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86年,美国佐治亚州的退伍军人约翰·彭博顿应该不会想到,自己为了戒掉吗啡而调配的糖浆汽水,居然会成为制霸21世纪肥宅快乐水榜首的人类之光。
如今,喝一瓶可乐已经成了唾手可及的放纵选择。不过少有人知的,是它进入中国的曲折旅程。

1927年的中国大陆风起云涌,国共内战刚刚爆发。
身处这样剧烈的时代之下,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一种名为“蝌蚪啃蜡”的洋汽水悄悄登陆了上海滩。
当上海市民好奇地用方言念出“蝌蚪啃蜡”,再看看眼前棕色冒泡的液体,他们很快得出了一致结论 —— 这是一款黑暗饮品。放到今天,大概也只有“崂山白花蛇草水”的名头能够媲美。
销量可想而知,全年只卖400瓶。如此惨况逼得公司登报,以350英镑的高价征求译名。留英的上海学者蒋彝“可口可乐”的命名被一眼看中,成了“信、达、雅”的完美实例。
有了新名字的可口可乐成功逆天改命,凭借女神阮玲玉的代言广告,迅速打入了上流社会小姐的聚会。

阮玲玉手把手教你如何优雅地喝可乐。
谁也没想到,短短3年内,战乱不断的中国就成了可口可乐最大的海外市场,装瓶厂开到了上海、天津和青岛。
那一抹褐色糖浆和红色标志,成了花花世界的鲜艳诱惑。

1937年淞沪会战,可口可乐与上海战场同在。
不过随着解放战争进行,可口可乐也难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历史宿命。
1949年,可口可乐和美国大使馆一起撤离,三个装瓶厂也被人民政府接收,转而生产山海关、北冰洋等国产饮料。
如此生活30年,“可口可乐”成了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的奇怪词汇,与小资产阶级的腐朽传说一起,被封存在历史的阴暗面里。
到了70年代,可口可乐终于等来了回归的历史机遇。只不过,它在社会主义街头一露面,就成了惊动政治局的大事件。
1982年春节前夕,所有可口可乐都被从商店柜台撤下,就连装载可乐的货车,也在从丰台工厂进城的路上被警察拦截。这成了肥宅快乐水在中国市场的濒死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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