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lia/编译）想象一下：明天，你将会看到一篇有人死伤的火灾报道。倘若报道中的死亡人数是10000人，会比只有5人更让你难过吗？

这样的情境是在让人们进行所谓的“情绪预报”：预测他们自己未来的情绪状态。我们会预测,听到一万人遇难的消息会比得知五人遇难更让我们伤心。

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却并非如此。

社会心理学家伊丽莎白•W•邓恩（Elizabeth W. Dunn）和克莱尔•阿什顿-詹姆斯（Claire Ashton-James）进行了一项研究，在该项研究中，一半的参与者被分到了“预测组”，他们拿到的是一份长新闻文章的简短摘要。其中一些人拿到的摘要说有五人死亡，而另一些人的摘要则声称有一万人丧生。这些“预测者”接下来被询问：如果读完全文，他们觉得自己将会有多难过；按悲伤程度由小到大按从1到9排序，他们会给出哪一个悲伤值。不出所料地，10000个受害者组的被测试者比5个受害者组的预测出了更加悲伤的反应。

另一半的参与者则被随机指定为“体验者”，他们是真的读完了新闻全文，并且只需要报告自己读完后真正的难过程度。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预测将来的情绪状态，而仅仅是陈述自己当时的状态。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10000人组的悲伤体验和5人组的体验并无不同。研究者们将这一效应称作“情感性数盲”（emotional innumeracy）。

这个发现与人们的日常观察相符，即我们的情感似乎会忽略数字信息，至少有时会这样。一句常被误引为斯大林所说的名言是这样说的：“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数百万人的死亡则是一个统计数字。”的确，是有一些证据表明得知较小数量的人们正在遭受苦难，反而比一场大型悲剧更具有情绪冲击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预测者会错误地预测，他们在得知更多人死亡的讯息时会更加悲伤呢？

意识的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s theory）认为，意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旧脑”在演化上更加古老，这意味着它的基本结构在很久以前就演化出来了，其中很多结构是我们和其他动物共同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比方说，我们能通过研究猫的脑子学到许多关于人类视觉系统的知识。旧脑主要与感知、运动和情绪相关，基本位于靠近脑后方。新脑则位于额叶区，在大脑中十分靠前的位置。人们认为新脑是专门用于审慎的逐步思考的部分，较晚才演化起来（双系统理论因为丹尼尔•卡尼曼2011年的书——《思考，快与慢》而广为人知。）

新旧脑各司其职，但有时便会猜错另一边在想什么。图片来源：http://www.sott.net/

而对于文章开篇的提到那个矛盾，有一个解释是，预测用到的是理性的新脑，而真实的感受则发生在旧脑中。当被要求作出预测时，更多人遇难会使我们更加悲伤，这个想法是“合理”的。新脑自己有一套“理论”，来判断掌管情绪的那部分旧脑如何运作，但这个理论却很有限，有时甚至是错误的。新脑（相对）擅长应对数字和数据信息。旧脑则不怎么擅长。然而，要是我们用旧脑可以理解的语言将死者众多的悲剧传达给它，情况又会如何呢？

为了检验这个想法，邓恩和阿什顿-詹姆斯进行了另一项实验——给人们观看死者的照片。即，在那些“体验者”中，一些人只是读到有15人或者500人遇难，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15个或者500个遇难者的照片。（报道是虚构的；照片中的人们并没有真的死去，但参与者们相信他们已经去世。）观看众多死者的照片，与想象15和500的人数是不同类型的信息，而且人们的确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在图片组，情感性数盲消失了。看到500个死难者的图片比15个死难者更让人们难过，因为旧脑可以相当出色地处理视觉信息。

使用了观看照片这样的技术手段，我们能在情感上消化的人数还有上限吗？邓恩和阿什顿-詹姆斯的研究表明，看到15人的照片和500人的有着质的不同。但是9000人的照片和90000人的呢？人类的大脑是模式检测器，如果你不断地在一面墙上画上点，最终，你将看不到点本身，而会看到一幅有图案的壁纸。 只有一个个小点儿的死者照片在情感上的冲击力恐怕就没有那么大，因为你所想到的不再是“人”了，而是更加抽象的图案。

我们的大脑天生能发现变化，并且会尽其所能将信息压缩为模式。要想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诸如数千人所遭受的苦难这样的信息，而且不使人们习以为常、感到麻木，是很困难的。在人类的演化史上，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由一两百个个体组成的小群体里，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人类在社会和认知上的极限，有时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我们生来就不具备与上千人共情的能力，就更别提数百万或者数十亿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哪怕我们无法感受到——较少的苦难比较多的苦难更好。事关数字时，我们不应该相信自我的感觉，而应使用理性。只有一人死去时，你可以相信自己的旧脑；有数百万死难者时，你就应该动用新脑了。（编辑：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