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1984 /译）长久以来，博物学家一直认为蚂蚁和蜜蜂大公无私，工作勤勉，是普世美德最为鲜活的楷模。“卡尔·马克思没错，社会主义是行得通的，”伟大的蚂蚁专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评论道，“他只不过搞错了物种。”
毫无疑问，真社会性昆虫（eusocial insects，eu源于希腊语，意为“好的”或者“真的”）是比你我更模范的公民。繁殖仅限于蚁后和雄蚁之间，劳苦工蚁们无法传播自身基因，只能献身于巢穴的服务工作。对比我们自己纷争不断的社会，蚁穴简直是一个天堂秩序的所在，或者说，机器人秩序的所在。
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当气势汹汹的警察自己就在暗地里参与非法繁殖
即使在那些超越人性、井然有序的社会中，犯罪活动也在蠢蠢欲动。研究发现，在所有真社会性昆虫中，都会有一些原本不该参与繁殖的工虫（工蜂、工蚁之类），秘密产下自己的卵〔注1〕，这些卵假以时日便能孵化成为可以生殖的雄性。这些工虫们，出于一己私利占据巢穴资源，让系统向自己倾斜，顺便降低了同巢伙伴的适应度。
包括欧亚树蜂在内的很多物种，内部都会设立警务机制，对这些不法行为严惩不贷。树蜂会攻击涉嫌非法繁殖的工蜂，尤其有趣的是，这些气势汹汹的警察自己就在暗地里参与非法繁殖。它们会比一般的工蜂更加强壮、更加难缠，这些特质让它们无论是执法还是犯法，都能得心应手。然而，在其他昆虫中，像树蜂这样虚伪地执法犯法的着实不多。一般而言，蜜蜂中的工蜂能够发现并销毁她们姐妹悄悄产下的非法虫卵，成功率高达99%以上。某些蚂蚁种群中，一旦发现某些工蚁的卵巢有貌似偷偷产卵的异常状况，工蚁们便会大打出手，撕胳膊拽腿，大战一场之后，整个蚁穴半数工蚁命归黄泉。
欧亚树蜂（Eurasian tree wasp，学名Sirex noctilio），左为雄蜂，右为雌蜂。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就是一致性的代价。这些昆虫甚至还不是生物学意义上最彻底整合的集成社会。大自然所自夸的集体生活看上去是如此和谐美妙，以至于我们自己很少这样思考：我们人体就是一个集体，一大团能够自我复制的细胞构成的集体。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样一群细胞，居然能够抛开一己私利，彼此合作无间，效果还不错！只要有一点“自私自利”的风吹草动，它们便会“自刎身亡”。一旦发现左邻右舍形迹可疑、有些不轨冲动，它们便释放出信号，告诉免疫系统，有人搞破坏！当然，这里也并非世外桃源，欺诈暗流涌动。
一旦细胞积累了足够突变，便会摒弃其共同使命而开始寻求自我实现，换言之，变成了癌，这对系统而言，颇具毁灭色彩。为了制止细胞的这种走火入魔，人体专门设有细胞警察，叫巨噬细胞（macrophages）。它们会监督人体组织，攻击无限增生的区域。正如蚂蚁警察，这些细胞执法者同样也会背叛系统，徇私枉法。肿瘤对不谙世事的巨噬细胞甜言蜜语，拉拢他们一起造反。而巨噬细胞则不再攻击癌细胞，变得异常活跃，它们分化，它们复制，它们不再秉公执法，它们加速繁衍生息。它们开始分泌生长因子，抵挡剩余的免疫系统对这种野蛮繁殖的攻击。
简而言之，这种现象在自然界见怪不怪。一个系统先是围绕某些规则而建立自身，然后向某些成员授予执法的权力——自然而然，就会有执法者出于私利欺骗系统。
要说“腐败是一种癌症”，可谓老生常谈。然而，或许反过来说“癌症是一种腐败”更接近真相：腐败才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腐败表现为黑色素瘤（melanoma），换个环境，腐败就变成了非法繁殖——或者黑警横行。
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腐败可以被社会彻底摧毁，你会相信么？你会愿意承担相应的代价么？
腐败缘于一条演化稳定策略：“永远当个背叛的混账”
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数据，全球每年约有16%的人向警察行贿。该数据因所在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起伏，亚太地区的大洋洲只有0.5%，而非洲中部将近40%。在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进行的研究表明，每年约有70-80%的警察亲眼看到过小额贿赂行为。一份2002年的警方报告指出，英国苏格兰场的贪腐行为无处不在，犯罪集团只要行贿警方便可肆意横行。在美国，对警方犯罪行为的调查，据说受到“蓝色缄默墙”（blue wall of silence）的阻碍。
