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当我站在安徽宣城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的塘坝上时，的确一时难以将眼前“鳄头攒动”的景象，和这种动物极度濒危的处境联系起来。

那是一次受邀访问，主办方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将近年来的扬子鳄保护成就予以宣传——在今天，至少有1.7万头扬子鳄生活在安徽、浙江的两个保护区以及南京的一家繁殖场中。而在安徽和上海，扬子鳄的再引入计划也已经实施了十几年。

仅从人工繁育这个角度看，这确实称得上一项成就。 

戏剧的是，宣传在不久后戛然而止：在这一年的10月，中央电视台曝光了宣城某开发区对扬子鳄保护区双坑片区核心区的违规占用。本就狭小的核心区内挤进了200多家企业项目，保护区管理部门甚至修改了核心区的规划，最适合扬子鳄生存的河流和湿地，尽数被工业园区覆盖，留给扬子鳄的“新核心区”，几乎完全由完全不适合扬子鳄生存的山地构成。

报道一出，举国震惊。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扬子鳄都不曾享受过这样的万般瞩目。

在汉代许慎所著作的《说文解字》中，扬子鳄的形象和今天迥然不同——它只是一种“似蜥蜴，长一丈”的“水虫”。与南国水域中可以噬人的鳄相比，古人更愿将吻部粗短、仅能捕食鱼以及螺、蚌的扬子鳄单列为一类——鼍（tuó）。 

顺着这个已经被逐渐淡忘的古名寻去，不难发现，扬子鳄在古代文献中频繁出现。

唐代诗人皇甫松的《大隐赋》中有“鼍鸣雨天”，许浑的《闲居孟夏即事》中有“鼍鸣江雨来”，二者都描述了扬子鳄在下雨前吼叫的物候现象。乐府诗《白鼍鸣》中写到“六月人家井无水，夜闻鼍声人尽起”——听到扬子鳄吼叫，值得祈盼雨水的人们庆贺。

扬子鳄在降雨前吼叫的自然习性，被农业文明赋予了吉祥的寓意。

但这种寓意并没有把扬子鳄推上“神兽”的宝座。《诗经·大雅》中有“鼍鼓逢逢”的说法，其中“鼍鼓”就是用扬子鳄皮制作的鼓。文献记载，以扬子鳄皮制作的鼓寓意吉祥，声响巨大，历来是战场上鼓舞士气的不二之选。 

不管是以扬子鳄的叫声预测天气，还是取其皮制作战鼓祈福，都侧面反映了古人对扬子鳄的频繁利用。这种利用甚至并不局限于扬子江沿岸——实际上，扬子鳄和长江的绑定仅仅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

山东兖州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颇丰的扬子鳄骨，上面有明显的烧灼和切割痕迹，这足以证明被端上餐盘的扬子鳄，只是附近溪流中的寻常食材而已。而在内蒙、甘肃甚至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古老池沼里，都曾留下扬子鳄的足迹。

在文明进入有文字记载的近几千年里，扬子鳄更是被各地的人们忠实地记录着：在战国时期，扬子鳄还常常出现在西安附近；到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也较常见到扬子鳄；及至唐宋时，西到江陵，东至太湖，北到隍岗、淮河以南，南到常德、绍兴，均有扬子鳄分布；而直到明清时期，扬子鳄才为长江流域独有。

但当187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伯特·奥古斯特·福威勒（Albert-Auguste Fauvel）首次对扬子鳄进行科学描述并命名时，曾遍布华夏、广为人知的扬子鳄，已经成为偏居长江中游一隅的区域物种。

扬子鳄并非唯一一种在中国逐渐退却的物种。几乎在同一历史尺度下，亚洲象、犀牛和南方沿海的湾鳄也一同陨落。

的确，我们不能排除气候变化的因素——先秦乃至上古时期的温润气候，为这些物种拓展到中原以北提供了条件；而之后气候逐渐干冷，也自然会造成它们栖息地的萎缩。

但值得玩味的是，和总体缓慢而稳定的气候变化不同，动物的消退似乎是个加速的过程；而这一加速过程，和农业文明的发展有着惊人的吻合。

农业对土地的需求，或许是这种消退背后更重要的推手。当兴盛的农业文明滋养了庞大的人口，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土地之争，自然愈发激烈。而扬子鳄对湿地环境的苛刻需求，让它们在这样的冲突中变得十分脆弱。

人口增加后的填沼造田，将扬子鳄的部分栖息地彻底消灭；而农田对灌溉的需求，又使溪流径流减少。萎缩后的湿地承载力降低，不仅无法为扬子鳄提供充足的食物，也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

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是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以及工业废水的排放，扬子鳄的自然生境受到严重破坏。1981年，中美专家联合调查预估，野生扬子鳄种群只剩300~500头左右了。

尽管我国在随后出台了一系列对扬子鳄的保护政策，但到2005年，我国最重要的扬子鳄栖息地——安徽省南部的扬子鳄保护区内，只剩分布在至少 19 个相互隔离的生境中的120头扬子鳄了。

在安徽扬子鳄保护区中，我们能见到这样的奇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被分割为13处保护点。几年前，保护区根据土地实际被占用情况进行了规划调整，调整后的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由原来的4.33万公顷锐减至1.86万公顷。而在2018年央视曝光之前，保护区管理局甚至都没有这些片区土地的使用权。

就地保护未能立刻扭转扬子鳄的颓势，人工养殖计划随即被寄以厚望。但当孵化和繁育难关被相继攻克时，人工繁育却无法避免遗传多样性缺失的难题。

在安徽繁育的一万多头扬子鳄，都是76头野生祖先的后代；而临近的浙江长兴保护区内的人工种群，则是3头野生个体的后代。更棘手的是，已经繁育的人工种群面临无处野放的困境——如果连保护区核心区都不能避免被开发的命运，不被保护的其他湿地自然更难有适合扬子鳄的生境。 

在央视记者暗访时，正在保护区核心建设的某度假村工作人员坦然对答：“一般有国家珍稀保护动物的才叫保护区，这里没有，怎么会有保护区呢？”

很不幸，这句话颇为刺耳，却也是事实。 

曝光与问责并非毫无作用。在2019年，我们又等到了安徽扬子鳄保护区的规划调整，新调整后的保护区面积减少了300公顷——已经被开发成工业园的部分，当然已经无法复原。好消息是，迟缓多年的土地流转终于开展，核心区内的人类活动也有了明确的转移计划。

这或许又是一个成就。希望这次的成就，能够真的成就扬子鳄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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