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lia/编译）在过去三年里，罕见的冬季暴雨两次肆虐了位于伦敦西部的小镇彻西（Chertsey）。只有它旧日的市中心——一座坐落于泰晤士河岸的一片高地，盎格鲁-撒克逊修道士7世纪在此修建了修道院——从未被淹。对于大多数小镇居民来说，高涨的河水，常常还因污物而发臭，是在几个世纪相对干燥、稳定的气候后新出现的不速之客。他们似乎忘记了，或者从未知晓过，这个他们称之为家乡的小镇，拥有一个意义深远的事实：在古英语中，Chertsey的意思就是“西奥洛特上的屿”（Ceorot's island）。
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当时，日耳曼部落刚开始在位于现代大不列颠版图上的地点定居，并为这些地方命名。在那时，水无处不在。那一时期积淀下的沉积物勾勒出了这样一幅图景：河岸被河水浸漫，径流沿斜坡向下奔流。“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是个水的世界，”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这样说道，他是莱斯特大学的地貌历史学家，研究早期的英格兰定居者是如何将他们面临的多水环境中的实用信息包含在当地的地名中的。比如说，位于英格兰南部的村庄Byfleet，村名意指“潮起潮落的溪流”或“入海口”；西部的Buildwas村，描述的是“水位快速涨退的地方”；至于东部的Averham村，则是“洪水中的定居地”。
但从大约11世纪起，随着气候稳定下来，冰川作用从生物圈吸取水分，不列颠地区开始变得愈发干燥，上述许多地名失去了最初的含义。从彻西修道院那样洪水中的避难孤岛，到新晋干涸、曾经遍布着森林、田地与沼泽的泛滥平原，变化扩散开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与水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们对水的行为模式的深刻理解，也同英国大地一道干枯殆尽。
如今，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不列颠或许正在回到更加潮湿多变的气候。在最近的十年中，英格兰和威尔士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水灾。随着冬季暴风雨日益强劲频繁，河流和支流常常因此泛滥，彻西镇和其他多水的地区开始恢复它们中世纪的特征。“这些名字将重新如实反映英格兰的水文情况，”琼斯说。
他认为，除了让我们一窥过去的地貌环境以外，地名还可以帮助今天的社会适应变幻的环境。“也许，我们需要从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学习很多东西，以及他们在多水环境中的生存技能，”琼斯说。他们的知识保存在地名中，经过数个世纪而流传至今，可以帮助城市规划者知道，应该在哪里修建新的分区、建立堤岸和排水系统、修复湿地。
或许，通过审视过去，我们便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淹的伊顿公学，在古英语的词源含义是“河流中的定居地”。图片来源：Planet News Archive/SSPL/Getty Images
“地名是可以将人们与其领地以最亲密的方式联系起来的事物之一，”英国考古学家雅克塔·霍克（Jacquetta Hawkes）在1951年写道。“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将这些名字传承下来，口口相传消解了音节原有的含义，如同水和风磨圆了岩石的棱角。”英语地名学家玛格丽特·吉列（Margaret Gelling）将这些古老的名字称为“指向过去的路标”，因为一直以来，它们都在指引着科学家重建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和地貌。举例来说，地名中有古英语中weard-setl一词的地方，很可能就曾有过一个“警戒亭”。同样的，ceaster表明这里曾是一个“有城墙的小镇”，hlæw是“墓地”，而æce则是“一小块耕地”。
但像琼斯那样的研究者们开始发现，地名同样可以用来追溯环境的变迁。2010年，在一项针对西班牙西南部沿海湿地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分析了出现在1869年的地图上的700个地名。根据生态学记录——例如博物学家的描述、航空和卫星照片、降雨量和气温的观测，他们得知这片地区从20世纪中叶开始变得干燥起来。1939年西班牙内战结束后，面临资源短缺窘境的政府，开始在这片充满蚊虫的沼泽和溪流的带状区域大量种植松树和桉树。降水减少、气温升高，再加上新培育出的森林，土壤中的水份逐渐被汲取殆尽。
西班牙西南部多尼亚纳国家公园的湿地。图片来源：Wikipedia