毫无疑问，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绝大多数尝试，都归于失败。时不时地，我们会看到某个部门、组织、或者地区开始进行“清理”行动，通常会在一两年后，随着公众兴趣的转移，这些系统性的行动就不了了之。或许，人们的愤世嫉俗并非没有道理。这种事我们见多了，那些大权在握、信誓旦旦与腐败做斗争的人，最后一起同流合污。难怪全世界都会觉得腐败问题棘手，让人头疼不已。然而，不应太早下此结论。
为了战胜腐败，我们就得理解，腐败最初是如何产生。为此，我们需要借助博弈论这个工具。
所谓“博弈”，就是模拟出一个场景，所有玩家选择自身的策略，并根据最终所有参与方的选择，来计算每个玩家得分。博弈论有很多变种，可以适用于所谓的演化博弈现象。在演化博弈中，我们假设参与博弈的各方均有自己的自我复制策略，每个策略会在每局博弈中赢得一定的分数，其得分决定了这种策略的繁殖数量。简而言之，某种策略得分越高，就越能够繁衍出更多的后代。在演化博弈中，存在所谓的“演化稳定（evolutionarily stable）”策略，一旦这种策略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竞争策略在自然选择下便再无出头之日〔注2〕。
合作博弈的原型是囚徒困境。两个囚犯，相互之间被隔离，都有机会揭发对方。如果某个囚犯选择背叛，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而另一个则会被判更长的徒刑；但如果两人都选择揭发对方，则没有人会被减刑。换而言之，“相互合作（两人同时对警方保持沉默，会被判处较短的刑期）”会比“相互揭发（攻击同伴）”得到更好的总和结果。然而，当同伴试图与你合作时，最佳策略却是背叛他。如果同伴想在你背上扎一刀，你却一心和他合作，那就等着把牢底坐穿。
最简单的演化稳定策略就是：永远背叛。如果同伴决定合作，你就会从他的幼稚中受益良多，如果他要背叛，你采用这条策略的结果至少不会比合作差。所以，没有策略能够击败“永远当个背叛的混账（always act like an untrusting jerk）”这条原则 〔注3〕。
读到这里，你完全有理由认为博弈论既骇人听闻，又荒唐可笑。合作显然管用。实际上，如果找普通人（比如非经济专业的学生），参与囚徒困境实验，他们基本不会背叛。不仅仅人会如此。老鼠也会想方设法帮助掉在陷阱中的同伴，恒河猴宁愿饿几天也不会电击一个同伴，甚至就连细菌也能够展现出高贵的利他主义行为 。
生物不断向友善的方向演化，这种趋势却带了来一些尴尬。事实上，寻找避开博弈论晦暗结论的方法，已经成为重要课题。在囚徒困境中，一旦允许选手结盟，合作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背叛者，从而打败他们。小型社会中，合作效果不错，但在大型群体中，合作却困难重重，因为与陌生人的交往势在必行。
博弈论和常识告诉我们，警察或许能帮上忙。向某些个人授权，让他们乐于惩罚背叛者。这样一来，背叛的魅力瞬间星光黯淡。这是解决方案的良好开端：我们发现，警察的存在合情合理——例如蚂蚁、蜜蜂、树蜂，甚至在我们人体内部，都存在着类似警察的组织。但这又会让我们回到腐败问题。如果警察自己变成了罪犯，为了私利，行使他们超凡的权力，又该如何？谁来看守这些看守们？
假如每个人都是警察？新模型带来一线希望
2010年，田纳西大学的两名研究者建构了一个博弈论模型，以审视腐败问题。弗朗西斯科·乌贝达（Francisco Úbeda）和埃德加·顿尼兹-古斯芒（Edgar Duéñez-Guzmán）发表了一篇名为《权力与腐败》（Power and Corruption）的文章。坦率地讲，文章结论令人沮丧。他们认为，在一个占据主导地位、不断演化的警察系统中，没什么能够制止腐败。腐败一旦产生，基本上就会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稳定。唯一的安慰在于：即使是坏警察，也还可以对社会其他部分的违法行为保持压制。这样的最终后果就是，世界上充斥着天真的羔羊和伪善的大佬。整体来说，这种状况的净收益（net wellbeing）比所有人自私自利要高。不过，这样的社会，也跟树蜂之巢没什么两样 。
这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似乎确凿无疑。我长在澳大利亚，那里被透明国际组织评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即便如此，本地披萨店每周还要向警队送个披萨，感谢他们某种程度上的关照。根据公开数据，美国腐败现象不过轻微而已（minimal）。但是，如果警察能合法地让你靠边停下，搜查你的车，把找到的东西随意卖掉 ，又何必需要非法腐败呢？ 在墨西哥，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最近向警察行过贿赂，我认识的一个人刚刚向两个警察掏了几千美元，不过求他们搬出自己的房子。
