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妲拉/译）40岁之前，梅兰妮•古德温（Melanie Goodwin）一直不记得自己16岁以前的生活。某一天，一场家庭悲剧彻底改变了她的心理状态；突然间，她发现了自己体内的其他人格，不同人格之间的藩篱开始分崩离析。梅兰妮感觉到，这些不同的人格都是她自己，只是“她们”分别处于不同的年龄，从3岁到16岁，再到成年。
这些年龄不是随机决定的。在迷惑和恐惧中，不同的声音逐渐汇集到同一个意识里，梅兰妮想起了自己童年时遭受虐待的经历，第一次发生在她3岁的时候，最后一次时她已经16岁了。“我没有证据，”她说，“我只能相信自己内心的记忆，接受这个现实。”
图片来源：David Brandon Geeting/Mosaic
梅兰妮这种情况曾经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但现在，它更常见的名字是“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名字的改变反映了人们认识的变化。在DID患者身上，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人格，还包括记忆、行为、态度和心理年龄。
“我们”——梅兰妮这样称呼她自己——“有多个成年的自我。人格发展本应是平滑顺畅的……但我们却不是自然长大的，而是通过阶段性的更新完成成长……所以，我们一共有9个成年人格，每个分别掌管着逃离虐待后的成年生活的不同阶段。”
她说，与DID共生的感觉就像“地狱”。独立完整的自我对正常人来说天经地义，但在梅兰妮眼中，分裂和割离才是生活的常态。突然意识到有多个人格在自己内心里争斗冲突，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梅兰妮要怎样才能与所有的自己达成和解？
创伤之后，他们的自我开始分裂
我们谈话的时候，梅兰妮坐在诊断室的沙发上，周围很安静。这里是英国诺里奇市波特门分离和创伤中心（Pottergate Centre for Dissociation and Trauma），这家机构的负责人雷米•阿奎隆（Remy Aquarone）是一位分析心理治疗师，他也曾担任过国际创伤与分离研究学会的会长。
在30年的职业生涯中，阿奎隆接触过数百位分离性障碍患者。他说，大部分患者童年时曾遭受过虐待，而且通常是在5岁以前。
现在的理论认为，为了应对创伤性的经历，孩子会发生“分离”——他们的自我开始分裂。其中一部分自我负责忍受虐待，承受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摧残；另一部分自我负责创伤事件后的生活。或者说，一个自我忍受虐待，另一个自我将身体送回卧室，第三个自我在第二天早晨如常起床用餐。如果虐待行为持续多年，或者虐待者和虐待的场景不止一个，这样的分离还会继续下去。
分离让孩子得以继续维系之后的生活。事实上，“这是一种极限适应机制，它会利用你无意识的认知来改变你的思维和行为，好让你更安全地活下去”，阿奎隆说。
梅兰妮是这样描述的：“面对难以忍受的处境，为了活下去，你的自我会开始分离。创伤会将你凝固在时间中。由于这段创伤经历持续多年，所以你的生命中就多了很多个凝固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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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个遭遇过童年虐待或者其他重大创伤的人都会出现分离性障碍。通过多年的辛勤工作，阿奎隆总结出了另一个关键因素：缺乏正常、健康的对成年人的依恋。
在发展心理学中，“依恋”有一重特殊的含义：它专指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纽带，包括情感和生活两个方面；照料者不光会照顾孩子的生活，也会帮助孩子学习如何应对这个世界。要是因为丧亲、忽视或者虐待而没有这样的纽带，遭受创伤的孩子只能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
对于DID患者这个群体，梅兰妮认为：“小时候没有父母保护着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掌控自我。”
爱丁堡大学心理学教授温迪•约翰逊（Wendy Johnson）表示，在婴儿期建立了稳固依恋的孩子长大后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首先，他们更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他们的人际交往进行得更加顺利。除此以外，他们更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赞同和认可，更不容易卷入纷争。他们的生活也会更加顺利，舒心。”
婴儿期对照料者的依恋对于日后形成稳定人格至关重要。图片来源：froot/pixabay
这并不意味着童年经历决定了我们的人格。相对稳定的环境（包括人际关系和工作）有助于维持相对稳定的人格。“我认为，在稳定的环境中，我们更容易表现出一致的人格。”约翰逊说。但是，如果这些外部因素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会随之改变。