随着水景的萎缩，或者干脆消失，它们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Arroyo Harinoso（波光粼粼的小溪）变成了Arroyo del Pino（松木溪）；一度是该地区最大泥炭沼的Laguna de la Higueruela（臭苜蓿咸水湖），也萎缩成了包括芦苇咸水湖（Reedy Lagoon）、沼泽丛林咸水湖（Moor Thicket Lagoon）和泥潭地（Puddles）在内的星星点点的小水窟。因此，研究者们在期刊《气候变化》（Climatic Change）中提出，地名能以丰富的细节，持续描绘出变化中的地貌。“尽管它们不能当成代理数据（指从自然资源中收集的数据，比如沉淀物、年轮和花粉化石）来用，但它们仍然可以用来标记气候变化或转折点。”
另一项发表于2007年的研究发现，地名可以为动物种群数量如何随时间变化提供一个快速而可靠的记录。从1985年起，将近20年来，瑞典生态学家约翰•斯宾塞（Johan Spens）致力于利用历史地图，访谈当地渔民及捕鱼权的拥有者，以及刺网调查，重建过去三个世纪中瑞典北部的棕鲑鱼分布情况。在同一位年长渔民的交谈中，他惊讶地得知，这种鲑鱼曾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名字—— Rӧ，这在当地是一个常见于湖泊名中的前缀。斯宾塞将地名同种群数据相对比，他发现，在过去或现在有棕鲑鱼分布的湖泊中将近三分之一的湖泊名都包含了前缀Rӧ，比如Rödingtjärnen。更令人惊叹的是，任选一个名字里有Rӧ前缀的湖，这个湖里就有92%的概率曾在某一时期有过棕鲑鱼。（而对于任意一个湖泊，无论名字里有没有Rӧ前缀，来说，这种可能性只有11%）。
斯宾塞推断，湖泊的名称有助于发现已经消失的历史鳟鱼种群，以及致使它们灭绝的扰动因素，比如捕食者或人类的工业活动。他提出，湖泊名称还可以指导现代种群调研，让使用随机抽样方法，通常需要花上五年时间的调研，在几个月内就得以完成。“通过包含Rö前缀的湖泊名称，”他写到，“几百年前的渔民正同我们交谈，并且告诉我们，‘这个湖盛产棕鳟鱼著称。对这些鱼儿来说，这个湖是它们上好的栖息地。’“
许多地名正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和其他环境变化而变得过时，因此，地名传达的内涵和信息也将愈发重要起来。比如蒙大拿的冰河国家公园，在19世纪中期曾有150座冰川盘桓其中，而在小冰期末尾的今天仅剩25座，到了2030年，可能都不会再有冰川了。位于阿拉斯加州的巴罗（Barrow），它那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因纽特名字Ukpeagvik的本意是“我们捕猎雪鸮的地方”，而根据在该地区观察野生动物25年之久的鸟类学家丹佛•霍尔特（Denver Holt）的说法，这个物种的数量如今正在减少。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科雷马河流域上，有一块凸起处名叫Kray Lesa（森林边缘），它曾是北部森林和苔原之间的分界线。但随着近几十年间平均气温的上升，这条边界线已经向北移动了将近20公里的距离。
科学家们预测，到2030年，冰河国家公园里将不再有冰川。图片来源：Jason Patrick Ross
正是2007年的那场在英格兰南部引发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洪水的冬雨，让琼斯对英国地名产生了兴趣。那时，他正在申请莱斯特大学——现如今他工作的地方——的讲师职位，同时也在寻找一个可以申报的研究选题。脑海中的洪水将他的思绪引向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一座位于小村庄Buildwas的中世纪修道院，由于塞文河的泛滥，它最近被淹没在了洪水中。
琼斯探究起了小镇的历史，他发现，小镇名字的后缀was来自古英语中的waess，意思是“水位快速涨退的地方”。他在其他地名中也见过这个词根，并开始追溯这些地名的词源。随后，他发现了很多类似的地名，比如Arley意味着“能找到鹰的林间空地”，Alderwasley则是指“生长着桤木，会被水淹没，但水位也会退却的草甸”。在中世纪时期，无数河畔沼泽和林地都能起到吸蓄洪水的作用。
于是，琼斯找到了他的研究项目：破译和标记那些构建了现代英国的古英语地名，希望由此一窥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土地的关系。比如说，在泛滥平原上修筑起修道院的早期定居者，是如何在和水如此接近的地方繁荣兴旺起来的？无论对于出行、耕种和碾臼来说，水都是至关重要的资源，但水也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而且难以捉摸。
一种解决方案是控制水的行为。一些社区修建了防洪堤，或者划出一块未开发的土地作为所谓的蓄水甸，像海绵一样吸收洪水。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远离水道，定居在高处。但此时已经得到教职的琼斯惊讶地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基本没有选择上述方案中的任何一种。“年复一年地，他们记录下最高水位线，”他观察到，然后“定居在刚好超过最高水位线的地方，从而不再需要任何防水措施”。有时，安全与淹水间只有几厘米之遥。