在最初的腐败模型中，结论尚存一线希望，腐败尽管在某个参数区域占据优势，却不够稳定。一旦出现震荡，社会或许有可能从腐败均衡中摆脱出来。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好奇，顿尼兹-古斯芒和我决定更加深入地探索这一模型 。
结论令人大开眼界。通过对司法系统的结构稍加调整，腐败群体便可以呈现出“正直”（righteousness）状态。在正直群体中，警察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精英集团，而是“每一个人”。一旦群体中所有人都站出来捍卫共同利益，腐败将无处遁形。
在蜜蜂和某些蚂蚁种群中，这似乎就是现状：所有工虫彼此相互监督，让腐败难以藏身。事实上，这项研究表明，即使再次出现权力不平等，腐败也不会卷土重来。正直社群稳定得异乎寻常。
并非所有社会都能够完成这种转型。但是，一旦大功告成，社会将收获真实而可持续的和谐。一个成功实现正直转型的早期部落，有可能战胜更多的腐败对手，将正直传播至整个种群之中。除了真社会性昆虫之外，这种部落选择（tribal selection）并不常见。然而，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有可能在人类演化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狩猎采集社会普遍比较平等，社会规范由整个部落强制执行，而非某些获得授权的个人。
或许，在东非图尔卡纳人（Turkana of East Africa）所奉行的平等主义中，我们能够发现类似的正直理念在大行其道。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莎拉·马修（Sarah Mathew）和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指出 ，图尔卡纳人约有五十万，身处好战的游牧世界，缺乏任何集权政治或者军事组织。然而几十年来，他们在当地称王称霸，肆意洗劫其他种群。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生活：将近四分之一的男人死于抢劫过程。是什么驱使他们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为集体利益抛头颅洒热血？并非出于亲缘关系，甚至也不是友谊。他们并不在同一个部落中长久生活。他们的定居生活松散而短暂。参与袭击的，大部分也彼此并不认识。
游牧世界中的图尔卡纳人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相比个人关系，图卡库纳人之间的合作，似乎更多地依赖强烈的道德规范维持。同时，由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得不加强合作。即使只是假设性地想到有某个图卡库纳人抢了另一个图卡库纳人，他们便会怒不可遏 〔注4〕；马修和博伊德描述道：“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会在战争中与他并肩作战，不会把自己的牲畜交给他照料，不会借给他一只山羊······不会让女儿嫁给他。”这种追求正直的态度在战争中得到保持。争斗即使已经过去很久，也仍然会被不断讨论。在战争中，即使是微小的怯懦行为也将被嘲笑和责骂。某些严重情况下，懦弱的人会被绑在树上，受同伴们的鞭打。对这个正直社会而言，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行为。没有腐败的社会就是这样么？
但人类是如此复杂，道德又如此灵活
当然，博弈论忽略了人类的复杂性。我们能够同时兼具正直、腐败，以及自私特质等于一身。例如，一个人很少会故意杀死另一个人。如果我们的朋友犯下谋杀的罪行，除非他实在情有可原，否则绝大多数人也会向当局告发。这似乎就是我们对谋杀行为所行使的正义。
对不忠的态度则刚好相反。绝大多数人会认为，不忠是错误的，然而面对花心的朋友，我们总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大部分人都有过在公路上超速的经历，也曾经不掏一文，就下载到流行的电视秀。即使在信奉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这样不动声色的欺诈同样随处可见。“要是一个姆布蒂（Mbuti）女人没有隐藏起一部分收成，以防被部落要求分享，那才奇怪哩。”人类学家科林·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在《任性的侍者：非洲俾格米人的两个世界》（Wayward Servants: The Two Worlds of the African Pygmies，1965年）中这样评论道。
