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睁开眼，发现自己成了现代思想史上压力最大的扳道工：一列电车正在飞驰而来，前方轨道不知为何绑着五个人。你唯一的选择是扳动眼前的道岔扳手，让列车驶上支线，但支线上也绑着一个——同样无辜的——人。

危机迫在眉睫。你感觉到焦虑扑面而来。你紧急地作出了一个决定。接下去一段时间，你都在试图为这个决定辩护。

这是经典思想实验“轨道困境”迫使我们面对的处境。这个模型在流行文化中相当普遍，每当我一说出“一列电车飞驰而来……”这个开头时，人们往往急切地告诉我他们的选择，紧跟着解释他们为何这么决定。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它本身的语境里，电车困境是一种寻求道德原则的思想工具，它从未试图给出过一个正确答案。

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能够把人们推向道德反应的边缘，令人急于给出答案，甚至无视这个问题本身的内涵呢？

比如贝特朗·佐布里斯特，一位亿万富翁和生物极客，某天就发现自己深陷此情此景无法自拔。他所面对的问题稍微宏大一点儿：他预测，以目前趋势来看，人口增长终将超过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极限，除非以极端手段减少大量人口，否则人类将陷入灾难。这个超复杂问题，被他简化成了一个“一半人口”vs“全人类”的电车难题，由于是但丁的迷弟，这个有魅力的反派人物脑补出了《神曲》之中的地狱景象，内心十分波动并且有点方，经过艰苦的思而不学（道德哲学和认知心理学）则殆，他决定朝全人类丢一个瘟疫公司级别的超级病毒以杀死一半地球人，并表示不用太感谢我了这是一个扳道工的自我修养啊。

尽管只是丹布朗小说改编电影《但丁密码》中的角色，但显然这个佐布里斯特也是被电车问题逼到墙角的人类一员。但是等一下！这是一个可接受的结果吗？这个结论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吗？这就回到了先前的问题：当你发现自己面对轨道困境时，什么才是一个扳道工真正的自我修养？

电车学：从来都不是单纯左与右的选择

一辆电车飞驰而来，而你唯一能做的，只有选择牺牲一个还是五个。这个场景是一个思想实验，最早出自1967年道德哲学家菲丽帕·福特的一篇论文的23页。

（“思想实验”：通常是指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境。你可以把一些原则代入其中，然后发现扯的吧我的哥。其主要作用是寻求观点、理论或原则的适用及其结论，副作用是令人头痛。本文作者出于研究精神阅读了几十个电车学的思想实验，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仅选取了其中四个，按头痛烈度排序。）

在这篇文章中，福特描述了一辆失控电车的司机必须选择撞一个还是五个无辜路人的糟糕景象，用于探索人们道德直觉起作用的机制。她指出，尽管两害相权取其轻符合道德直觉（也就是说，通常人们更能接受撞人少那边），但通过主动伤害一些人来保护另一些人（比如那些没好好读完哲学书的反派们常干的事），却会让人们在直觉上认为不合理；于是产生了一个矛盾。福特解释说，因为除了帮助他人的积极义务之外，我们的道德直觉还有“不伤害他人”的消极义务。

菲丽帕·福特的电车，头痛度1，宝宝不要做这种倒霉的选择。图片为作者手绘，下同。

就这么简单就完了？摆出积极和消极的道德义务，就足够回答电车难题了？

道德哲学家们可不打算就此罢手。关于轨道的这个模型有一种魔力，让人们不停地往里面加入各种新元素以讨论更普遍的道德起作用的方式。这些研究如此错综复杂而牵涉广泛，以至于人们给了它们一个昵称：“电车学”（trolleyology）。如果道德是一个捐赠箱，那么道德哲学就是一位严格而沉思的分拣员，想要搞清楚每一件物品在这里的理由。在“电车学”中也一样：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实际上自古就有的）不同意见。

“意图”、“目标”与“结果”

为什么在菲丽帕·福特的场景中，人们认为扳动道岔在道德上可以接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们并无恶意，我们预计到悲剧的发生而并不主动期望它发生。那个单独被捆在铁轨上的人如果逃走了，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在道德上至少是有所安慰的。

但另一位哲学家朱迪斯·汤姆逊认为，这个解释并不充分。为了追问这个观点，她设计了一个环轨，如果扳动道岔，支线上那个人会被撞死，但他的身体将会停下列车，如果他成功逃走了，列车将会回到原先的轨道上继续撞死那五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死是拯救五个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场景中，“可预计而并非期望的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道德上可疑的理由——比如说，如果政客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对军事目标的打击殃及了平民”，人们会接受吗？

