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全球平均气温增长幅度控制在与工业化前相比不超过2℃范围，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科学及相关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明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举行，新的国际气候协议可能在大会上达成。在目标制定环节上，美国学者大卫·维克多和查尔斯·肯内尔主张摒弃以往关于“增温极限控制在2℃”的目标。他们在《自然》上发表了如下评论，引起了激烈讨论：

（amber-tear/译）近十年来，国际外交政策将重点放在阻止全球变暖至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这个大胆且容易把握的目标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并变得很有影响力。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对这个目标进行了阐述——事实上，从美国加州到欧盟，几乎每个旨在减少碳排放的政策都提及了这个目标。本月，围绕2℃增温极限的外交谈判将继续进行，以求在2015年巴黎举办重要气候峰会之前达成协议。如今，这个简单大胆的目标必须要面对现实了。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科学上讲，2℃目标的导向都是错误的。从政治上讲，它让一些政府得以假装自己采取了实质性措施来减缓全球变暖 ，但实际上几乎什么都没实现；从科学上讲，要衡量人类对气候系统造成的压力，也有比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升幅更好的测量指标。自1998年以来，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的升高就减缓了，而且也和能被政府与企业直接控制的实体关系不大^[1]。

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目标没被设定出来，这使得科学家和政治家很难解释在气候保护中的大规模投资如何带来实效。一些“否决派”的反对意见一定程度上正源于决策者对全球气温的关注过了头——气温变化实际上并不能紧密反映气候变化的真正危险。

我们需要提出新的目标：是时候监测一批重要的地球特征指标了——比如海洋热含量变化——这些指标才更植根于人们对气候驱动因素及其风险的科学认识。新的目标也必须根据人类活动排放的多种气体组分以及相应的减排政策为背景进行设定。

自摆乌龙

要在气候政策刚出台时就清楚地表述可操作的目标是件困难的事情。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设立的目标是防止“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的人为干扰”。在这里，试图阐明“危险”含义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因为根据在气候系统中关注点的不同，科学能够提出许多关于“危险”的不同解释，而且每个国家的观点也不一样^[2]。

2009年和2010年，UNFCCC缔约方会议分别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和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会上重新制订了更具体的政策目标：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值不能超过2℃。被采纳的“2℃”概念几乎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言，但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着眼点，跟早期IPCC、欧盟及八国集团的讨论结果也很接近^[3]。在当时，2℃的目标听起来直截了当，似乎也很可行。

但从那时起，两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就开始浮现了：其一，这个目标无法被有效实现^[4]。由于全球减排屡屡失败，排放量不断增加最终会使升温超过这个限制。诚然，模型显示，进行大幅度减排以达到目标是有可能的^[5]。但这些模拟中采用了诸如全球性合作能够立刻实行、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BECCS）等尚未成规模的技术能够被广泛应用等夸张预设^[2]。但由于增温极限2℃的目标听起来很可靠，又是在关注未来地球变暖的事情，政客们能借此假装自己在组织行动，实际上大部分人都不做什么实事。因为政府假装在追赶这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大量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反而被忽略了。

其二，2℃的目标并不贴合实际。这个目标只是可能与排放及政策有所关联，并没有告知政府和民众具体应该怎么做。在国际政治的其他领域，一旦目标被转化为具体的、可实现的行动，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6]。例如2000年联合国的8个千年发展目标（MDGs）被细化成21个具体对象和60个详细指标，这些指标是可测、实用的，并且与政府、非政府组织、援助组织及其他团体真正能做的事情密切相关。这样，目标才会切实有效。

费神的升温停滞

2℃目标的科学依据是站不住脚的。过去的16年间，地球的平均气温几乎没有上升（见热交换图）。但其他测量结果显示，辐射强迫（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增加对地球-大气系统能量平衡的影响程度）正在加速增长^[8]。北极就正在迅速变暖。高纬度地区的气候比地球的平均水平更加敏感，北极放大效应可能导致中纬度地区出现极端天气^[9]。为什么人类对气候施加的压力在加速增长，地球表面温度仍能保持平稳？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海洋。被排入气候系统的额外能量中，有93%会被海洋吸收，这也引起了海平面升高及其他气候影响。

