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宫鹏）印度总理曼莫汉 • 辛格最近悲观地表示，中国的科研水平已经领先于印度。辛格认为，印度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下降了，已被中国等国赶超。不过，尽管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很多人认为这些研究论文的质量有待提高。学术不端固然是中国科研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在过去 2000 年里，有两个文化基因影响了无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文化基因是孔子的思想。孔子提出，知识分子同时也应该是忠诚（于权威）的管理者。另一个文化基因是庄子的著作。庄子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独立，这样就避免了交换和冲突。此外，庄子还认为应当回避技术，以抵御贪婪。总而言之，这些文化鼓励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压制了好奇心、商业化和技术发展。孔子和庄子的思想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处于科学真空的状态，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学术界的一个后果是学术界的研究人员都希望进行引领性的研究，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辅助性的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能力领导科学研究。这就导致了重复和冗余，造成浪费。研究人员用尽各种借口购买相似的设备，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数据。

即使把目光放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所有中国的合作单位、大学、研究所以及独立的政府机构，都希望成为领导组织，这就让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很难共享数据。举个例子，中国的气象局有大约 2000 个气象站，这些气象站主要负责收集信息，预报天气。与此同时，中国水文局也有 2 万个左右的水文测量站，这些水文测量站也会收集天气信息，并且水文测量站的数据可以极大地改善气象局预报天气的精确度。不过，水文局从不公开他们的数据。

类似的，中国的文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缺乏分工。负责科研的行政管理人员倾向于给那些声称正进行原创研究的人以更高的评价和更多的奖励。这样，那些愿意从事支援性工作的人数就减少了很多，尽管这些支援性的研究也很有用。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除了图书馆和研究设备销售公司之外，中国的专业化科研服务机构如此稀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内的科学实验室别无选择，只能自己一条龙包圆所有的技术工作，哪怕仅仅是一些日常的样本分析和数据库开发也不例外。如果不能根据不同机构和不同科研人员各自的特长合理分配研究职责，科研进度遭到延误将是不可避免的。

宫鹏：中国应该开始对研究工作进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给合适的专家。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些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首先，中国的教育体系应该尽早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中国已经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模式改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而现在需要做的，则是参照西方的基础教育模式改善中小学的教育方法。中国的中小学老师必须更加注意鼓励学生的好奇心，而科学教育也应当尽早开始。要完成这些改变，需要彻底改革中小学课程体系，同时斥资开展教师培训。

中国的科学家个人和政府科技项目监管人员，双方都应该在正式层面上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展开合作。对于成功合作的研究案例，应当给予经济上的鼓励，按照每个参与研究者的贡献大小增加经费，提高奖励，或者提升职位。

中国应该开始对研究工作进行分工，并且合理地把工作分配给相关的专家。无论是化学分析、计算机工程、实验操作、设备管理，还是专业数据提供，都应该为相关的专家提供相应的位置。

最后，中国需要让本国的科学家多参与国际项目，同时还需要吸引国外顶尖的科学家来中国工作。对于研究报告和研究计划，需要进行国际评估。在重大科研项目的设计和完成阶段，引入批评可以起到正面作用。如果大学希望自己在国际上产生影响，也需要做同样的事情。中国应该从欧盟那里学习经验，为参与国际合作的研究人员提供经济支持。

举个例子，2009 年，中国政府拨款 4600 万人民币（700 万美元），用于一项 “全球地表覆盖遥感制图项目”。不过，中国政府同时规定，经费不能用于资助境外的合作者。一个全球性的项目理应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样本，但是因为中国政府的特殊规定，中国的科学家就不可能从很多国家获得样本了。中国必须意识到，自我隔离和自给自足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发展现代科学的秘诀。改变并不容易，但也绝非完全不可能。改变的结果将会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和平的世界，就像无数代中国人所梦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