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系杰尔特•维彻兹（Jelte M. Wicherts）在《自然》发表文章称：数据分享将帮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让荷兰心理学家戴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这样数据造假丑闻不再重演，同时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
1977年，两架波音747飞机在西班牙的特纳里夫岛相撞。原因是荷兰航空公司的波音747飞机上的机长因为急于离开候机楼滑向跑道，没有注意到塔台传达的几个信号与警示——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还在跑道滞留。他在大雾中强行滑行起飞，最终导致了583人丧生。这件惨案发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天气状况不好，可见度低，另一方面也与机长自以为是、焦虑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欣慰的是，自这次事故发生以后，人们从惨痛灾难中吸取了血的教训，航空安全措施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心理学界，也就是我研究的科学领域，最近也揭露了一件灾难性的事故——荷兰蒂尔堡大学一位万众瞩目的心理学家戴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被揭发出长期学术作假（ Nature 479, 15; 2011 ）。藉此事件的当头，我们也有必要在此深刻反省现有的学术环境，为何能让如此不端行为有容身之地。同时我们也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提升我们核查信息与平衡各方面需求冲突的能力，以免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斯塔佩尔问题调查委员会目前还在继续审查此问题，关于有多少文章受牵连的具体问题还没有完全确认。但是他们提出，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盛行的封闭性文化是这种欺骗行为的重要帮凶。上个月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the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前主席珍妮弗•克罗克（Jennifer Crocker）在《自然》（ Nature 479, 151; 2011 ）上“世界观”专栏里也提到：相应的监管系统越薄弱，科学家越能轻易越轨行事。
这种封闭性文化在心理学界的核心表现，就是数据保密现象。在调查委员会的中期报告中提到，斯塔佩尔通常拒绝跟他的同事分享研究数据，甚至对联合作者也保密。这种举动在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看来可能是非常规的，但是可悲的是，在心理学家身上却司空见惯。2006年我和几位学者共同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这一点：那些曾经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心理学家们，几乎3/4都没有分享过他们的数据。（见 J. M. Wichertset al. Am. Psychol. 61, 726–728; 2006 ）
这篇文章还提到，数据不被分享，通常有这么几个原因，要么是数据被遗失了，要么则因为研究尚未结束或因为保护被试隐私的伦理条款而需要对数据保密。以保密条款为借口对数据进行封锁是心理学家一直以来的常规做法，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没有将数据清晰地存档好，从而能让别人方便、快速地核查他们的研究工作。从那些分享到平台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他们通常对数据编码的方式是模糊不清的，只是简单列出“变量1”到“变量19”，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要知道，这样的保密状态并不单单是孕育了目前揭示的这种学术不端行为，它更是许多潜在错误以及数据分析偏差产生的温床。比如心理学家可能对数据使用错误的检验方法、可能因为变量名称相似而在报告中出现错误、或只偏爱支持预期假设的数据，还有对统计结果作过分肯定的报告等。
心理学家为了结果如此不惜一切，确实让人惊讶。他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完全无视各种可能的干扰因素，无视整个过程中被试、观察者以及实验主试们的心理预期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后来的数据分析中都是完全能看出来的，但他们依然对其视而不见。在航空中，至少还会有一位副机长核对机长的每一步操作，并且所有的动作都会被记录在“黑匣子”里以便日后复现。但是在心理学里，合著者却极少能对数据分析进行检查确认，因为它们都被“有效地”保密了。读者们最终看到的也只是一堆对结果的总结，而没有任何相关原始数据可参考，他们只能是抱着美好的希望看待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了。心理学的保密文化导致了这种非标准化的科学。
假如对已经发表的心理学文献数据进行再次统计分析，往往能够发现错误，而且越是那些作者不愿意公布数据的文章，出错的可能性越大。换句话说，往往最需要核查的数据，却无法被核查到。到底该如何才能揭开心理学这层保密的面纱？应该设立一个规定，即要求作者在发表文章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在线附录存档或是数据库存档。这种做法既有利于揭露不检点的行为（比如斯塔佩尔正是因为其数据形态让人奇怪才导致了他后来的垮台），也有利于防止和矫正一些无心的错误以及对结果的夸大。而且，不仅要公布原始数据，研究者对数据分析所使用的检验方法以及分析结果也应当一并进行发布。这些设想也是包括基金会、学术出版机构以及包括美国心理学组织在内的一些相关专业机构正在思考的问题，他们对学术开放性的问题的担忧也在日益加深。
当然，这些设想要转变为现实仍然存在很多执行上的问题，比如心理学上有对数据或被试信息保密的要求，这与数据分享是存在冲突的。然而这些都可以通过设立一些特殊条款来解决，比如可以设规定禁止泄露纵向研究（一种长期的追踪研究）相关数据、提供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加工的指导、使数据保有适当的匿名和豁免权等。作为这条全新的研究发表之路上的第一步，我和我的几个同事已经执行了一套对统计分析的“副机长”模型。我们在彼此之间共享数据并互相复查结果，从而避免发生令人难堪的错误。也许大环境正在改变。上个星期，一个之前极不愿意分享其数据的同事竟主动给我发来了他最近的实验数据。我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核查，而结果是，他的数据漂亮极了，完全没有问题。
编辑的话：科学最让人信服的地方恐怕就是它永远维护真相和事实而不是自己的观点，所以它才能尽可能少地被主观感觉影响，才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断地逼近真理。
文章编译自： Psychology must learn a lesson from fraud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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