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黙/翻译）大概高一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丹在食堂地板上发现了一本“绝对没品笑话集”。它立刻迷住了我们年少的心，大半午餐时间我们都在一页接着一页地读它。其中一个关于死婴的笑话尤其让我觉得好笑（这里不方便讲出来）。那个笑话里有搅拌机。

为了知道我是否是个拿死去婴儿取乐的精神变态，我询问了《纽约客》杂志的卡通编辑鲍勃·曼考夫（Bob Mankoff）的意见。他曾经花大把时间思考一个好的笑话是什么样的，而他向我保证说，我不是精神变态。他指出，路易斯·C·K（Louis C.K.，美国脱口秀演员）就经常拿低俗的想法来逗笑。他有一个笑话是让观众想象：即使有被逮捕、受惩罚的风险，还是有人猥亵儿童，那这些人对猥亵儿童这件事一定爱得深沉。“这个笑话让我们想象儿童猥亵者的心理。”曼考夫说，“他让我们去理解驱使他们这样做的东西。”看着他表演这个笑话的片段，你几乎能感受到观众们笑的时候心中的罪恶感。

黑色笑话常常迫使听众从新的角度考虑事情。通过这样做，曼考夫说，无礼的笑话就像是对真实不幸的模拟运行一样。他把这些心理上的冒犯比作对细胞免疫系统的挑战：体验由一个无礼笑话引起的少量负面情绪，也许能让我们在面对未来更严重的挫折时更加顽强。这甚至可能让我们意识到，一开始的“被冒犯”也许是一种误解。当然，曼考夫说，“只有当这些笑话真的很好笑的时候，你才应该讲它们。”

这样说来，黑色幽默和“矛盾修辞法”有些类似。猥亵儿童、车祸死亡和种族灭绝都属于人类经历中最糟糕的部分，但我们还是会被下流神父爱“上”我、“die安娜王妃”这样直白尖锐的笑话逗笑，并且在“lol”不足以表现某件事的有趣程度时，使用#Lolocaust这样的标签（holocaust：大屠杀；“lolocaust”意指笑死几百万人）。为什么？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行为科学家彼得·麦格劳（Peter McGraw）从2008年起成为了这个问题的研究者之一。他发展了“良性冲突”理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认为悲剧是不好笑的。它们只在极少见的情况下引人发笑。”麦格劳说。“一定有某种东西使得这种情况是无伤大雅的、可接受的、安全的、无害的。”这种东西，据他说，是“心理距离”。

时间是距离的一种。对于悲剧还没过多久就拿它取笑的笑话，常见的一种反应是“这也太快了！”。但根据良性冲突理论，距离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空间距离、假想程度和社会距离同样能将我们和威胁隔绝开来，使我们能以幽默的眼光看待它。比如讽刺这一手法，就是将明显错误的东西合理地伪装起来（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说，爱尔兰的穷人应该将小孩卖给更高阶层的人当食物，以缓解自己的财务困境）。

显然，离悲剧更远似乎会使它看上去更好笑，但麦格劳的研究也显示，太远的心理距离也会抹去一个笑话的幽默感。以飓风“桑迪”为例，2012年，在暴风雨来袭之际，有人决定为“桑迪”建一个推特账号，以“桑迪”的身份发推特。麦格劳和他的团队请人们分别在“桑迪”袭击美国之前、之中、之后给这些推特的幽默程度打分。

飓风“桑迪”的拟人化推特账号：

“刚把一橄榄园餐厅的屋顶吹跑了，大家来领免费面包棍啦”

“哦擦掀了个星巴克。现在我是个南瓜肉桂飓风了”

图片来源：Peter McGraw

当飓风“桑迪”还在海面上，只是一个预想的威胁时，幽默指数颇高。然而，当威胁成真，第一手的关于灾难、损失的消息流传开来，这些推特的幽默程度降低了。这时的心理距离太短了。但在这之后，幽默指数随着时间流逝而上升，在暴风雨来临的36天后达到了最高。而随着人们对飓风的记忆淡去，这件事变得不那么可怕，幽默指数再次下降了。

麦格劳说，这些研究结论和良性冲突理论是一致的：当一定的时间弱化了飓风的威胁，却又还没有到它完全失去影响力时，“桑迪”的推特变得更好笑。麦格劳和同事们之前的研究表明：与我们的直观感受相符，让威胁变得好笑所需的心理距离随威胁的严重性而改变——威胁越严重，所需的心理距离越远。比如，被调查者们表示，昨天踢到脚趾可能比五年前踢到更好笑，然而如果是被车撞，则刚好相反。

当我和丹在学校餐厅发现那本笑话集时，我才刚刚拥有繁殖所需的生理条件；而由于我“造人”的机会很有限（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一个婴儿对我来说仍是非常遥远的概念，可以说是“永不”会接触。换言之，那时的我与“婴儿”之间的心理距离是最远的。

但在两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从Facebook上得知，我的两位友人刚刚目睹了他们刚出生孩子的夭折。那一刻，“死去的婴儿”飞越了超长的心理距离，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来到我的卧室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觉得关于死婴的笑话那么有趣了。

题图：喜剧演员路易斯·C·K于2009年的表演。来源：Barry Brecheisen / Getty Images

（编辑：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