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杀的人，是我的大脑和基因

Synge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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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杀的人，是我的大脑和基因

Synge

今年八月，意大利法庭再次接受了大脑扫描和基因测序的证据，减低了对杀人犯的刑罚。对于意大利的法庭，这已不是第一次。在2009年的另一个杀人案件中，意大利法庭第一次接受基因测序证据而给予了减刑。

是谁杀了人？是我练了钢琴的手，我的大脑，我的基因，还是我这个人？我有了 “杀人犯”基因，或者 “杀人犯”大脑结构，就可以不对我的行为负责了吗？

上述判决中所采用的法庭证据的细节无法查到，但提供证据的科学家们在2010年的《行为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上详细报道了另外一个杀人犯的案例。研究者们用形态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杀人犯的大脑灰质密度，发现了杀人犯前额叶灰质密度比常人低。另外，研究者们对杀人犯进行了基因测序，结果发现他所携带的一个叫MAOA的基因属于表达量低的类型。研究发现带有这种类型MAOA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具有冲动和攻击性的倾向。

大脑

大量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与攻击性及犯罪有关的大脑区域，主要包括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其中前额叶皮层与控制冲动有关，杏仁核与感知情绪有关。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会导致一个人无法抑制冲动，从而更容易激情杀人（没有预谋，一时冲动的杀人行为）。而对于攻击性高的人，他/她的杏仁核对情绪线索的反应很弱。杏仁核的损伤让人无法感知他人的情绪，使人变得“冷酷无情”。

那么前额叶皮层或者杏仁核的损伤，是否就可以让犯人摆脱责任？从法律的角度讲，判断责任依据的是人当时的心理状态，比如欲望、意图和计划等。而我们显然不能通过大脑某个区域灰质变小，就判断这个人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大脑缺陷可能会影响心理状态，比如降低抑制冲动的能力，但并不是完全决定心理状态。现有的大量研究只是表明了大脑结构、功能与攻击性和犯罪的联系。但大脑如何决定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如何决定行为，这一系列联系需要更明确的证据，才可能依据大脑状态来判断责任。

基因

意大利法庭接受的另一个证据是罪犯带有与攻击性有关的MAOA-L基因型。1993年，荷兰科学家布伦纳（Brunner）等人最早发现MAOA基因的低表达型（MAOA-L）与攻击性的联系。带有MAOA-L基因型的人，更容易受到实验者的挑逗而产生攻击性行为。脑成像的研究表明，MAOA-L基因型通过影响控制情感唤醒、情绪调节和冲动控制的神经回路来影响人们的攻击性行为。

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2002年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家苔莉•莫菲特（Terrie Moffitt）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MAOA-L型个体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虐待才会表现出反社会性问题。能否产生攻击性行为甚至犯罪，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的。在考虑责任时，不能只看基因的证据。

MAOA基因与攻击性的研究在新西兰引发了另一场争议。2006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新西兰的毛利人携带MAOA-L型基因的比例高达56%。而对于高加索人种 (起源于欧洲的白种人)，MAOA-L型的比例约为34%。因为传说毛利人有食人的历史，这一结果似乎会加深人们对毛利人野蛮的刻板印象，因此新西兰媒体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研究者认为，MAOA-L与不仅与攻击性行为相关，还与冒险行为有关。因为毛利人当年可能是乘坐独木舟跨海到达的新西兰，这个历史也许可以解释毛利人中MAOA-L基因比例较高的原因：只有那些当年富于冒险精神的人才最终到达了这个海外孤岛。

而更为怪异的研究结果是，台湾的一个小样本的研究发现，汉族人中MAOA-L型基因的比例高达77%，为全世界最高。那是否大部分汉族人犯罪后都要被减刑呢？实际上，现有的MAOA-L基因型与攻击性的联系都只是针对高加索人群的研究，在中国人和毛利人身上都没有直接证据。目前一般认为，MAOA基因与“对社会拒绝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social rejection）有关。而攻击性可能只是高敏感性的一种表达形式。并不是说有了MAOA-L型基因就一定性格冲动、富于攻击性。

而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群中携带“对社会拒绝的敏感性”基因的比例可能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取向。有证据表明，MAOA-L基因型人比例越高的国家，就越可能倾向集体主义；而MAOA-L基因型比例越低的国家，就越可能倾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可能起到缓解因社会拒绝而引起的焦虑的作用，从而减少由此引发的反社会攻击性行为。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初步的理论，MAOA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并未最终定论。

因此，依据基因判断犯罪责任需要考虑个人成长背景以及种族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我们很难从单一的基因测序结果推测罪犯是否应该减轻承担责任。

总之，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研究帮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了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但解释原因并不代表开脱责任。也许科学的发展可以帮助更好地我们理解和预防犯罪，比如对儿童的成长过程给予更多的关爱，避免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这些都好过在犯罪发生后思考如何给予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