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到什么东西了吗？（TANG YAU HOONG）
（文 / John Whitfield）“有朝一日，查尔斯 • 达尔文将取代亚当 • 斯密成为经济学之父。”——此言出自康奈尔大学教授兼《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罗伯特 • 弗兰克（Robert H. Frank）的新书《达尔文经济学》（ The Darwin Economy ）。弗兰克认为在描述市场运行的机制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导致演化的理论比斯密 “看不见的手” 更胜一筹。
这一洞见改变了两个世纪以来理论界思想传输的方向。托马斯 • 马尔萨斯的思想影响了达尔文，而且现代演化生物学中的许多工具，例如说博弈论，都是从经济学界借鉴而来。而现在弗兰克用生物学反哺经济学，推导出许多很棒的建议，比如说通过借用生物学规律，建立更加公平和高效的税收制度以改良社会。
然而，就是这同样的洞见，却也引导其就自然选择的运行机制写下一些误导性的言论。弗兰克在此书中犯下生物学上的错误绝对不是无伤大雅的瑕疵；这些错误涉及到演化理论的最前沿，而且正好显示出横在他所鼓吹的改革前面的障碍。
个体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是群体的资源浪费吗？
弗兰克的理论基于达尔文主义的一个观念，即生物界就像一场标准分考试，你的最后成绩取决于周围人考得怎么样。个体获得多少才会满足，取决于周遭他人拥有多少。比如说，一幢 80 平米但比邻居家都大的房子，一幢 120 平米但却是整条街上最小的房子，二选一的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经济学家把这种消费品称之为 “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相形之下，人们衡量另外一些事物的时候就会用比较绝对化的标准，比如工作安全，大多数人都想要绝对的安全，而不是呆在危险环境中相对最安全的那个岗位上。
弗兰克指出，追求地位商品将导致浪费：人们住在过大的房子里，举办奢华的派对，还要花钱雇人清洁泳池；这种举动使得旁人也纷纷效仿，最终把钱都浪费在了攀比上，而不像斯密的模型预测的那样去理性消费。
经济学者罗伯特 · 弗兰克及其新著《达尔文经济学》（图片来源：zocalopublicsquare.org；emusic.com）
在生物学范畴中讨论这个问题时，弗兰克举出了奔跑速度和犄角大小作为例子。一只瞪羚如果能跑过猎豹的话，当然更利于生存，由此，他写道：“跑得快既对自身有利，又能造福整个物种。”而犄角则只是为了与种群中的其他雄性争斗之用。比对手长出更大犄角的压力只会造成一场消耗资源的“军备竞赛”，从而降低其他有利于生存的事物的效率，如抵抗疾病等。弗兰克指出，其结果就是，雄性瞪羚头上都顶着笨重的角，而且是消耗了许多资源才得来的，但是 “公麋鹿整个群体的生活更加艰难了”。
生物学的观点：所有的演化都是相对的
这一现象可以搬用到经济学上来，作为一个意义深远的隐喻。市场竞争有时会催生价更廉、质更优的产品，铺在阁楼上隔热的材料和电脑内存就一直向着更好更便宜的升级换代；有时市场竞争也会带来路易 • 威登箱包这样的奢侈品。（当然，功能与地位兼备的产品，例如 iPad，也常常出现。）然而从演化论的角度来讲，这种区别只是个假象。
自然选择对于奔跑速度和犄角大小一视同仁：所有的演化都是相对的。一只瞪羚跑得快了，自然有跑得慢的被吃掉。而且瞪羚跑得快了，猎豹也会变快。其实猎豹和瞪羚都跑慢点的话，对大家都有好处——快速奔跑消耗体力，而有这些个力气还不如用来养育后代；再说，适合高速奔跑的腿部结构，其骨折风险较高。不要忘了，身形敏捷的猎豹也遭受着来自狮子等大型食肉动物的威胁，有时候还会成为后者的盘中餐。
个体间的竞争能够转化为整体的优势
弗兰克的分析反过来讲也一样说得通：雄鹿在争夺配偶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结果导致鹿角越来越大，）而极少有掠食者敢与雄鹿的鹿角正面交锋。如果麋鹿的角真的只是累赘的话，自然选择就会使其变小了——你别说，这种事情还当真就有：由于人类的大肆猎捕，大角的大角羊数量急剧减少。
换句话说，没有所谓好的演化或者坏的演化。演化就是演化。
弗兰克麋鹿与瞪羚的例子可能不是这么有说服力，不过在探索自然选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对峙时，他触及了演化生物学最难解的问题——自然选择迫使个体与同类竞争，但又是怎么创造出这么多活生生的合作和利他主义实例的呢？
大师杰作（TANG YAU HOONG）
个体间不但有竞争，也有互助、还会利他
维护公众利益的例子自然界比比皆是。北美草原土拨鼠在老鹰来临时向同伴发出警告，工蜂在熊入侵蜂窝时舍命蜇咬，还有倭黑猩猩自愿分享食物。与跑得快不同，做这些好事可不仅仅只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还给本应该是竞争对手的同类帮了大忙。自然选择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谁也说不清楚。
