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晚，在台湾新北市八仙乐园由玩色创意公司举办的“彩虹派对”活动中，因喷洒彩色玉米粉引起粉尘爆炸，而导致498人灼伤，截至目前，已有一人伤势过重不幸去世，仍有多人尚未度过危险期。

（文/海苔熊）八仙尘爆发生至今，网路上开始出现一些讨论，其中有一部分是责难伤者，像是“如果是我，才不会去参加这种活动，根本玩命！”、“主办单位没脑、参加的人更没脑！”等等，另一部分则是家属质疑医疗、责怪救人不力。

虽然大多数这类的留言下面会有其他人回应，希望留言者能将心比心，毕竟已经伤这么大，我们需要的不是骂，而是互相同理(同理不等于同情，也不等于认同，你可以试着了解对方的感受，但不一定要认同他们的行为)。

只是，为什么有些网络酸民要责难伤者？为什么家属明明知道警消医护都很用心、好几夜没合眼了，还要怪他们第一时间处置不当？真的只是他们没有同理心吗？还是他们可以从责难中获得什么？

责备受害者，会让自己感觉更安全

或许有很多理由，但如果从内外团体（in-group / out-group）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常会觉得自己的团体（学校、朋友群、性别、年龄群）比较好，其他团体比较糟，这就是“外团体贬损效应”（Outgroup derogation）^[1]。例如，有些人会觉得“怎么会去参加这种活动！”、“还好我不是Party咖”、“像我就一定不会去……”，是因为这样想能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

这就是典型的“责怪受害者”(victim blaming)心态^[2]。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根据基本归因偏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3]我们会倾向将事情发生的原因归因于受害者本身，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的特质（没有科学常识、不爱惜生命等等）造成。

一个典型的“责怪受害者”评论  图片来源：pansci.tw

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维系我们心中的“公平世界信念”(Just-world belief)^[4-6]。

我们大多数人对世界都抱持着一种“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的想法，可是今天的受害者是跟你一样的年轻人，这样一来，我们的信念就受到挑战了。于是你告诉自己：或许“他们”跟我不同，我才不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只要这样想，你就可以成功地把“可能的伤害”跟“自己”区隔开来了，获得控制感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只是，在做这样区隔的同时，你也一并区隔了人们最珍贵的两种情感——同理和爱。

家属怪医护，可能只是一种悲伤反应

基本归因偏误同样也发生在伤者家属上，他们会倾向怪罪第一线的医师、送诊的病院以及急救人员，因为把病患的伤势与不治归咎于“鲜明而具体”的个人疏失（尽管可能根本没有疏失），比起归咎于抽象而飘渺的“政府放任医疗体系的崩坏”、“护理人力的流失”、“烧烫伤公式”更为容易。再加上家属们都在经历严峻的悲伤与等待的焦急，各种情绪、复杂与失落，更难让他们好好静下来理性地去思考，或为第一线奋战的医疗人员着想。

一些攻击性的语言如“要不是当初送错医院”、“都是你们害我的孩子……”，很可能只是Kuber Ross指出的悲伤心理反应：“讨价还价”或“愤怒”^[9]。

如同谘商心理师叶北辰所说：“这些说法并不是针对我们（医护人员），而是来自于家属的内在世界，他们的悲伤反应，他们的焦虑、愤怒、无语问苍天！我们不用认同他们的负向言语，只需要看到这些对我们很有伤害性的语言，其实来自于家属自己的受伤。”

后见之明与媒体渲染

这事件也反应了其它的心理现象，例如为什么有些人总是事后才诸葛？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后见之明的偏误”（hindsight bias）^[7]，人们习惯总是在事后才说“我早就知道了！”——其实当初根本就不知道。

事前确实没有几个参与者能预料到，欢乐的彩色派对会变成人间火海  图片来源：wsj.net

还有，部分媒体也会用煽动的手法满足我们的三大需求^[8]：

一、“情绪宣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在新闻下留言互骂、或骂媒体，有些只是藉机宣泄平常生活中对于其他事件的不满与压力（当然也有些的确是就事论事）。