不像现代有诸如激光雷达之类绘制地图的工具，盎格鲁-撒克逊人仅仅依靠观察地貌便谙熟了身边的环境。“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是一个更加自然主义的世界，人们全身心地和环境融为一体。”琼斯在一篇还未发表的论文中写道。“而现代西方社会，”他惋惜道，“却将环境抛之脑后。”结果就是，“方便的地理标签成了地名仅剩的用途。”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首相曾就读于伊顿公学，”琼斯告诉我，“但我敢用压箱底的最后一块钱打赌，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伊顿的意思是‘河流中的定居地’，即便他们知道伊顿就在泰晤士河的泛滥平原上。”普通游客去斯德哥尔摩或都柏林时，也不会知道它们名字的含义——前者指的是“木头小岛”，而后者的意思是“黑色的池塘”。
与此同时，官方警告公众洪涝风险时所用的术语，可能还会使得英国人与他们身处的环境更加疏离，英国环境署的事件管理与灾后恢复司主任约翰•科亭（John Curtin）这样说道。比如说，在公共研讨会上，环境署吃惊地发现，比起其他水务管理事务，比如化学污染物和废水处理，与会人竟然认为“退流和流量”问题相对更不重要。研讨会的组织者怀疑，问题是不是术语导致的。“不知道如果（将退流和流量）换成‘供水’或‘水的可得性’后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在报告中写道。
“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用来描述科学的语言，正在日益成为普通民众理解危机的障碍，”科亭说。根据英国环境署的说法，目前，英格兰地区有六分之一的家庭正在受到河流涨水和海潮回涌的潜在威胁，但调查显示，只有5%-8%的人相信这一点。“我们有着巨大的潜在受灾人群，但这个人群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真的理解这一点，”科亭说。对琼斯“将人们与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找回人们对本土的意识”的努力，他大为赞赏。
现在，琼斯正计划和同事一起申请资金，利用土壤样本，测试地名究竟在多大程度确实反映了历史上的生态特征和事件。Alderwasley真的曾是一片水没的低地吗？Broadwas真的是一片历经洪水涨退的宽广原野？Blythe（“悠闲的”）河真的波澜不惊，Bollin（“吵闹的”）河真的波涛喧嚷吗？
琼斯希望，他的研究结果能为研究过去的生态提供一些信息，与此同时帮助缓和现代的洪涝风险。例如，许多位于英国小镇外围的林间空地都名叫hamm feld（岛屿之地），这意味着它们曾经遭遇过洪水的侵袭。如果确实如此，琼斯说，这些地方可以作为重建湿地的好选择，吸蓄原本会侵入建筑和街道的洪水。
小镇Averham在古英语中的意思就是“洪水中的定居地”。图片来源：Nautilus
不过，只要自己的工作能让同胞们更清楚地认识对故乡的水文遗产，琼斯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我住的地方叫高城（Upton），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地方，”他说。这个小镇离地势较低的Averham（洪水中的定居地）只有五公里之遥。“我有点觉得，如果Averham的居民们能理解他们故乡地名的含义，或许就已经搬来和我做邻居了。”
那么，你家乡的地名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编辑：Stellasun）
参考文献
- Sousa, A. Garcia-Murillo, P., Sahin, S., Morales, J., & Garcia-Barron, L. Wetland place names as indicators of recent climate change in SW Spain (Donana Natural Park). Climatic Change 100, 525-557 (2010).
- Fishers’ Knowledge in Fisherie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ww.unesco.org (2007).
- Public dialogue on Significant Water Management Issues. Environment Agency. www.gov.uk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