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人类的文明之源。我们歌颂火，赞美火；在我们的观念中，掌握火是人类演化中重要的一环。然而，有一些观点认为，火除了给人类带来光明、安全与温饱，同时也带来了史上杀人最多的疾病之一——肺结核。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瘟疫史。在人类进入农业时代后，随着人口密度暴增、与各种家畜密切接触，无数病原体从中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传播条件。麻疹、天花、流感等皆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这些疾病的起源故事基本千篇一律：一个曾经寄生在猪狗牛羊等动物身上的病原体，在机缘巧合下发生突变，产生了感染人类的能力，先只能由动物感染给人；然后随着更进一步突变，它们开始人传人，最终成为人类社会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但在世上万万千千的传染病中，有那么一种显得与其他病都格格不入。那就是肺结核。

肺结核患者可能长期咳嗽（咳出的黏液会带血），其肺部能检测出病原菌。图片：myupchar.com

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肺结核似乎是一种“专属于”人类的疾病。迄今为止，我们几乎从未找到证据表明这种病是从别的什么动物传染给人的，反而经常发现人会把它传给别的动物。

但如果说肺结核是一种人类“自古以来”的疾病，似乎也不尽然。肺结核的致死性很强，说明这种病（或者说它的病原）还没有经历与人类的长期协同演化；与人类亲缘关系很近的黑猩猩等动物身上也从未发现过天然的肺结核病例。总之一切迹象都表明，肺结核是“最近”才开始感染人类的。

那么，肺结核是从哪来的呢？

这问题要从引起肺结核的病原体——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说起。

染色后呈现橘红色的结核分枝杆菌。样本来自结核病人的痰液。图片：TimVickers

比起那些祖上十八代都是搞寄生的病原体，结核分枝杆菌的“家庭出身”就纯良多了。从分子生物学证据来看，结核分枝杆菌所在的分枝杆菌家族，大多成员生存于土壤和水体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基本不会感染活的动物。

所以，结核分枝杆菌这种看似人畜无害的细菌，是怎么演化成即便在现代，每年依旧能夺走150万人生命的罪魁的呢？

电子显微镜下的结核分枝杆菌，以及在离体培养基上形成的菌落。图片：Janice Carr & Dr. George Kubica / CDC

2016年，一些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假说。简而言之，他们推测肺结核诞生在火中。

病从火中来？图片：Fir0002 / wikimedia

首先，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醛类和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加之古人似乎并不介意在封闭空间（比如屋子或者山洞）内生火，这就免不了吸入大量的污染物。与此同时，古人还经常有点燃熏香、吞云吐雾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吸烟也源自于古人的焚香行为），这些都会严重损害肺部。

临床医学研究表明，患有诸如尘肺病、慢性肺梗阻等肺部疾病的患者，就有可能遭受到某些一般非致病性的分枝杆菌的感染。比如说与结核分枝杆菌亲缘关系很近的卡式分枝杆菌（M. canetti），就被发现会感染患有严重肺病的人，造成类似于肺结核的症状。

其次，主动生火极大改变了古人类的生活方式。控制火让人类的夜生活成为可能，众人熙熙攘攘围炉夜谈固然美妙，但密集的人群却也是传染病的温床。环境中的分枝杆菌偶尔传染给人并不足以造成危险的传染病，但密集的易感人群能大大降低病原体成功人传人的门槛。只要传播够多够广，演化之手终究能筛选出传染能力最强的菌株，使之再也挥之不去。

根据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假说推算，使用火极大提高了分枝杆菌演变成致病菌的概率（实线：因为人类使用火而带来的分枝杆菌演化出致病性的概率曲线；虚线：如果没有火，分枝杆菌本该有的演化出致病性的概率曲线）。图片：Rebecca H. Chisholm，et al. / PNAS（2016）

