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陌生人间的公共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维护社会规范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人们通过法律和社会性约束惩罚公民社会中不合作的违规者。不过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遇到一名违反社会规范的陌生人的时候，人们更可能通过拒绝帮助来间接地施加惩罚，而不会直接惩罚对方的不良行为。人们心中似乎有一个道德银行：它不会因为道德信用卡欠下小额债款而穷追不舍地讨债，而是默默地把欠债人拉入黑名单，拒绝其以后的贷款请求。研究论文[1]于10月29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科学人就此对论文第一作者，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公共经济学教授劳卡斯·巴拉夫塔斯（Loukas Balafoutas）进行了采访。
实验在德国两个人流量较大的火车站进行。12名志愿者被分成4组，每一组包括两名演员和一名监督者（Supervisor），两名演员按照事先的剧本扮演旁若无人地将咖啡罐扔在地上的违反者（Violator），和上前指责他并要求他拾起垃圾的惩罚者（Punisher），监督者则负责观察记录路人的行为。其中两个组演员均为男性，另两组演员均为女性。实验剧本包括三幕：第一幕中违反者将空咖啡罐仍在地上（场景为违反规范）；第二幕中惩罚者上前指责违反者，并要求他拾起垃圾，违反者拾起垃圾默默离开（场景为惩罚）；第三幕中惩罚者在包里找东西时，书和笔记本洒落在地上，惩罚者离观察者不远且周围只有路人一个人（场景为需要帮助）。
实验过程，从上到下依次为违反者扔垃圾、惩罚者上前指责以及惩罚者需要帮助。图片来源：研究论文
实验测试了四个不同情境下观众的反应。帮助基线（Base Help）组只表演第三幕洒落书本的情节，惩罚基线（Base Pun）组只表演第一幕扔垃圾情节，分别记录观众一般情境下帮助或惩罚陌生人的概率；帮助惩罚者（Help Punisher）组则需要表演完整的三幕剧本，然后记录下观众帮助惩罚者的概率。在前三组的基础上，研究者巧妙地设置了帮助违反者（Help Violator）组。巴拉夫塔斯表示，在这一组中，违反者扔垃圾和洒落书本的行为之间有2-3秒的时间间隔，观察者在观看了这两个行为之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只有四种，即只做出惩罚、只提供帮助、惩罚并帮助以及什么也不做。由于时间很短，研究者假定观众不会忘记违反者之前扔垃圾的行为。
研究发现，相比于帮助基线水平，违反者获得的帮助较少，但惩罚者并未得到更多帮助（图1）。那既然这样，惩罚行为本身为什么会在演化中被保留下来呢？巴拉夫塔斯告诉我们，对此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之前有研究发现，人们在实施惩罚行为时会获得满足感[2]；另一个原因是，实施惩罚行为的人会低估惩罚的成本。有趣的是，与惩罚基线水平相比，直接惩罚需要帮助的违反者的概率更小。研究者推断，在看到违反行为和洒落书本后，观众更可能想的是“我不要去帮助他（违反者）”，并把拒绝帮助作为一种间接惩罚。研究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间接惩罚“排挤”了直接惩罚（图2）。
图1显示了帮助基线组，违反者受到帮助，和惩罚者受到帮助的比例。尽管违反者获得的帮助比基线水平更少，但惩罚者并未得到更多帮助。图片来源：研究论文
图2显示了惩罚基线组和帮助违法者组观众实施直接惩罚的概率。在提供帮助机会的情况下，惩罚行为明显更少。这表明间接惩罚（拒绝帮助）“排挤”了直接惩罚。图片来源：研究论文
研究还发现，直接惩罚更多针对女性，而对男性违反者则更多是间接惩罚。研究者认为，惩罚男性违反者的成本更高，且更可能受到报复，因此导致惩罚基线水平上对男性违反者的惩罚显著少于女性。然而一旦有间接惩罚机会，路人被压抑的惩罚心理就会抬头，所以更可能拒绝帮助违反者。这一性别差异进一步揭示了“惩罚成本”的机制。
除了实验中提及的陌生人之间的惩罚行为模式，巴拉夫塔斯还表示，熟人之间的惩罚可能会略有不同。比如人们更可能直接指出对方的过错，或者是在社交互动中排挤、冷落对方，甚至是一些更严重的惩罚行为，比如向政府举报对方偷税漏税等等。
作为第一个同时探究直接惩罚和间接惩罚机制的田野研究，巴拉夫塔斯及其同事发现，惩罚行为对惩罚者本身并没有额外的好处，这表明直接惩罚的净成本较高；另外，比起直接惩罚，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间接惩罚。最后，研究者指出，德国民众具有强烈的社会合作规范意识也许是实验效应如此显著的原因之一。（编辑：球藻怪）
PS：所以，你换芬兰人试试？
参考文献：
- L. Balafoutas, N. Nikiforakis, B. Rockenbach. Direct and indirect punishment among strangers in the fiel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DOI: 10.1073/pnas.1413170111
- De Quervain, D. J., Fischbacher, U., Treyer, V., Schellhammer, M., Schnyder, U., Buck., A. & Fehr, E. 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Science 305, 1254-1258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