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政策关乎公众的健康大事，政策制定者要制定对人群最有利的政策，就需要具备解读科研结果，辨别科学证据的能力。但想让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们从数不胜数的科研结果中找到可靠的、能作为政策依据的科研证据，并没有那么容易和直接。
2012年，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一个国际论坛上，与会者呼吁中低收入国家应当加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评估和使用研究成果的能力。在博茨瓦纳，安妮·科克罗夫特（Anne Cockcroft）和她的同事们首次将议会中的官员当做训练对象，对他们理解和鉴别研究证据的能力进行培训。他们的尝试得到了积极的结果。在2014年9月12日的《科学》上，科克罗夫特分享了她的经验：
进行这次培训的想法来源于博茨瓦纳艾滋病应对事务部部长，他想使议会就政策辩论时更有理据，更基于事实。他邀请了热带疾病调查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on of Tropical Diseases, CIET）旗下的国际研究培训机构CIET Trust来对博茨瓦纳议会议员进行培训。所有参加培训的议会成员都拥有至少12年的受教育经历，部分拥有大学学历。这项培训还获得了博茨瓦纳国家艾滋病协调机构的支持。
在进行培训之前，培训小组的研究助理通过面访或电话采访了解了约半数议员，询问他们对培训内容的需求和兴趣点。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议员都表示自己需要更好的途径来获得靠谱的科研证据，并且希望学习如何理解和评估研究证据。他们认为不理解专业术语、不明白统计词汇，以及缺少研究助手，是通往利用研究证据道路上主要的障碍。
在了解情况后，科克罗夫特和同事将培训内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 反事实证据的意义（对照组的重要性）；
- 偏倚会如何曲解科研成果和报道；
- 政策应更重视对人群而非个体造成影响的证据。
在评估公共卫生科研证据的训练中，研究者强调了需治疗的总病例数（NNT，即防止1例不良结果发生所需要治疗的病例数）和每挽救一例病人所需的单位成本这两个概念——在制定政策时，它们比个体影响如相对风险以及治疗成本来得更重要。培训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中，研究者向议会官员解释了科学研究中的术语，并讲解了随机对照实验中的一些常用术语。而在随后的实践研讨环节，议员们则亲自评估了健康政策制定中所参考的研究数据——这些数据的质量良莠不齐，他们需要去芜存菁。
博茨瓦纳议员在对科研证据进行讨论。图片来源：Anne Cockcroft, et al. (2014) Science.
有超过半数的议员参与了至少一个培训环节。培训结束后，议员们反馈良好，还要求更详细的培训。培训也收获了良好的成效：在议员们接受培训后，在关于最新的艾滋病政策的议会辩论中，比以往更精确、更注重研究证据的支持。
这次对政策制定者的特训，成功并非偶然：培训前征求议员们的需求不仅为培训内容和培训层次给出了指导，也调动了议员们的积极性。而为了使学习材料更“接地气”，研究人员选用了博茨瓦纳或是非洲南部地区的案例，还选取了艾滋病预防政策作为主题。博茨瓦纳议会的这些经验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
不过，科克罗夫特和同事也指出，博茨瓦纳议会规模小且高效，并且有一位拥有相关硕士学位的总统事务和公共决策部部长，有赖于这些条件，把培训引进给议会议员们的计划才得以实现。
当然，对证据解读的培训并不能立马改变健康政策制定的现状，而且能够获得可靠的数据并且能够正确解释数据也并不能确保制定的政策是有理有据的。已有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都存在着公共健康政策与相关研究证据之间脱节的状况。 但至少，政府官员和科研工作者们正在尝试。
研究者们虽然尚未考察评估培训的长期影响，至少也表明了这类培训是卓有成效的。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熟练将政策和相关科研证据联系起来，他们将能在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编辑：Calo）
参考文献：
- Anne Cockcroft, Mokgweetsi Masisi, Lehana Thabane, Neil Andersson. Legislators learning to interpret evidence for policy. (2014) Science. VOL 345 ISSUE 6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