朱迪斯·汤姆逊的思想实验，质疑意图能否为结果辩白？头痛度2。

扳道工的“判断能力”到底有多好？

许多人可能拥有和功利主义经典作家们一样的道德直觉：虽然很难决定，但五个人比一个人应该会更重要一些。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假定，善的程度可以量化，因此在正义的天平上，多数人的利益显然可以比少数人更重要一些。这一哲学原则在许多领域都能够提供参考，但在残酷的电车问题上却陷入了泥潭：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扳道工不够全知全能，他无法准确判断列车走上哪一条命运的轨道，才能为人类带来更多幸福、更少痛苦；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扳道工是个古典功利主义者，他或许会简单地以为自己的道德义务就止于做做算术而已。这听起来毫不正义，甚至有点邪恶。

当功利主义遇到思想实验，一个人的支线后还有五个看不见的人。我们的扳道工不能满足于“五个人比一个人更重要”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实际上他并不全知全能。头痛度2，符合直觉但明显不好用。

拒绝行动可以吗？

有些扳道工可能为了避免主动杀死任何人而决定放弃行动，但哲学家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问，在这种情况下无所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和主动谋杀那个单独的人同样令人无法接受？

为了解决这个新问题（以及它隐含的更多复杂情境），哲学家们又提出了一大堆令人心力交瘁的原则。其中一个和列车有关的原则出自美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卡姆，她设计了一些其他复杂场景来解释各种“不同的故意”。对于会造成一系列后果的行动而言，她指出，出于可预计的结果而行动，与为了可预计结果而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这个讨论实在太坑，后续还会谈到。）

在卡姆的解释中，如果回到铁轨的情况，我们的确需要列车撞上那一个人，以拯救他身后的五个人；但是他的死，尽管是扳动道岔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但仍是我们可预计而不希望的那个结果：我们仍然可以向自己的良心告解说，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希望他被撞，但我们真的不想他死。这里微妙的区别在于，如果他奇迹般地生还了，我们并不会追上去强行把他打死。

卡姆辩解说，我们并不希望环轨上的人死去，只是希望他能够停下电车。这里意味着，希望电车撞上环轨而停下，和希望环轨上的人死去，这两种意图是有区别的。假如我们能赶在电车转上环轨之前放下一节木头来停止电车，那就最好不过了。

（卡姆的其他设计场景包括：电车飞驰而来，你可以翻转活板门让五个人滚下山，但这会压死山下一个无辜的路人。她试图在这些场景中说明，在“故意伤害他人”和“预计他人会受到伤害但并无此意”之间的模糊地带中，还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惑的细微区别。本文作者给这个实验打了4.5的头痛分。顺便说一句，作者给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实验打了7分平均分并且去吐了。）

因此，你看，这从来都不是一条非左即右的轨道。它有无数支线与无数情境，以质问那个倒霉的扳道工，或者被这个情境所迫而急于寻找答案的人们：当为一个道德上的选择辩护时，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样的原则下结论？而这些脱口而出用以摆脱困境的理由，又能在其他的情形当中走多远？

我只是个扳道工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睁开眼，发现自己成了现代思想史上压力最大的扳道工。哪怕只是想一想这个场景，你也会十分自然地被自己的道德感推向某个选择，并且为这个选择辩护，以缓和道德价值受到质问的焦虑。

但是你发现，随后哲学家们把你丢进了更难回避的处境，揭露了这些辩护中虚弱而自相矛盾之处。如此数次之后，你开始怀疑。你发现自己其实身处“电车学”的诡秘模型之中。在这里注定受到折磨的，不是轨道上那群莫名其妙的无辜者，而是轨道工那从未得到仔细审视，却自以为对一切都有所回答的道德观。

现在你已经有点理解了哲学家们的意图。一开始，道德直觉是个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完整体系，人们认为它非常可靠，能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而不会造成混乱——“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当你遭遇扳道工问题时，可能也会以为这只是另一个哲学游戏，目的在于告诉人们什么是正确的选择。你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并且因为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而努力作出道德辩护以平息自己的忧虑。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游戏才刚刚开始。

在“电车学”的研究目录上，我们漂浮不定的道德观念将受到各个方向的拷问。认知心理学发现，创伤、经历、经济水平与政治观点，甚至闻到面包或者打铁的气味，都会影响人们的道德抉择。读过这些著作的扳道工将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出于刻板印象，或者最近看了《但丁密码》这类电影，而使自己的道德浮标产生了漂移。当阅读脑科学的著作时，他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个虽不稳定但真实存在的道德观之潮可供浮标漂浮，还是仅仅在一大堆神经的作用下，作出了被演化所规定的仅存选择；当他读到那些对“电车学”的批评之后，又忍不住开始怀疑所有这些悲惨而古怪的场景，只是哲学家们设计出来用以折磨他一个人的。

你逐渐接近了问题的核心：怀疑，而不是确定，才是电车问题的方向。

扳道工的阴影并不仅仅存在于思维游戏中，或者被（错误地）用于为困难处境辩护。虽然道德直觉几乎是我们对许多情形的第一反应，但扳道工的经历表明，我们的道德感需要更多的反思，并有意识地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场景。