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的解释。正统的说法是利他主义会以某种方式造福于利他者，或许是通过某种互利机制，或者是通过延续共有的基因，就像工蜂和它一窝的蜂亲戚一样。人类是最善于合作的物种，这可能是因为人类社会有更多的机制，令行善者可以从善行中受益。我们互助互利、帮扶亲属，同时也留意他人乐于助人的好名声，并通过惩罚遏制他人的自私自利。
但是根据这种说法，利他主义就不是利他的了——每当我们看到动物有什么牺牲性的行为时，这种说法都将其解释为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最终能够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报。你也可以在经典经济学中找到类似的论调，说人们互相帮助并非出自善心，而是一种理智的自利行为。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声称自然选择会保护帮助他人的动物。这种理论叫做 “群体选择”，其论断是互相合作的生物群体能够竞争过自私的群体。然而，大多数演化生物学家认为群体选择的实例很稀少，或者根本不存在，因为自私行为所得到的好处几乎总是大于群体团结协作。
为什么说改革税制向消费征税难以推行？
弗兰克的所谓达尔文经济学其实带有着 “群体选择” 理论的意味。他希望改革税收系统，对麋鹿长大角那样的炫耀性消费 “军备竞赛” 施以管制，进而造福整个社会。例如，为了抑制炫耀性消费，弗兰克主张以消费税代替所得税，根据消费的多少来缴税。
这个想法挺不错： 政府本来就应该是一种促使群体选择发生效力的机制，在与他国竞争的同时，为所辖的每一分子谋福利。
然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并不是去做那些对辖域中的每个居民都好的事情，而是尽可能地协调公私利益一致。
装备齐全（TANG YAU HOONG）
社会分化程度越高，这一点就越难达到。最近一项覆盖瑞士 26 个州的比较研究发现，外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州，其相对犯罪率也最高。文化的分化与经济不平等都将使人民分裂成利益相异、互相竞争的团体。这在任何一个被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所统治的国度都会发生。
读完弗兰克的新书，你会发现，他所鼓吹的改革，其最大障碍不是人们互不相同的利益，而是非理性的存在——对竞争机制如何运作的不完全理解。他相信自由主义者和他自己一样，关切公共利益。但是演化生物学告诉我们，像弗兰克那样假设每个人所想的都只是把经济这块馅饼做到最大是不够的。这就好比说，一头瞪羚只关心种群的平均速度，而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跑过饥饿的猎豹。
事实上，那些领导并资助了反对累进税制游说的人已经够理性了——无论你把社会看成是一场比谁的犄角大、谁的提包更名贵的“军备竞赛”，还是看成在狮子面前谁跑得快的竞赛，他们都是绝对的胜者。他们通过这一反对立场所要显示的，可不光是如何最大化公共利益，还有如何把足够数量的投票人的私利整合起来加以利用。
我认同弗兰克的新税制，主要不是因为它能够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依赖公共服务的人，我觉得这将对我有利。我同时也相信在我的祖国之中，跟我一样的人要远远多于那些不需要依靠公共服务，也没有兴趣为其出资的富豪。演化学说告诉我们，尽管自私的逻辑不可回避，但是合作互利终能达成。
《达尔文经济学》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 • 弗兰克今年下半年推出的一本经济学大众读物。在《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弗兰克提出了一个达尔文式的观点：个体竞争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能是有害的。弗兰克在书中写道，与斯密 “看不见的手” 所预测的不同，人们在消费时并不都是理性的，常常为了满足虚荣、显耀地位而铺张浪费，最终造成了社会整体资源的浪费；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类似 “麋鹿长大角” 的事例。
为了规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攀比，弗兰克主张政府应当改革税制，向消费而不是向收入征税。全书论证新颖而有说服力，弗兰克的提议很有建设性，但消费税制推行起来并不容易。对于竞争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弗兰克并没有理解透彻。有些事情，大家都往后退一步确实对所有人都好；但更多时候，还是应该协调公私利益趋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