可以随心所欲地选题等等。这种自由自在的状态，委实让我们羡慕不已。
以达尔文为例，他随贝格尔号军舰做环球科学考察近5年，观察了大量的地质现象、采集了大批的动植物标本和化石，替他日后的研究积累了大批实验素材。在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的变异和人工选择时，他参加了养鸽俱乐部，请教了许多动植物育种专家，在自家花园里搞试验田。达尔文有10个子女，除了2个产后早夭之外，余下的8个孩子（包括10岁夭折的爱女安妮）都做过他的“助研”。有的孩子还是他的实验对象，比如他研究动物和人类的表情演化，就用自己的孩子做观察对象。达尔文跟当时最有名的一些地质学家和动植物学家们交往甚密、切磋学问，并参与伦敦地质学会等专业学会的活动。他跟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向他们索取标本或求教。上述这些跟我们今天的科研活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果壳网：达尔文的文风和英文是怎样的呢？《物种起源》的正式书名为什么这么长？
苗德岁：如上所述，《物种起源》写作时，还是科学发展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专业术语(jargons)。同时，达尔文既要说服科学界人士，又要说服大众，所以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语言，用了许多隐喻和类比，十分典雅。有人说，在《物种起源》里，可以看到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和艾略特（George Eliot）作品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使用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语言，非常美，但对今天母语非英语的人来说并不好懂。不同于牛顿等人的科学元典，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是人文经典。而我所翻译的这个原版，就是收入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的，我的译本则是收入“译林人文精选”丛书的。
达尔文最初的书名是：《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和变种起源的论文摘要》，称一本500页的书为“论文摘要”，出版商默里（John Murray）就未同意！默里说，“论文摘要”和“变种”必须删除。默里又觉得公众可能对“自然选择”一词尚不熟悉，最好用副标题的形式解释一下。因此，最后的书名由正、副标题两部分组成，中间用逗号隔开，这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冗长的书名：《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优赋族群之保存》。
果壳网： 时至今日，物种起源已经出版150多年了，今天我们还要必要读《物种起源》这样的书吗？
苗德岁：也许有人会说，我不读《物种起源》也知道进化论是怎么回事儿。确实，《物种起源》发表已经150多年了，其间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进化论的事实、证据和机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远比达尔文时代要多得多，那么真的还有必要去读达尔文的原著吗？回答是绝对肯定的！因为《物种起源》是少数几本可以称作是“改变了世界的书”，类似的还有《圣经》、《资本论》等。诚如被誉为“活着的达尔文”、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2009）所言：“《物种起源》发表到现在已经150年了，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不仅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著作，而且由于它对全人类以及整个生物界的重要性、也是有史以来任一范畴的最重要的著作。”
一如哥白尼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空间概念，达尔文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时间概念；哥白尼让我们认识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达尔文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达尔文那时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研究条件和知识基础，他能够写出这样一部伟大著作，太了不起了。他搜集到方方面面的证据，经过他无与伦比的推理，得出那种惊世骇俗的结论，不仅经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历久而弥真。他超前的科学思想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在书中表现地淋漓尽致。
譬如，达尔文说《物种起源》是“一部长篇的论争”。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论辩，并常常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本来批评者可以质问他，请让我看看你那些生物演化的过渡类型吧。他说，由于地质纪录的不完整，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么多过渡类型的化石。然后，他又用地质纪录的不完整性作为证据，来对付可能让他头痛的另一个难题，即：如果认为所有的生物变化都是通过自然选择缓慢实现的话，那么地球历史该有多长才能产生如此大量的生物变化呢？达尔文说，时间不成问题！由于地质纪录不完整，我们从这些纪录中所看到的，只是整个地球历史的不同瞬间的组合，而整个地球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150多年来的地质古生物学的无数发现证实，达尔文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不读他的原著，无论如何你是体验不到他的博大精深的，如今的生物学家们依然能通过阅读《物种起源》获得科研灵感。当我们每天在各自专业领域里，专心致志地阅读最新文献时，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一片片精致美丽的树叶，只有在阅读像《物种起源》这样的不朽经典时，方能看到浩瀚无际的森林美景，眼前才能豁然开朗起来。
引用美国作家高普尼克 （Adam Gopnik）的话，“我们阅读达尔文并非因为他所说的是当今的科学家们所相信的——很多不再是了。我们之所以还读他，是因为书中高雅的雄辩以及条分缕析的证据罗列，且以如此谦逊和娓娓道来的语调陈述，让人们看到了光明驱除黑暗、迷失林中却闯出一条正途的理智力量……”（@wuou @Ent 对此文亦有贡献）
苗德岁教授是获得“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的首位亚裔学者，他翻译的这本《物种起源》（封面见上图右）以牛津2008修订版为蓝本，还根据多个版本的检校纠正了牛津版几处漏印和误印。供图：苗德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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