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在9•11之后，美国民众由于担心恐怖袭击，更多地选择驾车出行替代乘坐飞机。然而，民众的担心却客观地造成了公路运输风险的增加。心理学家吉恩泽（Gigerenzer） 2004年对此专门进行了统计，他发现，“9•11”后三个月很多人为了避免乘坐飞机而改乘汽车，这导致交通事故数量急速上升，交通事故而增加的伤亡人数超过了“9•11”遇难者的总和。
在灾难发生之后，人类固有的认知短视不仅限于此。中科院心理所李纾研究员及其团队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汶川地震之后，在即时的小额获得和延迟的大额获得中进行选择时（例如今天得到100元还是半年后得到150元），人们在灾难发生后比以前更加倾向于选择即时的获得（现在得到100元）；而在即时的小额损失和延迟的大额损失中进行选择时（例如现在损失100元，半年后损失150元，不考虑通货膨胀），人们则更加倾向于选择延迟的损失（半年后损失150元）。
人们在灾难后的选择中可能会更加注重于眼前的得失而忽略长远利益，从而变得规避风险，决策更为保守。研究者们认为，“这种信心的变化不仅源于灾难事件的心理冲击，也源于突然增大的对未来行为和反应的不确定”。在李纾等人的另外一项研究中发现，若现在和未来的奖赏具有同样大小的风险，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现在较少的奖赏而不是未来较多的奖赏。尽管从死理性派的角度来说，如果现在的收益和未来的收益风险相同，那么风险的引入就不应该影响个人的选择，但是实际的结果却表明人们不会“理性”地平等看待现在和未来的风险因素， 风险的引入让人们变得更为短视了。灾难之后，我们更应该警示这种心理，必须从长远上杜绝安全隐患，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草草收工。
尽管理性经济学家一直希望人类通过学习知识让自己变得更为理性，但是大量的事实表明人类固有的认知习惯中包含了太多不理性的因素，这种认知习惯在灾难之后被放大地更为厉害。日本核泄漏后的抢盐潮的形成就与这种心理有关。而在这次7•23动车追尾事件后，相关航线的票价齐齐上涨，不论是出于理性还是非理性，人们选择飞机出行都是为了安全。他国的经验警醒我们在查明事故真相，加强铁路运输安全的同时，不能忽视航空、公路运输的安全检查。只有让透明、安全、信任和爱成为社会的常态，才能让人获得持久的安全感，做出最理性的判断。
参考文献：
Li, J-Z., Li, S., & Liu, H. (2011).Are people always more risk averse after disasters? Surveys after a heavy snow-hit and a major earthquake in China in 2008.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25, 104–111
Li, J-Z., Li, S., & Liu, H. (accepted). How has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influenced people’s intertemporal choic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Gigerenzer, G. (2004). Dread risk, September 11, and fatal traffic acciden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286–287.
Sun, Y., & Li, S. (2010). The effect of risk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3, 805−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