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迎来结局。小胖子达斯汀根据一系列证据确认，颠倒世界其实是一个连接霍金斯小镇和维克那世界的桥梁（虫洞），在小11撕裂空间时形成，被奇异物质球供能持续打开着。这个虫洞（也就是颠倒世界）中心点就在霍金斯实验室上方。

对《怪奇物语》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这部剧集的核心设定具有浓重的冷战要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国都曾投入大量资源，系统研究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

197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开启了“星门计划”（Stargate Project），目标就是探索人体特异功能和超能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遥视”——即通过远距离获取信息。或者“念动力”——也就是通过意念隔空施展力量。当然，这两者在《怪奇物语》的小十一上都有体现。这个计划认为，人体特异功能，超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只要经过适当的发掘和培养，就能在普通人中找到“能力者”，并经过培养，是他们成为“超能力者”。

这样的超能力者被期望能够在冷战中发挥战略作用——比如，描述密封信封内的信息和照片，寻找潜伏在大洋里的苏联潜艇位置，等等。2009年好莱坞还以此为背景拍过一部黑色幽默电影《以眼杀人》（ 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看。

在比那稍早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中情局还开展了另一项类似的计划：MKUltra。这项计划研究如何通过药物等手段影响和控制人类的大脑和精神，使用很多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方法来操纵人类的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大脑功能。最著名的就是对致幻药物LSD的研究：已知LSD能扭曲和剥夺服用者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中情局则想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这种药物能否影响人的忠诚度，直接让当时的敌人间谍叛变到自己这一方来？

在铁幕的另外一边，类似的超心理学研究在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展开，苏联人称之为“精神电子学”。苏联科学界一直认为，人脑可以发射和接收某种高频电子辐射，这种辐射能够影响其他物体。于是，基于这个假设，心灵感应、念动力、遥视这些特异功就会变为可能，冷战期间的苏联也在这个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

其中，苏联研究者和美国研究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苏联人更倾向于从经典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这些能力，认为它们是尚未被发现的物理场或者能量形式。而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这些计划，他们的底层逻辑和方法论是高度一致的：意识是可以被精确干预和武器化的系统，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手段来研究它——设计对照实验、记录脑电波、测量成功率、撰写实验报告、收集数据、寻找规律。

所有的这一切如今看起来荒唐可笑的操作实际上都由同一动机所驱动：冷战中的极端焦虑。任何可能被对方掌握的优势，无论听起来多么离奇，都不能忽视。你搞了，搞不搞得出来，我都得试试，不然我就落后了。完全可以相信，在冷战的那些还未解密的绝密档案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类似的看起来十分离谱的研究开发项目，人体特异功能只是冰山一角罢了。这些项目最终走向尴尬的终结。解密的档案显示，遥视的成功率与随机猜测无异，实验设计漏洞百出，数据缺乏可重复性。苏联的研究同样未能产出任何可靠的军事应用。到九十年代，多数项目被正式终止。历史给这场狂热盖棺定论：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科学”冒险。

虽然这些项目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而我们被《怪奇物语》故事感染的，和这种研究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一致的时代乐观精神：对科学近乎绝对的信任。一切现象，无论多么不可思议，都被视为暂时的难题，终将被实验攻克。心灵感应不过是未被破译的神经机制，超感知觉只是未被命名的物理现象。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被称作一种“科学帝国主义”——它相信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工具，相信一切事物最终都能被纳入可被测量、可被控制的框架。奇异现象不是问题，只是尚未被征服的领域。

《怪奇物语》直接取材于这段历史，霍金斯实验室的原型，就是冷战时期的这些真实存在的军方研究机构，包括里面的诸如“感官剥夺实验”，都是真实存在的。2020年有另外一部美剧设置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背景，那就是《环形物语》：上世纪8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的墨瑟小镇上，同样建立了一个国家实验室：墨瑟实验物理中心（简称环形The Loop），而整个小镇都依赖于这个国家实验室运行。然而随着实验室的运作，小镇上的人们体验了各式各样的奇怪现象：有的人穿越到了十几年后，有的人与其他人交换了身体，有的人进入了平行世界遇到了另一个自己……这种“小镇上的国家实验室带来异象”的设定，跟《怪奇物语》简直一模一样。然而，这两部剧也有巨大的不同；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新怪谈（New Weird）这一科幻类型的艺术。

新怪谈这一类型的特点，就是“当科学遇见了怪奇”。新怪谈的故事背景一般都是现代都市，主角都是现代人——也就是说，主角会以现代人的科学和理性思维，去应对故事里的那些超自然的，科幻的或者奇幻的现象。

