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价38亿，她也难逃“母职惩罚”？

原创静思果壳亲子Guokr

“母职惩罚”对很多女性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词了。

它指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可能面临的职业和经济挫折，具体表现为女性因怀孕、产假、育儿期间的工作休假或家庭照顾责任而受到职业和薪酬方面的不公平对待。

在我的理解中，被“惩罚”的那些女性通常是像我一样，人生经历平凡、资源有限、需要事必躬亲去操办孩子因而不得不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做出妥协的普通妈妈。

直到这两天我刷完了奈飞的纪录片《贝克汉姆》后，才发现，即便像维多利亚身价达到38亿元（与贝克汉姆合计）的女性，也难逃母职惩罚。

她在产房待产，

他在和女明星拍照

纪录片播出后，不少人把目光聚焦到了当年贝克汉姆的出轨事件上。但我对纪录片中印象最为深刻的3件事都与维多利亚有关。

第一件事是贝克汉姆离开曾效力多年的曼联俱乐部，转会到皇马俱乐部。在一切都被敲定后，维多利亚才被通知全家要去西班牙了——12小时后。

拖家带口去西班牙工作、生活和全家去西班牙旅行是两件事。前者意味着你要考虑全家长期的住所、孩子的学校、饮食、环境以及作为名人如何面对当地的媒体等诸多事宜。显然这其中的大多数事要维多利亚搞定。

第二件事是在维多利亚生二胎前夕发生的。她告诉贝克汉姆自己马上要生产了，需要他去医院陪产。

贝克汉姆只能抱歉地告诉妻子，我陪不了，我得去和詹妮佛、碧昂斯她们拍照。（当然，我相信这是工作，可这份工作又不是足球比赛，真的不能推掉吗？）

结果维多利亚自己在医院生了二胎，媒体还不怀好意地在头版头条撰文，询问“高贵辣妹做何感想？”她在纪录片里的回答是：“piss off！”气炸了。

第三件事还是与搬家有关。

贝克汉姆只在皇马俱乐部待了一年，合约到期后就和美国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签约。这是一份长达五年的合约，维多利亚认为，这下全家终于可以离开西班牙在洛杉矶稳定下来了。于是买房、装修、给孩子们找学校，忙得不亦乐乎。

结果一切刚安排妥当，贝克汉姆又被租借到意大利的AC米兰俱乐部。

即便时隔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以“扑克脸”著称的维多利亚满脸依旧是大写的不爽。

作为职业球员，转会、搬家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这份职业的必备属性之一，外界可以理解。但理解归理解，并不能一笔带过伴侣为此所做的牺牲和付出。

维多利亚，一个从小在优渥家庭环境里长大、读最好的艺术学校、16岁被爹妈送劳斯莱斯当礼物的“小公主”，曾是全球最火的女团成员之一的偶像，15年来一直想把自己的时装品牌做大做强（虽然一直在亏损）的女强人，在生完孩子后，还是难以摆脱人生的重心要一度围绕老公的事业、四个孩子的成长打转的命运。

这让我想起今年诺奖经济学获得者克劳迪娅在著作《事业还是家庭》里的那句话：“哪怕是最富裕的夫妇，也无法将所有的照护事宜外包。”而那些不能“外包”的事情多数时候都落在了当妈的肩上，让自己的工作不得不停摆、夫妻事业和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成为一种“母职惩罚”。

有钱、有名、有头脑、

有野心的女性，当妈后……

《Harper's BAZAAR》曾对维多利亚进行过 24 小时的贴身追访，目睹了著名球星的妻子、以及曾经的巨星本尊有娃后的日常[1]：

6:30，起床，洗澡、抓紧回邮件；
7:00，叫醒三个孩子，喂孩子吃饭（那时孩子们还小）；
7:50，送三个孩子去三个不同的学校（她负责俩、老公负责一个）；
9:00-下午4:00，是她处理自己工作的时间；
下午4:00结束工作后，她接孩子、负责课后兴趣班的接送和陪同；
到家后，“伺候”孩子吃喝拉撒洗澡；
晚上9:00，3个孩子睡觉，她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自由时间；

