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答腊犀的故事究竟该从何讲起，它又如何走到今天这般田地？

两百多年来，这个问题如同一道魔咒，让数不清的研究者无法参透。

苏门答腊犀的名字反映了最早的标本采集地。1793年，一头游荡在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犀牛被猎杀，西方分类学者才第一次得知，在遥远的东方居然也生活着双角犀。

犀牛头骨，左下为苏门答腊犀。图片：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 Flickr

即便是在那个自然科学大发现的年代，一种生活在遥远异域的奇异犀牛依旧对学者们充满吸引力，从苏门答腊岛的初遇开始，伴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苏门答腊犀的分布区域也逐渐明晰，从中南半岛到马来半岛，从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西方学者们找寻到许多犀牛存在的间接依据，但笼罩在苏门答腊犀身上的神秘面纱却愈发厚重。

直到18世纪晚期，伦敦动物园终于捕获了活体的犀牛，在那之后的整整100年里，被捕获圈养在世界各地动物园、马戏团里的55头苏门答腊犀，是科学界认识这种奇异生物的唯一途径，甚至在1972年，圈养在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里的雌犀Subar去世后，这唯一的线索也一度中断。

这头苏门答腊犀名叫Begum，生活在伦敦动物园。图片：Wikimedia Commons

今天研究者的局面恐怕比先辈更为棘手——自2019年马来西亚宣布本国的苏门答腊犀灭绝之后，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上5片互不联通的狭小区域，就成了这种犀牛最后的栖息地，根据最新的估算，今天的苏门答腊犀野外种群恐怕不到30头。

吊诡的是，在过去的200年里，当学者们翻越密林，希望观察到自然环境下充满活力的苏门答腊犀时，他们从当地原住民口中听到许多关于犀牛的奇谈怪闻，甚至听说，圈养苏门答腊犀这件事，早在1641年的亚齐酋长国统治初期就已经实现过。如此看来，苏门答腊犀似乎并非一直稀少，那么，苏门答腊犀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门答腊犀最明显的外貌特征是毛发格外长，有两个角。图片：Charles W. Hardin / Wikimedia Commons

可惜的是，想在东南亚古老国度的记载里找到答案是很困难的，许多国家——譬如柬埔寨丛林里的吴哥王朝，或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连他们自己存在的痕迹都需要依靠北方一个更悠久文明的记录才能佐证。而幸运的是，在如今已没有犀牛种群的国度里，一脉相承的文字记录却为苏门答腊犀谜团留下了线索。

清代道光年间，山东出土了7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被称为“小臣艅（yú）犀尊”，铸造于商晚期。它塑造了一头敦厚肥壮的犀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头双角犀牛。

实际上，由商周时期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皿里，双角犀牛的造型并非孤例，在《中国青铜器全集》收录的12件带有犀牛造型的青铜器中，双角犀占据了大半，尤其是在商辛四年铸造的四祀（sì）邲（biàn）其壶两侧、西汉铸造的嵌金铜犀尊身上，都能明显地感受到古代工匠对现实中动物造型的生动把握——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们的原型就是苏门答腊犀，工匠亲眼见过这些犀牛。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云纹模仿了身上的毛发。图片：BabelStone / Wikimedia Commons

沿着文献脉络前进，关于苏门答腊犀在中国出现过的旁证就会更加丰富，在《左传·宣公二年》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宋相华元战败后逃回宋国，一位筑城民工嘲笑他，“丢盔弃甲难道不觉得丢人吗？”，华元回复道，“牛和犀那么多，丢掉一副盔甲算什么呢？”，民工反问道，“（牛和犀牛的）皮当然很多，但制作盔甲的丹漆可不便宜”。由此看来，用犀牛皮制作盔甲在地处淮河流域的宋国已很流行，犀牛皮的成本甚至要比丹漆低不少，当时的野生犀牛种群规模应当还较为庞大。

今天的中国境内已没有犀牛种群，而现存的5种犀牛只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气候变化带来了犀牛的消退：商周时期的中国气候，应当比今天更为温暖湿润，随着气候变化，犀牛的栖息地也逐渐萎缩乃至和中国无缘。

马来西亚洛高宜（Lok Kawi）野生动物园的苏门犀。图片：小盖仙少爷

“气候变化论”看似合理，却无法解释一些历史上的插曲。在南北朝时期之前，中国的犀牛分布逐渐南迁，但南北朝连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农业衰退，使中原地区的次生林面积重新扩大，犀牛种群不仅停止了衰退，甚至还有向北的扩散势头。犀牛不断退缩虽无法排除气候变化的大格局影响，但似乎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成负相关。