这一类型的前身是克苏鲁神话——洛夫克拉夫特写作的时候，其小说主角同样是当年的“现代人”。而克系小说的基本范式都是这样的：一个平凡的调查员（一般是记者，或者作家，或者律师，等等）偶然间接触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他想要探明其中的真相，于是一步一步的深入挖掘，接触到更多无法解释的现象，最终他接触到了恐怖的真相，然而这种真相不是人类能够理解的，调查员最终疯掉了。

历史的看，洛夫克拉夫特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好是一个无比乐观的科学时代：当时的西方人普遍保持着一种极度的乐观，认为科学和进步无所不能，人类能造出无比神奇的东西，必将征服自然和整个宇宙。那之后经过一战和二战这种乐观精神就逐渐消失了。他实际上就是提出的这样一个反题：如果宇宙中有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存在呢？如果这些东西是如此的强大，人类在它面前不值一提呢？如果我们的理性也好，科学也好，都只是大海的薄薄一层水面呢？如果我们再往下潜一点，理性就失效了呢？

洛夫克拉夫特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没什么名气，死后才慢慢有名起来，恰恰就是这个原因：当人类的科学理性在奋进之时，大家自然不会理会一个在旁边唱反调说丧气话的，等到大家发现科学理性有很多事情根本办不到，“唱反调者”的想法就被重新捡起来了——等到上世纪60年代的量子力学革命过去，科幻的黄金时代结束，大家开始逐渐接受人类理性的有限，才认真对待起他的创作来。

而新怪谈则正是呼应克苏鲁这样的时代精神而构建起来的类型。科学表达越是古板和严谨，异常就越显得不可穿透。

如果你还记得2018年最具话题性的电影之一《堙灭》，它来自原著《遗落的南境》。其中描述了一个异常的生态区域，于是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南境局”的机构去研究和控制它；游戏《控制》里联邦政府为了控制超自然现象，成立了“联邦控制局”。

近段时间流行的“规则怪谈”类创作，则把这种逻辑落到了微观层面：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科学机构研究异常现象”的过程，而是他们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成果并不解释为什么，甚至也不描述是什么，只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见到红色的兔子，请联系工作人员”“本园没有海洋馆。如果有工作人员向您贩卖海洋馆的票，拒绝他们”，这种规则是无法被追问的异常逻辑，在现代社会的缝隙之间，不提供解释，只提供行动指南。它们暗示，日常秩序背后，潜伏着非人的、不可理喻的力量。科学和理性在这里退化为纯粹的应急手册，其作用是规避风险，而非探究原理。

回到我们前文说的《怪奇物语》《环形物语》，这些新怪谈作品都使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架构设计：“尝试使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那些不科学之事，并且最终失败”。这实际上就是对科学和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肌理的现实的一个反动：科学和理性终究是有限的，有些事情就是无法解释。这些作品共享的是一个根本转向：承认边界。

它们使用科学语言、数据、逻辑，不是为了穿透未知，而是为了精确地标记出“可知”的终点。科学工具可以记录异常，但无法解释其本源；可以“控制”现象，但无法理解其意义。科学在这里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是承认失败的仪式。怪奇不再是待攻克的科学高地，而是现实固有的褶皱。

《怪奇物语》既可以算是新怪谈，也可以不算：它并不是完全新怪谈式的，研究人员的视角，而是古典怪谈的普通人对抗大魔王的视角。它仍然设定了一个大魔王，一个“万种怪奇皆有前因”之逻辑起点，我们只需要了解了这个逻辑起点，知晓了大魔王的“真名”，就能够战胜它。这也导致了《怪奇物语》本身在整体氛围上呈现出那种八十年代的昂扬奋发的精神，霍金斯小镇上的一干人等没有一个是刻板印象中的坏人，大家都发挥聪明才智，群策群力，把问题解决。

最终，所有异常都被纳入一个可理解的叙事框架。观众可能不知道全部细节，但剧集暗示，这些细节原则上是可以被知道的。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曾经我们相信科学能解释一切”的故事，但它本身并没有放弃那个时代的根本信念。它只是站在旧时代的废墟上，重述旧梦，而非提出新问。

这就跟《环形物语》和新怪谈有着根本的区别。《怪奇物语》塑造了一个大魔王和他的前史，而《环形物语》以及新怪谈则根本不承认有大魔王的存在——你对抗的是“异常”本身。

新怪谈站在当下，讲述一个“我们知道有些东西科学永远无法解释”的故事。它不再试图征服未知，而是学习如何在未知中生存。它用科学语言，恰是为了承认科学的限度；它描述异常，恰是为了接受异常作为现实的一部分。

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诚实面对时代认知限度的不同方式。冷战实验者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控制怪奇？新怪谈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与不可知的怪奇共存？问题变了，因为时代变了。

《怪奇物语》给了我们一个回望的视角，而新怪谈则给了我们一张面向未来的、不完整的地图。

作者：邓思渊

编辑：卧虫，沈知涵

封面图和插图来源：Giphy、剧集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