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在北京一家咖啡厅，我参加了一场名为“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的沙龙活动。作为一位博士资格候选人，我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领域涵盖了科学研究、科学传播、社会运动、环境健康和食品四个领域，所以科普以及科学家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之所在。参与观察这次“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突围‘十面霾伏’”的活动，我学习到了一些关于雾霾的知识，也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从这些现象也可以窥见当下中国的科学家和媒体之间交流的一些特点。
咖啡馆里的科学家与记者
活动主要承办方是果壳网，这是一家近些年在国内科普界极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网站。作为组织者，他们通过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和中华医学会请来了气象学、呼吸科医学、公共健康和人体力学工程的四位科学家；还邀请到了大约10位媒体记者参加活动。由于客串了一会签到工作人员，我还得知了几家不请自来的媒体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他们是通过果壳网之前的微博预热而得知了活动的消息。
“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拨开‘十面霾伏’”活动海报。摄影师：房瑞标
咖啡厅场地不大，核心位置保留了12个座位，是留给科学家和受邀记者们的，他们围圆桌而坐，可以做很近距离的交流。外围则是做直播的工作人员以及自发前来的媒体和观众。活动正式开始之前，记者们（包括自发前来的）需要签署一份协议书，确保信息共享和在文章发表之前取得科学家的确认。第二点无疑给见多了访谈内容被歪曲呈现的科学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可以更加畅所欲言。
来自果壳网的桔子担任了活动的主持人，她同时也是此次活动内容的策划者之一。在她提出一个此前她们在网络上调查生成的网友高关注度的问题后，四位科学家分别做了各自发言。气象学专家张小曳解释了雾霾的概念和关于雾霾来源的六个要点。尽管有一些术语，但总得来说阐述的既清楚也有趣。作为呼吸科大夫，黄克武介绍了雾霾对人体带来的急性和慢性影响。针对“雾霾增加导致的门诊病人激增”的网上传言，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急诊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医院的门诊病人每天都是定量的但是急症不受限制。长期从事公共健康研究的潘小川教授从流行病学角度揭示了雾霾和公众健康的关系。他强调雾霾对健康的危害大小和种类，取决于组成细颗粒物的化学成分。尽管大部分构成雾霾的化学成分在毒理学里已经被研究的比较透彻了，但是对它们的协同作用 (synergy) ，科学家的了解还很有限。人体力学工程师施延昭重点则是介绍口罩。作为一个跑步爱好者，他的团队正在寻找既可以有效阻挡污染颗粒又不妨碍人顺畅呼吸的口罩，这件事儿比我想像得复杂也有意思得多 。
在活动主持人桔子的带领下，各位专家就雾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摄影师：房瑞标
几个有趣的现象
雾霾无疑是科普的好题目，因为它免去了“吸引公众关注”这一个本身就有难度的步骤，大部分的公众和媒体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从而使话题直接进入了传播过程。总的来说，这次活动的意义在于具有专业能力的组织者找到对的专家，连接起记者和专家 ，建立媒体和专家对话的可能性，确保了媒体获得高质量的科学信息。同时经过果壳网选择并代表网友提问的形式，一些常见问题得到解答，误解得到厘清。同时，我也发现了以下几点有趣的现象：
首先，术业有专攻，专家们对同一个话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他们对彼此的学科也相对陌生，并且存在不同意见。比如从流行病学和一线的大夫看待雾霾的角度会不同，气象学家和流行病学专家对雾霾的定义也会有分歧。我们常说一个科学相关的公共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 也是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哪怕在科学领域之内，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同一个问题的分析角度和观点都会千差万别。每一个科学问题都可以从多角度去理解，不同的理解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政策导向，所以在面对科学家意见的时候，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和对科学家背景的了解也是获得更准确完备信息的一个必要步骤。