英国汉学家伊懋（mào）可认为，蓬勃发展的农业文明，无法与犀牛或大象这样的大型野生动物共处。自周朝开始，农业就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基本生产活动，这导致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次正面冲突——种植农作物需要平整开阔的田地，显然是原始林地所无法提供的，森林成了农业发展的阻碍。为了消除这个阻碍，农业文明积极地推广土地治理政策，这甚至一度成为君王是否贤明的衡量标准——在《孟子·滕（téng）文公上》中，记载了舜引火烧林发展农业。连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都以“我诸戎除翦（jiǎn），驱其狐狸豺狼”作为“文明开化”的证据。

小臣艅犀尊。图片：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 Wikimedia Commons

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一定曾遍布植被，否则就不需要王室如此尽心竭力地清理。在苏门答腊犀分布的其他地区，也一定经历过自上而下的毁林开垦运动，否则就不可能滋养出如此繁多的人口。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带来稳定的食物来源，是滋养庞大人口的根基，而在那个人口几乎等同于国力的年代里，古代文明因此兴盛。但代价是，原本的自然地貌被彻底地改造了，这恰恰是苏门答腊犀难以承受的。

1984年，鉴于苏门答腊犀日益颓唐的生存现状，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保育项目：捕捉野生苏门答腊犀进行人工繁育，来挽救这个岌岌可危的物种。

当时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还拥有苏门答腊犀的野生种群，不过，这两个国家在是否和他国合作上抱有不同的看法。马来西亚人并不希望自己的犀牛被带出国境，他们试图自己掌控繁育过程，而印度尼西亚相对开放一些。1985年，一头雄性苏门答腊犀在苏门答腊岛被捕捉并送往英国，随后，4家美国动物园也陆续得到了7头犀牛，而马来西亚的捕捉计划也在马来半岛和沙巴州同步开展。

马来西亚洛高宜（Lok Kawi）野生动物园的苏门犀。图片：小盖仙少爷

此时距离苏门答腊犀被科学命名已近200年，但人们对它的认知并没有丝毫增多，在计划开始不久，苏门答腊犀牛人工繁育计划就从一个宏愿转变为灾难——有3头在捕捉过程中死亡，剩下的犀牛则面对各种养殖环节中的风险。到了1990年，已经有8头犀牛死亡，尽管参与各方不断改进饲养方式，却都没能止住这一趋势。

人们逐渐发现，苏门答腊犀和其他犀牛有许多本质的不同，它们并不像黑犀、白犀和印度犀那样，生活在开阔的草地上，也从不以草为食。当人们终于学会给它提供新鲜树叶时，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树叶中富含铁，在野生环境下，犀牛不断被寄生虫骚扰，需要大量的铁重建被寄生虫损害的组织和血液，但圈养环境（尤其是境外的）下，经过驱虫，缺少了寄生虫这个“包袱”，犀牛摄取的铁过量贮藏，很容易罹患致命的铁贮积病。

印尼Way Kambas国家公园的苏门答腊犀牛保护区。图片：Willem v Strien / Wikimedia Commons

更重要的是，计划的目的——繁育，一直没能实现。人们发现，即便是生殖功能健全的雌犀，也没有固定的排卵期，必须经过外界刺激诱导才能排卵，而诱导的关键就是和异性的接触。由于野生种群的栖息地已经被不断开发的人工设施切割破碎，许多被捕获的犀牛已经独自在破碎的栖息地中生活许久，由于常年无法遇到配偶，雌犀罹患卵巢囊肿，失去了生育能力。

长期的挫折之后，终于出现了转机，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成功说服了其他美国动物园，将最后3只送抵美国的犀牛聚集到一起，2001年，母犀牛Emi终于成功受孕并产下一头雄性幼崽，此后几年里，他们又顺利繁育了2头幼崽。自1984年人工繁育计划启动以来，这个充满悲剧的项目终于露出丝丝希望之光。

2007年出生在辛辛那提动物园的苏门答腊犀“Har-ah-pahn”，意为“希望”。图片：W. Alan Baker / Flickr

不过，距离真正的胜利还为时尚远。我们当然希望，从1984年至今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让我们讲好苏门答腊犀未来的故事。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从无法追溯的远古开始，我们书写了一段沉重的历史——从家世兴旺到必须寄希望于牢笼，犀牛无法理解，是什么让它们遭此噩运，但同样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我们，总该学会铭记。

巨兽的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