除了伦理学家，还有许多领域也需要扳道工的冥思苦想。假定CIA抓到了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他们相信，这个人在城市中埋了炸弹，很快就要爆炸。他们应该用酷刑逼迫他说出炸弹位置吗？有些功利主义哲学家认为，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是无可置疑的更大的善，因此他们可以使用酷刑；而另一些政治学家则指出，问题不在于铁轨支线上的这个恐怖分子，和另外那数以百计的无辜市民，而在于我们把扳动道岔的权力，从此交给了一个乐于使用酷刑但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扳道工。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了扳道工，那么我们很可能再也无法知道，列车将会碾过什么。

再来考虑另一种情形：无人驾驶的汽车即将上路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对它编写应对此类情况的一般规则。然而根据我们此前已经列出的模型（以及我还没有列举的，“摩天轮”，“拖拉机”，“把树干当成了人”等等“电车学家”们创造的烧脑情境）来看，无人车工程师们需要的，具有逻辑一致性并且（勉强）可以被接受的合道德性原则，还没有被揭示出来。——谷歌上周还把我的照片认作一碗寿喜烧，谁敢教这样识别水平的机器，“非要撞的话，撞人少那边”？

我们可能会认为，扳道工的遭遇只是单纯的思想实验而已：并没有人会真正陷入这种处境。严格来说，这没错。但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意味着，实际上我们需要这些模型中所得到的线索，来侦查真实生活中道德困境的可能出路：曾经有一个签署捐赠遗体协议的绝症患者，在移除呼吸机后迟迟没有宣告死亡，与此同时这座城市里有数名其他患者，已经在手术台上等待他的器官，他们的生命同样在流逝。在这种情况下，外科医生是否能被允许加速他的死亡以拯救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个案例中，这位外科医生给了他大量麻醉药物，但他辩称自己并非为了加速其死亡以救治其他病人，而是为了减少其痛苦。还记得上一段里让人眼晕的“为了可预计结果而做某事和出于可预计结果而做某事的区别”么？从这个辩护中，我们就能够隐约观察到卡姆所说的那种微妙区别。

所以，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扳道工？                          

因为我们希望，在足够多的思考、准备、研究和理解的帮助下，我们迷糊又可爱的良知在化身扳道工时，多少可以摆脱这样的处境。

反派的问题在于不好好读完书

你睁开眼，发现自己成了现代思想史上压力最大的扳道工。火车马上就要来了！只有我能扳动道岔！赶紧行动吧，还读什么书参与什么哲学讨论啊？

在《但丁密码》的原著小说《地狱》中，佐布里斯特的情人抱怨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孤独是被人误解后的与世隔绝。这会使人失去对现实的把控力。”

佐布里斯特深信人口压力将会使全人类灭亡。在他孤独的想象中，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也无法得到外部的帮助。他日益感到那列失控的电车已然迫在眉睫，而自己是唯一能够扳动道岔的那个人。

这一结论，和我们日常会遇到的许多道德判断一样看似合理，但读过“电车学”文献的扳道工（或者读过这篇简短小文的你）会发现，这一情境有太多需要重新审视之处。

哲学家丹尼尔·丹内特将类似于电车这样的问题称为“直觉泵”。这个场景就像水泵一样，把你的直觉推到了舞台的最前沿；在这一瞬间，它看起来是那样合情合理无法反驳。但是藏在幕后的泵上，其实有着无数的旋钮，当你仔细追究下去，会发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旋钮会导致大相径庭甚至干脆就相互矛盾的道德直觉。直觉泵的意义，并不是让你去追随直觉，而恰恰是让你知道这直觉有多么靠不住，让你意识到那种看似别无出路的孤绝困境，恰可能只是因为根本没搞懂自己的处境。

也因此，“电车学”研究并没有试图告诉你，撞一个人还是五个人谁更正确。相反，它是在迫使人们思考看似简单的情境和判断背后的复杂性：道德义务感会迫使我们采取行动，但它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直觉、假定和无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功利主义诉诸客观理性，康德的建议是永远把人作为不可动摇的目的；朱迪斯·汤姆逊要求尊重权利，罗尔斯则要求思考公平。甚至连扳道工所面临的绝境也未必是绝对的——也有哲学家认为，基于“轨道困境”的研究虽然启发了对道德直觉的反思与重建，但它所设计的场景却偏离了理解道德的本质。换一个方向来思考，“轨道困境”或许根本不存在。

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我们睁开眼，发现自己成为了史上压力最大的扳道工。但你不是那个倒霉的佐布里斯特。你已经知道，扳道工有幸成为被道德哲学家们研究最多的职业，而你恰巧读过其中一些，并且借由前人的智慧而对自己的道德原则有充分的思考和怀疑。你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扳道工，这个场景也未必能超越哲学家们的变态设计。到最后，就像《苏菲的世界》的最后一页，你站起身，推开门，走了出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看哲学书要看到底。）

（编辑：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