成为父母或者失去工作——这些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可能会让我们做出一些让自己都感到惊讶的行为，这也会改变我们的性格特质，例如责任心和外向性。约翰逊补充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年轻成人常常会遭遇身份认同危机，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家庭、环境、朋友。
依恋和稳定帮助我们维系统一的自我，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分离的身份会让你的人格发生剧烈的摇摆。梅兰妮心中隐藏着一个厌食的自我，还有一个自我曾两次试图自杀，因为人格融合的痛苦令她无法承受；一旦遇到可能让她回想起创伤经历的东西，比如说某种气味或者某个男人的步态，那个3岁的自我就会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她会僵在原地，甚至会藏起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16岁的“梅兰妮”有时候相当轻浮。
顺理成章地，不同的自我会让梅兰妮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她并不是在扮演一个3岁的孩子，实际上，她甚至不记得自己3岁时是什么样子。当那个自我走上前台，梅兰妮就成了3岁的孩子——直到另一个人格取而代之。
你的自我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
不同的人格形成的记忆并不是完全相通的，所以有的DID患者会出现片断式的“失忆”——他们会觉得那几天甚至几周完全是一片空白。“有人会离开家庭或者出轨。其实这不算出轨，因为他们根本不记得自己结过婚。”梅兰妮表示。
对梅兰妮来说，DID让她分不清生活中的事件哪个发生在前，哪个在后。“婴儿从出生起就建立了一条时间线，我们顺着时间线慢慢长成完整的自己。但是，如果你的自我变得支离破碎，时间线也会随之崩塌。”
抑制正常的情绪反应又进一步扰乱了她的记忆——梅兰妮和阿奎隆都认为，抑制情绪有助于应对严重创伤。不过，不再遭受虐待以后，对情绪的抑制却维持了下来，它顽固地刻在了梅兰妮的大脑中。“我知道自己结婚了，”她举了个例子，“但对于这件事情，我更像是一个旁观者，无法全情投入。”
阿奎隆说，分离性障碍患者常常报告称自己的情感非常表面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确是这样。他们把真实的自我隐藏了起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记忆与伴随记忆的情感形成了生命的链条，从童年一直延续至今，它维系着自我的连续性。“比如说，我可以回顾自己年轻时的行为，这并不会影响我对大局（自我）的认知……DID患者无法回溯以前的自己，这就是（分离的）代价。”与家人或旧友一起回顾往昔可以帮助你在时间的洪流中保持自我的连续性。不过当然，这样做的问题在于，老朋友可能会搬走——人也可能会死。
从理论上说，宗教信仰有个心理上的好处：你可以和神建立稳固的纽带，与神有关的所有记忆从孩提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死亡，无论你在这颗星球上的什么地方，它总是在那里。正如阿奎隆所说，“你无法抹杀它——它超越了你的存在。”
要把现在的“自我”与过去联系起来，还有其他办法。心理学家曾经认为怀旧是一种有害的负面情绪。但现在的一些研究发现，事实恰好相反。实际上，怀旧似乎有助于维持自我的连续性，加强你对这个世界的归属感。
连续的自我感帮助人们找到生活的方向，在我们处理社交关系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有用。但是，如果过去的经历可以加强或削弱完整的自我，DID患者甚至彻底失去了这种感觉，那么它真能反映真实的自我吗？
哪一个人格才是真实的自我？图片来源：电影《搏击俱乐部》
稳固坚实的自我，可能是个幻觉
“在音乐剧《油脂》（Grease）中，桑迪隐藏起自己人畜无害的一面，变成了一个身穿皮衣、举止放荡的坏女孩。当然，这个抽烟狂欢的女孩依然是桑迪。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她这样做是为了迎合伙伴，这不是她‘真实’的自我。”
妮娜•斯托明格（Nina Strohminger）和耶鲁大学的同事在一篇探讨“真实自我”的综述论文中重点提出了桑迪的案例，除了DID患者以外，普通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人格”。
斯托明格还说，我们不妨再想想，如果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冲动，那又会怎样？“他的信仰不允许他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他每一天都在挣扎。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自我呢？是那个拼命抵抗同性恋冲动的人，还是那个喜欢同性的人？”