和全世界的科学家一样，参加活动的专家也多次表达了希望媒体在写文章的时候可以客观、冷静，不要制造公共恐惧心理。在回答“老百姓能做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老生常谈的少开车多用公共交通这样的建议之外，科学家提出了“要理解政府，少抱怨”。在我看来，这恰恰透露出了中西方国情差别，也让我推测埋藏在这个建议之下的是根深蒂固的“缺陷模型”，即通过专家和政府决定公众需要什么知识，然后从上至下的信息灌输，希望通过这样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支持科学，支持科技相关政策。这个模型在20世纪早期中期盛行于西方国家，被证明效果并不理想后在1990年代逐渐被“互动模型”取代。在美国很少听见科学家提出“要理解政府”这样的诉求。如果换成“要理解公共政策，理解政策制定过程”等或许更容易被接受，更可行，也更明确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政策制定的义务。
专家和媒体记者以圆桌沙龙的形式共同探讨雾霾问题。摄影师：房瑞标
公众理解科技相关政策的前提，是对科学本身和政策制定过程的了解。具体在雾霾的问题上，科学家/媒体有效地向公众传递出雾霾成因和政策背后的形成过程，是公众理解影响自身生活质量的政策，例如限行的前提。不知晓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对政策的理解不会凭空而来，“理解政府”更是放之四海都难得的奢谈。公众抵触情绪正是长久以来缺乏有效的科学传播和政策信息不透明造成的。这样的断层，只有通过加强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对话，传递更全面的信息才能连接。对过程理解，才会对结果接受，反之则难以让人对结果无条件接受。
看得出，组织活动者努力将活动做成了圆桌沙龙的形式，也在开场明确提出了鼓励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对话。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更像是一次群访而不是一场多回合互动的对话。专家先依次发言再由媒体提问，科学家之间有少量互动，媒体之间基本没有互动，专家没有向媒体提出问题，媒体也没有就专家的回答进行多回合的讨论。信息依然是自上（科学家）而下（媒体）单向流动。一方面,记者们对于雾霾的知识掌握水平不一，有记者提出高质量的问题，也有记者提出的问题停留在表面。没有高质量的问题和对专家回答提出意见或者疑问的底气，双向对话就难以实现。之前经常听说国内的专家不被尊重，媒体总试图呈现“独立”观点，至少在这次活动中，我看到的还是专家的绝对权威。当然，活动后有些记者和专家建立了联系，期待他们更深入交流后写出的报道。
媒体记者就雾霾问题发表观点。摄影师：房瑞标
最后，活动请来了四个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但是如果再有一个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会更完整。据了解，活动组织者尝试邀请了几位大气污染的政策制定专家，但是因为时间不合适等原因，专家们最后未能到现场。如同上述所提到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针对政策制定过程对大众的“科普”。
科学家与媒体间的联结者
最后再来说说组织者。活动的主办者中国科协，在这次活动背后给予的支持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据了解，此前这一活动主要是通过搭配体制内主流媒体宣传完成的。这次科协与民间科普组织果壳网的合作是一次创新：整个过程主办方（中国科协）的思维开放，给予了有力的资源支持，而承办方（果壳网）邀请了《南方周末》、《凤凰周刊》、财新网等更加新锐的媒体参加，并主动承担了后续通过与科学家沟通审稿的行为来控制报道出错的风险，也是一个大胆而有担当的举动。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官方科普组织主动参与改变，接受并支持新兴的民间科普组织和媒体，参与到科技和科技相关政策的沟通中的一个信号。
著名的科技研究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教授希拉·杰森娜芙（Sheila Jasanoff）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公共理性不是可以轻松获得的成品，而是在经过不断前进的过程之后达到的目的地”。这句话适用于很多情境。对于中国的高质量科学传播来说，这也不是现成的客观存在，而是需要经过不断寻找尝试的过程才能达到。中国的科技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各方都应该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在中国，各方都没有做好发声的准备。果壳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正在努力通过促进媒体和科学家的互动，从而加强双方和各自更有效的表达，这次活动也是这个往更好的方向前进的一步。
参考文献
- Jasanoff, S. (2012). Science and Public Reas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