1950年以来的地球热交换变化情况。图片来源：Berkeley Earth Project/NOAA

用单一指标就能评估气候变化风险固然好，但这样的单一变量是不存在的。相反，要测量人类对气候系统造成的不同压力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就需要引入一系列指标。医学上，医生将他们关注的一系列健康指数称为“生命参数”。同样，这种方法也需要类推到对气候的研究上来。最佳指标其实一直在那，那就是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或由这些气体引起的辐射强迫的变化量）。国际监测站网已经对这些参数进行了很好的测量。在商定2030年或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平均浓度的目标时，我们必须在特定排放量和政策措施上达成一致，也必须在这些方面切实落实并定期更新。这样，各国政府才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自的行动对全球结果有何影响。

一些会对气候造成干扰的污染物，如甲烷、烟炱等，在区域间变化很大，而且人类排放量和实测浓度两者之间也仍然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相应的政策措施正日益增长，这些措施将改善对那些变暖因素的测量和控制。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就是这样一个由多国构成的组织，他们专注于减少寿命较短的气候污染物排放量。

政策制定者还应当监测海洋热含量和高纬度地区温度等指标。因为存储在深海的能量会被释放几十年乃至几百年。要评估气候变化对后代及地球生态造成的风险，海洋热含量是个很好的指标。将高纬度地区的温度纳入重要指标也很有用，因为它们非常敏感，会随气候变化而发生改变，而它们的变化又会带来明确的危害 ^[9]。

制定计划

我们最需要得到的，是一个可以衡量极端事件相关风险的波动指数，使重要的参数得以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上与当地信息联系起来。对年内数据偏离本地均值和季度均值三个标准差的地区总面积进行监测，将是个好的开始^[10]。

改善目标设定的机遇之窗已经打开。今年秋天，推动气候政策调整的大事发生——一个新的全球协议要在2015年年底巴黎UNFCCC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好。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人们对达成排放目标的成本进行讨论、共同分担责任、起草国际投资基金机制。但外交官们得先抛开2℃这个目标，而科学家们要帮助他们理解其中原因，以及用什么目标来替代。

新的指标不太可能在开巴黎大会的时候就准备好出台，但那时人们起码应该在设定这些指标的方式上达成协议。明确的国际契约可以激励更多对地球健康指标的研究，正如联合国召开关于极端贫困的千年峰会为千年发展目标（MDGs）提供了政治动力。2015年的巴黎协议还应该号召召开国际技术研讨会，就如何将目前研究测量结果转化成未来应关注的地球健康指标展开讨论。

公众需要了解代价是什么。就这一点来说，“二氧化碳浓度”或“海洋热含量”或许没有“温度”那么有效地向公众传达风险。然而，病人们都知道医生需要测量一堆人体生命特征——像血压、心率和体质指数什么的——来预防疾病小心护理。现在，我们所在的星球也需要类似的策略。（编辑：Calo）

参考文献：

1. Balmaseda, M. A., Trenberth, K. E. & Källén, E. Geophys. Res. Lett. 40, 1754–1759 (2013).
2. Victor, D. G. et al. in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s Edenhofer, O. et al.)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4).
3. Randalls, S. WIREs Clim. Change 1, 598–605 (2010).
4. Victor, D. G. Global Warming Gridlock: Creating M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Protecting the Planet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1).
5. Clarke, L. et al. in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s Edenhofer, O. et al.)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4).
6. Levy, M. A. in Institutions for the Earth: Sources of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s Hass, P. M., Keohane, R. O. & Levy, M. A.) 75–132 (MIT Press, 1993).
7. Bourguignon, F. et al. in Equity and Growth in a Globalizing World 17–40 (eds Kanbur, R. & Spence, M.) (World Bank, 2010).
8. Hansen, J., Kharecha, P. & Sato M. Environ. Res. Lett. 8, 011006 (2013).
9. Cohen, J. et al. Nature Geosci. 7, 627–637 (2014).
10. Hansen, J., Sato, M. & Ruedy, R.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9, E24150–E2423 (2012).

文章题图：livescienc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