她发现，答案取决于你问的人是谁。“如果你去问自由主义者，他们会说，‘啊，当然是那个喜欢同性的人’。可要是你去问那些保守派，他们会回答，‘抵抗冲动的才是真正的他’。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如果你能接受同性恋，那么你会觉得这种深层的冲动没有任何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真正经历过这种内心冲突的人又是怎么想的？斯托明格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不过根据我在研究中的观察，我觉得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你对他人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标准。”
“我是心理学家，不是形而上学家，不过，如果你想寻求形而上学方面的结论，那么你必须明白，对正常人来说，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份认同是由自身的价值观和周围的环境共同决定的。”换句话说，一切都是相对的。
图片来源：David Brandon Geeting/Mosaic
不过，斯托明格还发现，无论你是外向还是内向，是温和还是暴躁，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记忆——你的典型行为中某个特定的方面才是身份认同最底层的基石。
斯托明格从思想实验的角度着手验证这个想法。首先，她要求受试者想象其他人出现了各种变化，结果发现，道德层面的变化最容易让人产生“这个人完全变了”的感觉——相对而言，诚实与否，忠诚与否，诸如此类。
接下来，斯托明格调查了一些痴呆症患者的家庭，这种病的症状不仅仅是失忆，还包括人格和道德感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有时候是负面的，例如病理性撒谎；也有正面的，比如说变得更善良）。接受调查的亲属报告称，失去记忆并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亲人变成了“另一个人”，但道德感的变化却会带来这种感觉。
“从传统上说，学术界不太重视道德在身份认同方面的意义。人们通常认为，记忆和独特的性格，比如说人格，才能代表自我，”斯托明格说，“但我们的结论与哲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数百年来的想法截然相反。”
梅兰妮说，她的某些人格似乎的确拥有不一样的道德感。不过，她认为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过去几十年中社会的流行风向也有一定的影响。
温迪•约翰逊提出，人的道德感可以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我觉得，有人会幡然醒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有人决心要换个活法，于是他们的道德感也会随之改变。”
因此，我们最底层的自我，至少是别人眼中的自我，也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心目中那个稳固坚实的自我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幻觉，这样的幻觉帮助我们避开了多重身份带来的精神困扰。梅兰妮和其他DID患者的故事告诉我们，“稳定自我”的幻觉非常重要。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给很多惊悚影视作品带来了灵感，而在真实的世界中，这些患者往往是受害者而非施暴者。图片来源：电影《分裂》
“我们决定彼此妥协，和谐共存”
大约在多重人格开始浮现的四年以后，图书管理员梅兰妮读到了琼•弗朗西斯•凯西（Joan Frances Casey）的著作《群》（The flock）。梅兰妮意识到，自己和凯西一样患有DID。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结婚二十多年的丈夫。“他说，‘你知道吗，这就对了’。因为有一天他问我，‘你想喝杯咖啡吗？’我回答‘好的，我想喝杯咖啡’。然后到了第二天，他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结果我回答，‘你知道我从来不喝咖啡，我对咖啡过敏！’16岁的那个梅兰妮不能喝咖啡，而我热爱咖啡。他以前常说，每天回家都不知道会遇上一个什么样的我。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是认真的！”
结婚这么长时间，丈夫竟然一直没有发现她的多重人格，这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现在他觉得自己当时一定是疯了，居然一直都没发现……但是他爱我。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是一位好母亲……我很擅长模仿别人的行为。”和某些DID患者不同，梅兰妮觉得自己的确拥有一个占据主宰地位的“自我”，这个梅兰妮的年龄和她的实际年龄吻合。既然如此，我们能不能说，“真实的”梅兰妮不是那个容易受惊的3岁孩子，不是16岁的轻浮少女，也不是眼前这个坐在雷米•阿奎隆的诊疗室沙发上，富有感染力地描绘着迥异于他人（现在她明白了）的自我感的64岁老妇？
