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和高校师生的普遍抗议。先是有多位科学家联名抵制选举这位大嘴巴的候选人，在其当选后多日，又传出麻省理工学院300余名教授发表公开信，捍卫种族平等、知识多元化以及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并声明：被特朗普阵营指控的科学不是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也不是可有可无。科学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去分析、理解并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的根基。

川普对气候变化表示质疑。图片来源：www.iklimpostasi.org

另一方面，众多“特粉”，包括很多网络达人却为特朗普当选欢呼雀跃。一些人更是直指美国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短视，认为他们被追求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遮蔽了眼睛。

那么科学，或者更泛泛地讲，学术是否真被意识形态化了呢？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政治正确，是否让科学和学术失去了求真的核心使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科学是如何被社会因素影响这一更根本的问题。

科学的社会建构

科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对自然真理的追求。研究科学发展的学者们在传统上尽管意识到社会因素会影响到科学进程，但大多数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非科学内容的真理性。然而二十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科学知识，认为科学不是绝对真实而是被社会构造得看似真实。

例如，英国学者夏平（Steven Shapin，曾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关于17世纪一场辩论的经典研究就体现了这一观点，这场辩论发生在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和皇家学会会长化学家波义尔之间。夏平的研究中认为，霍布斯和波义尔对实验方法的辩论深受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影响。霍布斯希望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能解决社会的动乱。因此，他认为科学集中于数学和逻辑学，从而反映绝对的秩序。波义尔则珍视社会自治，包括科学界的独立。因此，他强调实验研究方法，认为研究方法是由科学家自己决定的，而非外部力量，这反映了社会的自治。最终，伴随着议会政治的确立、王权被限制以及英国自治传统得到了体制的确认和强化，波义尔赢得了争论的胜利。

夏平的著作《利维坦空气泵: 霍布斯、波义尔与实验生活》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图片来源wikipedia

SSK学者对科学进行的系列案例研究表明，在科学实验中，实验者和他们的同事有巨大的“解释的灵活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来确定这些实验是否是决定性的，是否允许变更、调整和重复。SSK学者们普遍认为，科学结论的得出并非不受人类行为影响。它需要不同科学学派、团体或不同科学家之间进行协商，因此，科学知识的生产具有社会建构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的社会建构并非社会虚构，科学家仍然需要根据实验和数据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但由于试验中总是存在很大的执行者的经验因素，而依据不同理论标准对相同的数据也会做出彼此差距很大的解释，所以科学结论的构成，不能排除科学家的主观因素。然而这种主观因素并非是肆意妄为，也并不意味着科学可以被随便收买。而是说，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和试验本身被赋予社会意义。 

政治正确与学术正确

在众多影响科学的社会性因素中，政治正确无疑是其中一环，政治正确性就是这方面的体现。在特朗普选战中，人们抨击知识界被政治正确性性蒙住了眼睛。真相如何呢？

首先，在美国历史上，政治正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造社会或维护社会主流价值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推动进步的产物。许多知识分子把话语权作为工具，来对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以及后来的同性恋歧视，通过在话语层面的政治正确运动，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方面的平权固化成知识阶层的日常意识，也广泛影响和维系了社会主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和科学家对特朗普选举时在移民、宗教、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厥词进行广泛和深刻的抨击，完全不是为了党同伐异而是为了维护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权利平等。

当然，政治正确也会让一些学术研究成为相对禁忌，这并非因为这些研究会导致主流知识界不愿看到的结果，而是因为这些研究的主旨经常会蕴含对特定群体的歧视色彩。如探究男性是否比女性聪明，或者检测黑人是否具有某些不爱好学习的天然禀赋。不论其研究结果如何，这些研究本身都将其研究对象特殊化并体现出对其的歧视，因而自然得不到学术界待见。数年前，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H. Summers甚至因为引述一项认为男性比女性聪明的研究而引发舆论风波，并最终辞职了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关政治正确的绝大多数例子，都体现了学术界维护值得肯定的主流价值的取向，而不是相反，为了某些特殊癖好而封杀学术研究。而且，学术研究的多样化本身并没有因为政治正确性被抑制，即便是一些需要体现政治正确性而成为禁忌的研究，也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多样化而得到解决，而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多样化，本身也是政治正确性运动的产物。

比如，2015年获得素有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奖（只授予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Roland Fryer在获奖感言中表示，自己的非洲裔美国人身份可以让他 “合法地”研究黑人贫困问题，而不用担心这样的研究会蕴含种族歧视的成分。