这种态度上的差异，似乎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有关。然而，谋杀，也绝不是唯一促使我们行使正义的问题。我们能够兴高采烈地对别人的时尚品味、个人卫生，以及言行举止评头论足。我们醉心于编制并强制推行各种独断专行的社会规则，从天主教的忏悔，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比亚人（Sambia）的流鼻血仪式 。
萨比亚的男孩在七岁时就会离开母亲，进行一系列漫长而复杂的“成年式”，包括被鞭打，穿刺，被尖杖刺入鼻腔的流鼻血以“净化来自女性的污染”，以及吞下其他成年男性的精液以增强男性气概等。图片来源：orijinculture.com
诚然，我们对于轻微罪行的惩戒通常也会比较轻微：开个玩笑，不理不睬，口头谴责。然而，不要低估这些行为的影响。重复犯规的“罪犯”有可能逐渐被排斥，找不到配偶，在陷入困境时得不到帮助。从演化的角度讲，人类这种生物，受到社会排斥跟被判了死刑没啥区别。
我们人类的道德灵活性还没说完。即使在冷酷无情地推行道德准则时，我们也在尝试各种小动作。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年宣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现在，他的观点已经得到证据支持。2010年的一项研究，来自科隆大学的约里斯·拉默斯（Joris Lammers）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先是让他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感受到大权在握或者无能为力。此后，相比感到无力的人，那些趾高气昂的人，倾向于更加猛烈地批评思想实验中的不道德行为。但与此同时，这些自觉大权在握者却更喜欢在骰子游戏中作弊，也更容易大度地原谅自己。
从演化的角度看，这样的虚伪并非一无是处。根据罗格斯大学的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欺骗与自欺》（Deceit and Self-Deception，2011）一书中的观点，人类自我欺骗，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欺骗别人。对于周围都是正人君子的青年革命者来说，正直是相当不错的策略。获得权力的过程中，你需要与相信你真诚品质的人结盟。然而，一旦占据高位，很多时候，你都可以暗地里以自私的行为，更好地增加自己的适应度，这就是权力所赋予的崭新权益。
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发现了社会运作的机制。感到与正直同胞地位相差无几时，我们身上的开关便拨到了正直一边；发觉手中大权在握高人一等时，我们就越发倾向于腐败。
理论上有办法触发正直社会转型，但也有人不想在那生活
是否能够利用社会工程遏制这种转变？模型显示，没有问题。如果我们削弱权力的不平等，对于执法者的赏罚更加严明，理论上就可以触发正直社会转型。
实践中或许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想象一座城市，在那里警察们明目张胆地交通违规，彼此官官相护。而当局则可以发布一个在线系统，让所有的居民都能够匿名举报疯狂的司机，这样就能削弱权力不平等。包括警察在内，被多次独立举报的任何人都会被调查。听上去简单得可笑，然而模型显示，这应该会有效。毕竟，这与许多在线社区使用的系统，本质上没什么两样。
确实，如果非要评价的话，这种系统可能有点“太过”管用了。Yelp上一个差评能够毁掉一个刚刚起步的企业。完全没有审查的网络社区很快会恶徒横行；但一个坚定提倡善行、严厉惩戒罪恶的网络社区则会变得彬彬有礼到令人窒息，并充斥着各种独特的文化范式、圈内人才懂的晦涩笑话，以及关于行为规范抽象的讨论。Reddit上被人称道的行为，放在Quora可能就要被禁绝。人类这个种族，在推行强制道德方面似乎有难以遏制的欲望。
如果你能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社会谴责的激光眼紧紧盯住每一个犯罪活动。违规开过本该停车的标识处，就像在宴会上公然抠鼻子一样，会受到朋友们的鄙视。歌单里的一首盗版MP3就让你的整个家族抬不起头。十七岁的未成年孩子舔一口红酒，便导致夫妻反目只得离婚。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社会丝毫不令人向往。
