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活动的历史相当悠久，然而自杀式的恐怖主义袭击——袭击者完全不期望生还、不留后路甚至直接采取导致自己当场死亡的手段——似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才有的新现象。为什么会有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只为伤害无辜的平民？也许自杀者个人是被洗脑的狂热分子，但这些行动明显是有组织的，其策划者希望达成什么目标？难道只是单纯地宣泄，毫无缘由地制造恐惧和绝望吗？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迄今已经获得了一千多次引用；几年后他将这篇论文扩展成了一本专著。他的观点是，恐怖分子面向平民的自杀袭击不是头脑发热的行为，而是有精密考虑、有战略意义的。
恐怖袭击的三种模式：演示式，破坏式，自杀式
按照佩普的分类，恐怖主义有两种主要诉求：其一是赢取支持者，其二是恐吓胁迫对方。多数恐怖主义行为都试图同时达成这两种诉求，但是其权衡程度不同，可以分成三类：
- 演示式恐怖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展示力量、获取公众关注、赢得更多成员，重视演示的典型恐怖组织如北爱尔兰的橙色志愿者、哥伦比亚的国家解放军和意大利的红色旅。这一类恐怖主义的目的不是造成伤害本身，而是以伤害的可能性赢得关注，常用手段是劫持人质、劫机和事先预报的炸弹袭击，他们不希望造成严重伤害而破坏他们的政治诉求——尽管如此，实际上引发的伤害并不见得小。
- 破坏式恐怖主义则试图同时兼顾两个目标，通常会对特定的人群造成真实的严重伤害，但争取其他人群的同情。譬如巴德-梅因霍夫组织选择性地刺杀富有的德国企业家，70年代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专门杀害犹太人但因此得到部分穆斯林社区的同情。
- 自杀式恐怖主义则是所有恐怖主义中最激进的一种，他们会造成巨大的恐吓、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群体内部的支持为代价。袭击者完全不期望能从袭击中脱身，不考虑任何后路，狭义的自杀袭击特指故意采取直接导致自己死亡的袭击方式（如汽车炸弹、炸弹背心、飞机撞击等等）。它的胁迫效果最大，而对自己的政治诉求伤害也最严重。无论是对于恐怖分子个人还是对恐怖组织，这都是一种两败俱伤的行为。
自杀恐怖袭击的胁迫逻辑
胁迫策略的核心非常简单：向对方社会施加足够多的苦难，直到这一苦难超过了它所试图维持的利益，从而迫使对方认输。
原则上，胁迫有两种方式。你可以像二战后期盟国对德国的轰炸一样，表明盟国确实有摧毁德国的能力，迫使德国投降。这样的胁迫是和军事征服分不开的，是有明确目标的，哪怕是德国一方也能预计盟国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理性地选择轰炸点。但是自杀恐怖分子几乎从来都远远弱于他们对抗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实际征服能力，所以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特定目标是有“意义”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向对方整体社会造成伤害，越大越好，而通常来说，无选择地滥杀平民，正是能让对方社会产生最大程度震动的办法。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伤害在时间上可以叠加。一次成功的袭击可以让全社会都预期下一次袭击的到来，这种预期的胁迫效果常常远胜于伤害本身。也正因如此，自杀式袭击很少单独出现，波次连续的袭击可以使胁迫效果成倍增加。
而自杀这一行为本身，则是将这一胁迫效果发挥到了极致。自杀不考虑生还可能，不需要后路和撤退方案，破坏力较普通恐怖袭击大大增加。1980年到2001年，自杀袭击占全部恐怖袭击的3%，却造成了48%的死亡人数（不含911事件）。自杀袭击同时还是一个“昂贵代价”，表明该组织有充分的实力和决心“制造烈士”，并能在未来造成更大更多的伤害。
国家如何应对自杀恐怖袭击
佩普把国家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应对粗略分为三大类：
- 主动进攻，采取军事行动寻找并摧毁恐怖组织的核心据点；
- 防御措施，强化国内的情报和安保措施，降低恐怖袭击成功发动的可能性；
- 退让，部分或全部满足恐怖组织的要求。
佩普认为，历史上看，主动进攻策略并不能算成功。以美国和以色列为首的许多国家有着漫长的军事打击恐怖组织的历史，但其成果和投入颇不成比例。对恐怖组织核心据点的斩首打击虽然能暂时瘫痪其组织机构，但很少能彻底终结其活动。截止2001年，共有11场自杀袭击战役终结，其中仅有一场是斩首行动的后果——土耳其政府俘获了PKK的领导人，他在狱中要求追随者停止活动。美国政府十余年间击毙或俘获基地组织高层领导数十人，仍未能完全消除其威胁。
退让策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诚然，了解并满足恐怖分子的诉求可以消解他们得到的支持，鼓励温和派力量的崛起并促进双方的对话，然而这样的好处要想实现，前提必须是这些退让在事实上满足了他们的真正诉求——很多时候这样的退让对于该社会本身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佩普认为，部分的、渐进的、姿态性的、刻意延迟的妥协，其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一方面，单纯和恐怖组织寻求对话，进行有姿态而无实质的妥协，很容易表现为——或被对方刻意描绘为——简单的拖延策略，这可能让恐怖分子所代表的群体更加不信任政府。而且，佩普认为渐进主义反而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时间和机会，让他们能够用更多的行动打乱正常的温和派商谈进程。
另一方面，选择自杀袭击这一方式，本身就是强调胁迫而忽视支持的思路。就算是这些让步成功地削弱了恐怖组织的民间支持，组织中也会有很多成员认为这样的胁迫是有效的，鼓励他们采取更多的行动。事实上，佩普根据收集的数据和分析指出，自杀式袭击的数量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之所以逐渐增加，正是因为它们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1983年美军撤离黎巴嫩，1994年以色列退出加沙）。
因此，佩普认为，面对自杀式恐怖分子，政府要么一步到位做出完整的让步，要么就毫不妥协（但并不妨碍与持类似诉求的温和派接触）。考虑到进攻策略和退让策略的局限性，佩普建议把防守策略——强化国土安全和情报——作为核心。最有效的控制自杀式恐怖袭击的办法，是降低恐怖分子对成功袭击的信心，降低这样的袭击对社会产生的可能冲击。恐怖分子最大的武器，并不是砍刀炸弹飞机，而是袭击带来的软弱、恐慌和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