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去的挫折？

是命太苦吗？从行为主义者的角度来说，这会是标准回答。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就是对外界刺激的简单反应。用更口语化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人在生活中碰到了挫折，或者称为“负性生活事件”，所以产生了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比如说，工作单调、环境压抑，或是毕业困难、前途渺茫，或是像肖艳琴遇上了一个劈腿的老公。

这个答案似乎言之有理，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工作单调、环境压抑、事业不顺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能够坚强地挺过来？至于恋爱失败、另一半变心这样的事更是屡见不鲜。所以，负性生活事件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但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非理性的死胡同

我们对事情采取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认识它的方式。而肖艳琴恰恰运用了“非理性思维”。这是认知治疗学派咨询师的标准回答。该理论认为，在外界刺激和行为反应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变量——也就是人们对外界刺激的认知评估和看法。真正影响人们的不是负性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负性事件的看法。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孩子考砸了，他可能会这样想： “我又考砸了！我真是很笨，我什么都学不好，真不是块读书的料！” 而另一个孩子可能会认为： “嗯，这次考试真是很难呀。我以为我复习好了，但也许我下次要更加努力一些才能考好呀！” 面对同样的负性事件，这两个孩子的认知和思维不一样。他们对待 “考砸了” 这件事的情绪和行为反应自然也很不一样。研究发现，那些将负性事件归因于自身的（ “我笨，所以我考不好” ）、普遍的（ “我什么东西都学不好，所以我考不好” ）以及永久的（ “我从来都不擅长考试，以前不擅长，现在不擅长，将来也不会擅长” ）原因的人，比将负性事件归因于外在的（ “那天外面有点吵”）、特定的（ “这次考试比较难” ）、暂时的（ “我努力得还不够” ）原因的人要更容易抑郁。

在肖艳琴的万字遗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她也对自己婚姻破裂这件事情做了倾向于自身的、普通的和永久的归因，比如：

（自身的、内在的） “他表现的越卑劣只能说明我自己当年的选择越荒唐，他所犯的任何错误都有我的一半！”

（普通的、全局的） “我清楚的知道，我自己已经不可能还有未来了，因为我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去相信和爱别人，我已经丧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勇气。假如连自己最亲密的丈夫都不能相信，假如一个人可以眼睛都不眨的对自己的父母妻子还有朋友发假誓言，做虚伪的承诺，那么我们还可以相信谁？”

(永久的、总是如此的） “那一瞬间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我的人生、世界被完全的颠覆了，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心整个死了，再没有办法活下去。” ……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要为遇到的灾难性事件负责任，并且认为这件事情带来的影响会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永远持续下去，那么心情变得绝望，甚至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去另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就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选择。肖艳琴将婚姻问题与自己等同起来，走入了认知的死胡同，她就只能选择自我毁灭这唯一的办法。

呼唤理性

然而，从认知治疗的角度看来，肖艳琴的这些思维是不正确的，并且无益于解决问题。如果她愿意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我很不幸遇到了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丈夫，他的背叛让我觉得很伤心很失望。我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信任。我对未来有点失去信心，但我知道我丈夫不值得信任不代表所有的人都不值得信任，至少，我还有关心我的家人和朋友。也许有一天，我还是能够找到那个可以让我真正托付一生的人，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她就不会选择自杀，而是仍然抱有希望。

实际上，在我们尝试去理解那些负面生活事件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非理性思维。但好消息是，当我们意识到通过改变思维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时，我们就不只有结束生命这一种选择了。

有些非理性思维不那么顽固，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为自己提供一个更好的思维选项；而有些非理性思维则根深蒂固，如果意识到这种思维给自己带来了困扰，那就去寻求自己信任的亲密他人或是专业人士的帮助，将它连根拔起吧！

作者的话：不知道，肖艳琴“死而复生”后，她的思维有没有也跟着“死而复生”。而各位读者，你们每天早上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在面临困难和十之八九的不如意之事时，又是在如何思考？它们有多少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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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籍：

Cohen, J., Mannarino, A., & Deblinger, E. (2010). 心理创伤与复原——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创伤的认知行为疗法 (耿文秀, Trans.).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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