Roland Fryer。图片来源：www.economist.com

很多人不喜欢乃至排斥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受到了极端行为的影响。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舆论环境中，极端表达、极端行为总是更容易获得关注。这会使得社会公众对一定的群体、主张和活动做出的评价容易受到这样的极端表达或极端行为的影响。这些表达，看似符合民意，但事实上，任何方向的极端行为，都是在撕裂社会、伤及其他群体。它们恰恰是在伤害政治正确所维护起来的社会主流价值。

当然，“政治正确”运动也会让学者把自己小圈子的文化错以为是整个社会人们主动追求的价值。从特朗普污蔑移民和伊斯兰教的言行仍然得到大量粉丝支持来看，无疑美国社会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内心中秉持这种态度。实际上，这反而说明了政治正确运动的价值，它束缚了大量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宗教、性取向歧视。这种歧视实际上中国人中也有。在缺乏政治正确约束的情况下，我甚至见过一家知名新闻网站在报道某位名人是同性恋者这样的新闻时，直接在标题中将之报道为“丑闻”。

为何说科学没有被意识形态化

除了政治正确性对行为的影响外，我们是否还可以根据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政治正确性会让科学意识形态化，从而影响或扭曲科学结论呢？

图片来源：thegabbler.com

的确，政治正确性会影响科学的运行，但认为它对科学运行的这种影响会误导甚至扭曲科学结论，则没有任何证据。政治正确性对科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选题上，其次则表现为对科学界多样化的高度推崇，第三则是会影响到科研资助。

就科研选题而言，如上所述，研究男性是否比女性聪明或黑人是否天生缺乏学习能力等课题会成为禁忌。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政治正确性，这样的研究就会成为有意义的选题么？这样的选题成为研究对象，并非是因为它具有“天然的”研究价值，而恰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性别或种族歧视的视角进行观察的产物。

除了对抗性别和种族歧视外，政治正确运动近年来主要的涵盖目标就是支持同性恋者平权。大量的科学研究揭示了同性恋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遗传因素，但主流研究也从不排斥后天的心理和社会状况对同性恋者性取向的影响。如果政治正确成为扼杀学术真理的大棒，那自然的结论似乎就是同性恋行为是先天遗传决定，这样就可以在道德上完全为这种行为开脱。但事实是，学术界从未禁止或压制对同性恋者性取向的心理或社会决定因素的研究。

政治正确运动对科学界多样化的高度推崇也适用于同性恋情景，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工作或研究机会从异性恋者手中抢过来交给同性恋者，而是相反，保护同性恋者不会因为性取向而丧失学术自由以及工作机会。这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对性取向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对同性恋社区的支持。

康奈尔大学每月都会举行同性恋派对，也欢迎异性恋者参加，借此增进交流，粉粹对这一群体的妖魔化。美国很多重要的学术会议，如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也会召开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酒会。我每次参加科学促进会年会，都会去这一酒会上蹭饭，同时也可以与组织者和其他参加者愉快交流。我发现，即便以推崇自由和多元的学术界而论，主动去参加这一社区活动的人数也不是很多，这表明人们心中可能仍然对这一群体心存芥蒂。这就更说明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政治正确运动的价值。

政治正确也会影响到科研资助，这方面与科研选题的禁忌相似。如上所述，我们不能认为对政治不正确的研究资助申请书的打压，会扭曲科学的结论。

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者反过来会指责气候变化的科学被意识形态化，编造出全球变暖的结论。这与特朗普说气候变化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如出一辙。但全球变暖的科学结论已经为包括美国、中国、欧洲各国等几乎所有国家的科学家所公认。反对气候变化的极少数科学家最多提出一些对部分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因子（如气溶胶对温度的影响）的质疑。这些质疑完全不能说明气候变化的结论是编造数据的产物。恰恰相反，美国保守势力拒不接受气候变化，打压公众对这一研究结论的接受才是意识形态化的产物。这完全不代表气候变化的主流研究结论被意识形态化。

那么政治正确是否会影响到科学家之间对科学结论的协商过程呢？比如，是否会因为一些数据可能得出“政治不正确”的结果而忽视它们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很难变成现实。一方面，科研选题和科研资助方面的过滤已经让大多数研究的数据不大可能得出“政治不正确”的数据。另一方面，即便真有这种数据，科学家也完全没有必要弃之不用，因为科学研究总是处于一定的条件和前提下，也总是要对数据进行合理的阐释。这些前提和解释，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些体现“政治不正确”的数据，恰恰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可能是有损公平的社会条件所导致的。因而这样的结论，反而更加凸显了追求政治正确性的重要。（编辑：婉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