最后，这个假说也得到了一些古人类学研究的支持。目前已知最早的肺结核病例出现在一种叫做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古人类当中，这种古人类被认为是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也很可能正是这支古人类最早学会了生火。在他们之前的其它古人类或是不会用火，或是只会使用天然存在的火种。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综上所述，火损害了古人类的肺部，让环境中的分枝杆菌更有机可乘，而生火带来的密集人群，又从这些偶尔感染人体的分枝杆菌中筛选出了特别善于人传人的菌株——这或许就是结核分枝杆菌的起源了。另外，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只有人类有肺结核，因为只有人类掌握了生火嘛。

海德堡人（左）与智人（右边）颅骨对比。图片：Ryan Somma / flickr

恰如其诞生于火这个文明之源，肺结核后续的故事也和人类文明纠缠不休。

1849年10月17日深夜，肖邦在又一次剧烈的咳嗽后与世长辞。像肖邦这样深受肺结核折磨乃至被其夺去生命的文艺大家在人类历史上数不胜数。

或许就是这份如影随形的死亡阴影，让肺结核在人类艺术作品中被赋予了别样的内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之成为一种“浪漫”的疾病。

翻看文学作品中对肺结核的描述：

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

绛红的、咳出的血，美丽唇齿间的笑，在怒火或忏悔的醉态中。

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粉白消瘦的面容，微微颦蹙的双眉，面颊显出病态或者可算美中不足，而瘦削苗条的体型乃一派淑静的人品。此非傲笑北风的梅花，亦非朝霞之春化为蝴蝶飞翔的樱花，大可称为于夏之夜阑隐约开放的夜来香。

结核病患者苍白纤弱的身躯与潮红的面颊，带来了奇怪的“高雅”感，曾让人在三分恐惧之余也带着七分憧憬。

英国诗人济慈，未满26岁便死于肺结核。图片：William Hilton（作于1822）

挪威著名画家爱德华·蒙克的作品 The Sick Child。蒙克的姐姐和母亲先后死于肺结核。图片：Edvard Munch（作于1885-1886）

在平安时期（公元794～1185年）的日本，在月光下微微咳出几口殷红的鲜血滴落在纯白的雪地上，是许多贵族追求的时尚。大仲马曾说生命最佳的终结方式，是“每次感情激动之后咳血，而且死于30岁之前”。更有甚者，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曾一心希望自己能够死于肺结核，因为这样“女士们才会说：‘瞧这可怜的拜伦，他死时看起来还那么迷人！’”

根据日本批评家柄谷行人的观点，浪漫时期的结核病是一种“身份、权力与文化的象征”。

只不过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生命和浪漫之间，人类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宣传防止结核病的海报。图片：Rensselaer County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Library of Congress

曾经，肺结核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疾病，然而随着20世纪40年代链霉素的问世，结核分枝杆菌最终也和无数致病细菌一样，遭到了抗生素的全面压制。搭配卡介苗的全面推广，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已经从肺结核的阴霾中走了出来。至少，它的致死率如今已不到4%，再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死亡”了。

如果你曾接种过卡介苗，胳膊上大概就会留下这样的瘢痕。图片：Isaac Wong / wikimedia

1993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每年的3月24日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2006年，终止结核伙伴联盟发起了全球结核病防治计划，希望能在2006年到2015年之间救治1400万条生命。

不过，人类的雄心壮志尚未获得完全的胜利，肺结核这个伴随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梦魇终究还是未能远去。大量的抗生素也为结核分枝杆菌带去了强大的抗药性，在亚非拉很多地区，耐药性肺结核依旧是当地制造最多死亡、最棘手的传染病。

结核菌素试验，一种用于诊断肺结核的皮试，主要在美国和一些前苏联国家使用。相比之下在临床上，胸片、病原学检查的运用更为广泛，核酸检测则更为快速。图片：Greg Knobloch / CDC

也许，这个从文明之初就被我们亲手带来的病原体，还会继续萦绕在人类文明之中。至于会不会直到人类文明的尽头，我们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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