二、“寻求刺激”：这也是为什么媒体习惯贴爆炸、重伤的画面赚点击率，因为这真的会让想寻求刺激的人想点下去看。

三、“扮演英雄”：当媒体渲染“伤者责怪医疗”时，很多人会跳出来叫不公平、或替辛苦的医疗人员说话（不过，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被讨论、被正视）。

姑且不论这些阅听人、留言者行为背后的动机或对错，媒体很精密的利用了人的心理需求，赚到点击与讨论数──但这些，却可能是踩在伤者的痛苦上，并激起更多的愤怒。

回归同理世界，温暖的绿豆薏仁冰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变得更难过了起来。索性起身去巷口买绿豆薏仁冰。老板娘一边看着新闻转播一边问我：“你会去这种活动吗？”

她一问完，我心想，老板娘的问题根本早就预设好了答案，我只要说出“我才不会去”，她就会接“聪明！他们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太冲动了！”或是“对阿，这种活动不去比较好”之类的。

但我真的仔细的想了一下，选择这样回答：“不一定耶，看有没有人约吧。如果朋友邀、我腹肌又练好的话，可能还是会去吧。”

这是我扪心自问最真诚的回答——毕竟我事前真的不知道尘爆的相关资讯，我相信一些人也是透过这次事件才更清楚的。我心想，等等可能要承受老板娘的奚落，“你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阿”之类的，没想到老板娘说了一句让我惊呆的话！

老板娘：“也是，很多事都很难说。”

回去的路上，我心里升起一股小小的感动，因为她能同理我的同理。

我突然想起来，从前上社会心理学的时候，也是绝望地认为心理学只负责解释，不负责解决的时候，当时的系主任跟我说了一段话：“其实还是有解的。减少外团体贬损、基本归因谬误的重要方法，就是把对方，也划进‘我们’的团体里。我们都是人，挑战这些偏误不容易，但并不表示不可能。”

医疗、伤者、家属、甚至承租场地的八仙经理与彩色趴的活动主办人，都是岛上的一份子，我们都可能犯错，也都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

在这次的事件中我也印证了她的话：划进“我们”，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

在这个人称“集体失忆”的鬼岛上，其实很多事情逐渐在悄悄地转变中。从去年到今年发生这么多重大伤害事件，媒体无止尽的煽动报导依旧^[8]，尽管还是有些人在责备伤者、医疗人员、救灾人员、政府政策，但还是有很大一群人，在提醒不要分享血腥画面、在帮忙集气、提供协助，还是有很多人跳出来，请大家停止责备。

在这么重的伤害之后，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的爱，很多的希望。

或许，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只要我们能用更多的柔软和关怀，不去责难医疗、不去责怪伤者、甚至也同理家属被情绪所覆盖，这些难以承受的沉重，就能渐渐被舒缓下来。

虽然，这可能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我一直记得一个烧伤的孩子跟我说的一句话：“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人。在伤害发生之后，我觉得全世界都背弃了我，很想干脆去死一死。可是，你的出现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虽然很多事情已经不能改变，很多伤痕已经在那边，但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光是这样，就让我更有勇气，继续咬着牙撑着，走下去。”^*  （编辑：游识猷）

*基于保密原则，本案例经改写与模糊，并不反映某一特定个案。

本文原发于Pansci网站 ，经网站授权转载 ，文字有部分修改。

参考资料

[1] Brewer, M.B.,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Ingroup Love and Outgroup H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9. 55(3): p. 429-444.

[2] Janoff-Bulman, R., C. Timko, and L.L. Carli, Cognitive biases in blaming the victi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5. 21(2): p. 161-177.

[3] Jones, E.E. and V.A. Harris,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7. 3(1): p. 1-24.

[4] Lerner, M.J. and D.T. Miller,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8. 85(5): p. 1030.

[5] Hafer, C.L. and L. Begu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just-world theory: problems,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5. 131(1): p. 128.

[6] Furnham, A.,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3. 34(5): p. 795-817.

[7] Tversky, A. and D.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3. 5(2): p. 207-232.

[8]陆时莉, 传媒暴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社会控制的心理分析.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6(2006年 04): p. 20-22+8.

[9] Kübler-Ross, E., On Death and Dying. 1969, New York: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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