当然，与普通家庭不同，当妈后的维多利亚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在她的育儿团队里，司机、保姆是不会缺席的角色。但想到贝克汉姆夫妻的共同身价高达5.14亿美元（合人民币38亿），维多利亚个人净资产达到7000万美元（合人民币5亿多）[2]，这种财富级别的女性，也免不了在育儿路上有如此多的亲力亲为，难免让人感叹。

而媒体却把最浓重的笔墨，留给了好爸爸贝克汉姆，各种花式夸奖铺天盖地。

不只是维多利亚会有“母职惩罚”，这世上有头脑、有勇气的女性，只要她涉足婚育，自己的人生就难免会打折。

在《五四婚姻》这本书里，讲到许广平和鲁迅在一起后是如何从一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一步步成为“新文化规范中的贤妻良母”。

曾经的许广平，生于“一门三进士”的仕宦人家，虽然到父亲那一辈家庭中落，但大家族的气派犹在。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她，能够去私塾读书、阅读那个时代的先进刊物、敢于悔旧婚约、会跑去外地求学、热衷投身于学潮活动、毕业后在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在女子师范任职。

可以说，她绝对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

但和鲁迅在一起后，“新女性”成了妻子、母亲，秘书、保姆身兼数职。书中写道：“每日有大量的家务活，一日三餐，里里外外，夏天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做着夏天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她一边谈着一边手里织着毛衣……一有客来，得临时上街买菜，下厨烧炒；丈夫临时要寄一封信，她就换上皮鞋，跑到邮局去……”

和鲁迅在一起以前，她有自己的事业，和鲁迅在以后，她很难承担全职工作，只好在家务以外挑起鲁迅秘书和助理的职责。“到他们的儿子海婴出生后，许广平想回复职业妇女的身份就更困难了。”

许广平精简地概括自己年轻时的志愿是如何被婚姻生活磨掉：“为了寻求活的学问，向社会战斗的学问，去请教鲁迅先生，然而后来却消磨在家庭和小孩的繁琐上。一个女人，如果这两方面没有合理的解决，没法放开脚走一步的。这苦恼的情形，不是男人所能了解。”

母职惩罚这件事，只有性别之分、没有国界之别。

生育带来的“父母效应”

大多影响的是女性

“母职惩罚”甚至在没有代际之分，百年过去了，无论是上个世纪初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还是当下希望自事业和家庭能够两不耽误的女性，都不可避免会遭受母职惩罚。

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接受多少教育、优先级如何调整置换，家庭（育儿）和事业好像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曾是难以调和的矛盾。

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其著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发现：选择先成家再立业的女性，在大学毕业后甚至结婚后基本都有工作。但在有了孩子并要抚养孩子时，她们纷纷离开了劳动力大军。

选择先立业再成家、或者努力追求二者平衡的女性，她们进入专业院校、努力读到研究生院，在大学里与男性平起平坐，并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她们持续晚婚晚育模式，甚至再度推迟婚育的时间，来确保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些女性，也的确在专业性更高、报酬更高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就。但大约在大学毕业十年后，她们与同批次的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变得明显，而这些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通常发生在孩子出生后的一两年。

孩子出生会给父母的个体生活产生影响，这被称为“父母效应”（parenthood effect）。虽然被叫做“父母效应”，但其中受到更多影响的往往是女性。

从过去的职业女性，到当妈后选择离开行业、或者失去“雄心壮志”，转去那些清闲、灵活的工作，成为随时可以回去照顾孩子的母亲，职业的断层、薪资的减少、职业前途的迷茫是母职惩罚中最明显的体现。

生育和育儿带来的“父母效应”甚至对男女有着截然相反的发展。生育子女之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要求女性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子女照料，这会影响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导致“母职工资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而男性的收入不仅不会受到生育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因传统家庭角色赋予的养家需要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出现“父职工资溢价”（fatherhood wage premiu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