合适的治疗可以带来极大的改观。不过首先，患者的病情必须得到正确的诊断，因为DID有时候看起来很像其他各种心理障碍。比如说，你总是听到来自不同自我的声音，医生可能会说这是精神分裂；如果你时而抑郁时而亢奋，那么你可能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你躲在医院里不肯出去，因为你的这个自我是个惊恐的3岁小孩，那么人们可能觉得这是精神病发作；情绪大起大落的人或许会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
而且，至少在英国，DID还是一种颇富争议的诊断。虽然通行全世界的两本重要精神病学手册（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都收录了DID，但阿奎隆表示，实际上有很多精神病医生仍拒绝承认这种疾病。目前，人们估计DID的发病率约为1%（与精神分裂症相仿），但有质疑者提出，这些患者或许只是在表演不同的人格，他们只是特别爱幻想。
脑部扫描结果表明，DID患者并不是在表演，其他一些研究也驳斥了“表演与幻想”的观点。比如说，2016年，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组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的研究涉及65位女性，其中部分人被诊断为DID。研究者总结道，这些DID女性患者的幻想倾向、被别人影响的倾向和编造虚假记忆的倾向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区别。论文作者表示，这个结果动摇了“幻想论”的核心假设。
现在，梅兰妮成为了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组织“第一人称复数”（First Person Plural）的负责人，她常常与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全科医生和护理人员交流，告诉人们DID是真实存在的。最近，梅兰妮和阿奎隆协助组织了第一届创伤性分离障碍大会——英国国家医疗保健系统（NHS）、私人机构和志愿者组织的临床医生在这里齐聚一堂。他们提出，目前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是，DID患者常常需要分离性障碍专家的长期治疗，但目前这样的服务几乎只有私人机构才能提供。
梅兰妮说，正是这样的治疗改变了她的生活。当多个人格之间的藩篱开始崩塌，她感到不堪重负。治疗师必须得到患者的充分信任才能帮助患者，让各个人格展开对话，平息内心的“战争”，最终达成多个人格的尊重与和解。
图片来源：David Brandon Geeting/Mosaic
在多个身份开始浮现后的十年里，梅兰妮发现自己除了基本的生活以外什么都干不了。然后，她开始学习倾听多个自我的声音，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学着分享同一条生命”。
当她重新试着和丈夫出去度假的时候，内心的儿童人格开始帮助她收拾需要的各种东西。“大家都会帮忙收拾行李。所以我们必须把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带上，比如说，3岁的梅兰妮喜欢泰迪熊和安抚玩具，我们每次都得带三四件行李。”
不过，到了目的地以后，如果她发现自己没有合适的衣服，那她还是无法出门。比如说，要是8岁或者16岁的梅兰妮占据了意识的前台，那她们就非得穿上和自己年龄相称的衣服才肯出门。
有一次，梅兰妮答应让16岁的自己“打扮这具身体”，于是她穿着一身少女装去了自己工作的图书馆：“我们得骑自行车去，因为16岁的孩子当然不能开车。”她们达成了协议，工作时间交给成年的梅兰妮，那些年纪更小的人格可以在晚上出现。“她们可以做一些白天不能做的事情——孩子们要吃巧克力豆，看天线宝宝，做手工，玩泰迪熊和拼图。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开始学习以整体的身份面对生活中的事情。”她补充道。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比如说，某个走进图书馆的人唤醒了心底糟糕的记忆，“我会告诉孩子们，‘我会保护你们……图书馆很安全。请让我静静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真有危险，我保证，要是真有危险，我会搞定。’”
现在，梅兰妮内心里的多个自我依然存在，但她们学会了和谐共处。“我们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我们决定彼此妥协，和谐共存。”梅兰妮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相处得很好。”（编辑：od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