而另一方面，涉及时尚，我们就义正言辞；谈到不忠，我们就打个马虎；我们讨厌行贿，其他小小不然的罪行，倒也能够将就。这样的世界难以想象么？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置身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娴熟地切换各种身份和社会道德标准。
用博弈论做全副武装，对社会数据了如指掌，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似乎装备齐全，能够建设一个民主平等，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社会。当然，我们必须小心翼翼。早在十八世纪，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 （Bernard Mandeville）〔注5〕便论证道，完美的平等合作转型，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在他的作品《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1714年）里，描述了一个社会，有着无处不在的腐败和无尽的纷争，却不断进步，日趋繁荣：
恶德就这样养育了机智精明，
它随着时代及勤勉一同前行，
并且给生活带来了种种方便，
它是真正的快乐、舒适与安泰
其威力无比，竟使那些赤贫者
生活得比往日阔人还要快乐，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朱庇特诅咒蜜蜂变得诚实，它们的财富就迅速消融，社会变得萧条，蜂群规模缩减，但忠实的蜜蜂却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和念头〔注6〕。是啊，有时候犯规倒是件好事，可，究竟在什么时候才会如此呢？（编辑：游识猷）
译者注：
〔注1〕与我们的直觉认知不同，在蚂蚁和蜜蜂的种群中，工蜂、工蚁和女王一样，都是雌性。
〔注2〕可能作者认为读者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博弈论知识，此处提到博弈论时语焉不详。但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对于理解文章的逻辑至关重要：稳定，演化。
关于博弈论和生物关系的基本知识，推荐阅读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中的两章。其中：
第五章，进犯行为。讨论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道金斯评价ESS是继演化论之后，生物领域最伟大的发现。从这一章可以了解，生物学家如何利用博弈论这一工具。同时稳定，或者说均衡点，在博弈论中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读罢这章，读者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stable这个词，或明或暗，贯穿于这篇文章始终。
第十二章，好人终有好报。这章主要谈重复博弈，我们可以看到，在计算机模拟出的重复博弈条件下，会得出与有限次数博弈（囚徒困境）完全不同的结论。最佳策略也正如本章标题所言，“好人终有好报”。这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注3〕这是一个被作者简单化了的复杂问题。简而言之，某些情况下，“永远背叛”的确是最简单的演化稳定策略，但是打败这条策略的方法有很多，很多都属于“好人系”策略。
〔注4〕引用文献做了两个思想实验：两个图卡库纳人抢了外人；两个图卡库纳人抢了另一个图卡库纳人。被调查者们，对前两个人大加赞赏，对后两个人深恶痛绝。也就是说，对图卡库纳人来说，抢劫是好事，抢自己人不行。
〔注5〕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他认为，人类的一切行动，一切美德，都源于私心。自私自利是人类的本性。现实社会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得以维持和发展。这个观点对于休谟、亚当·斯密颇有启发。
〔注6〕在这个故事里，曼德维尔用蜜蜂社会阐释其世界观。最初，蜜蜂们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私利，社会道德沦丧，可整个社会繁荣昌盛。后来，蜜蜂们异想天开，求天神改变自己的本性，让自己变得诚实。结果整个社会一片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