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科学家交流，免不了要抱怨一下中国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环境监管不利，比如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想不到，很多美国人会随即说，我们也是这种情况。
但与中国科学家不同的是，不少美国科学家会挺身而出，叫板政府监管不力的地方，或者给政府的监管再加把力。我就结识了不少这样的科学家。与国内挑战政府权威的民间机构不同的是，这些美国科学家会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拿出证据给政府 “找茬”，其结果，则往往是拥有科学证据的一方，最终成为影响政策行动的主要力量。
探索深海之光
“光在深海里有一种语言，而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它。”——伊迪斯 · 维德。图为维德博士在 2011 年的 TED 大会上，就深海生物荧光体的研究进展发表演讲。（J.D. Davidson/TED）
定居在佛罗里达州小镇皮尔斯堡的伊迪斯 · 维德（Edith Widder）博士本来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深海生物学家。她在将近 30 年的研究生涯中，数百次乘坐自己改装的潜水艇潜入到几千米下的深海。让其声誉卓著的，是她对深海发光生物的系统研究。去年中国的蛟龙号潜水艇下潜 5000 米水深引发了全国对深海科研的兴趣时，维德也应邀来到上海和杭州讲座。
不过，谈到这些讲座时维德掩饰不住会心的微笑，因为她承认，自己是利用公众对深海世界的兴趣来引导他们关注自己现在的研究——利用生物荧光技术探测浅水的污染。维德指出，深海生物利用荧光来保护自己、寻找食物和吓走天敌，这表明荧光生物对环境刺激的极度敏感。维德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利用荧光生物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来标明污染及其程度。
深入浅出
如果把研究定义为通过系列可实证的手段来探索未知，维德的工作毫无疑问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研究定义为科学界目前所做的、以发表论文为最终或阶段性成果的人类活动的话，维德已经算不上职业科研工作者。事实上，自从她 2005 年离开知名的海港河流海洋研究所，创办了 “大洋研究与保护协会”（ Ocean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ORCA）这一环保机构以后，就很少写论文了。
“我也愿意撰写论文，但没有时间。我首要的工作是呈现数据给决策者和河流管理者，让他们看到污染的严重情况来采取措施。” 维德说。
尽管不再写论文，但维德保持着职业科学家的敏感和工作规范。她指出，随着分析化学技术的进步，环境监测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对具体污染元素或化合物的分析，而这种方法不但价格昂贵，而且经常不能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这里是否被污染？而只能回答这里存在哪几种污染物质，其程度如何？如果事先没有检测目标来设定参数，那找出污染物并不容易。
而利用荧光生物体对环境的高度敏感性，则能让我们回答，这里是否有污染，程度是否很严重？鉴别出污染后，则可以督促环境保护当局来采用分析和监管手段来解决问题。
维德在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中，一向以动手能力极强而知名。她在工程师的配合下，开发了深海取样、摄影和分析的各种器材。转向环保领域后，她不但开发出了一套用一种荧光细菌来检测是否存在污染的系统方法，还辅之以一种名为 “基尔罗伊”（Kilroy）的设备来测定水深、水流、水速、湿度、温度等因素，从而可以确定污染物的来源。
维德的团队目前在佛罗里达南部印第安河环礁湖（Indian River Lagoon）入海口的地方安设了多个取样点和基尔罗伊设备，研究显示，部分地段的污染相当严重。维德据此多次要求美国环保署（EPA）和地方当局加强保护措施。
维德博士设计的无线海洋生态监测器 “基尔罗伊”（Kilroy），用于测定水深、水流、水速、湿度、温度等因素。这套系统适用地形广，使用太阳能供电，可以全天 24 小时工作。图为维德博士正在安装调试一套基尔罗伊系统，下图是该系统用于数据测量和收集的探测仪部分。（图片：explore.wingsworldquest.org）
艰难奋进
尽管有了卓越的声望和独特的实用技术，但维德的科技 “民非”（注：即“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 [注] ）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她遭遇的第一个意外是，当生物荧光技术与基尔罗伊系统开发出来，可以在各地布点的时候，美国突然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环保经费大幅度削减。在维德所在的佛洛里达州，环保预算被削减了 56%。环保监管机构完全无力推广这种新技术。结果，ORCA 实际上承担起佛罗里达南部地区的环境监管任务。
“EPA 和地方环境监管部门认为环境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本治理，放松了管制，其依据 200 多种标准污染物来确定环境污染的方法论也有问题，需要我们提供科学的证据进行修正，” 维德及其同事如是认为。
但承担了环保监测 “任务” 的 ORCA 经费捉襟见肘。就连维德于 2006 年获得的极富盛望的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的 50 万美元自由用途的奖金，她也一分不剩都投入到环保事业中。
而对维德及 ORCA 运作的另外两个打击接踵而至。 “在深海科研领域，我多年来很有声望，一直获得了大量资助，但没有想到，在环境生物学，我 ‘人脉’ 不行，拿到科研资助也很少，” 维德承认。
而另一个打击则是当地居民对支持环保事业也不热衷。
在皮尔斯堡海滨，修建有一套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度假别墅（当地人居住的独栋平房，位置不好的三室一厅只要 12 万美元），汇聚着大量美国富佬。这些人往往只是冬天飞来，春天就回到美国北方。他们对当地缺乏认同感，自然也没有捐款的热情。而皮尔斯堡垒的原住居民，则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勉力挣扎，也难得支持。
“钱是一个方面，另外一点则是美国人享受了至少两代人的蓝天碧水，已经忘掉了他们曾经遭受的环境污染，认识不到环保的迫切性，” 维德的丈夫戴夫说。戴夫本来是海港河流海洋研究所的资深工程师，随着妻子一起辞职创办了 ORCA，但这个机构给他开不起工资，多年来，戴夫只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工作。
尽管工作和生活都很拮据，但这对科学家夫妇也忘不了叫板政治。 “虽然我们觉得 EPA 有很多失职，但现在更加严重的是，不止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提出，当选后要废除这一环境监管机构。” 像大多数美国科学家一样，维德夫妇也是民主党的 “票友”。
多年的工作终究取得了成绩。在 ORCA 附近的一个镇最近刚刚通过了立法，要求所有使用化肥的农民，必须接受如何避免化肥污染环境的教育之后才能 “上岗”。维德博士也结合自己的深海知识和环保经验，开发了一套监测海底环境的系统，正在争取经费来安装在墨西哥湾海底，监测英国石油公司溢油事故后的环境影响。
与 FDA 的爱恨情仇
公民运动健康研究组织的创办人和主任西德尼 · M · 沃尔夫博士（certainadverseevents.com）
如果说，维德博士的 ORCA 只是限于指出环境监管部门的纰漏，另一位科学家、消费者保护与游说组织——公民运动健康研究组织（Public Citizen's Health Research Group）——的创办人和主任西德尼 · M · 沃尔夫（Sidney M. Wolfe）博士及其只有 4 名全职工作人员的机构，则对已经上市、但可能存在隐患或有明确副作用的药物，以及批准这些药物上市的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明确地“大打出手”。
自 1971 年创办以来，该机构已经让 32 种上市医药下架或让监管机构（美国的 FDA 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其副作用提出公开警示。这些药品包括大名鼎鼎的文迪雅（马来酸罗格列酮片）、丙氧酚（Propoxyphene）、非那西丁（Phenacetin）、Oraflex、佐美酸（Zomax）以及 Vioxx 等。
要是按照西方药厂开发一种新药平均需要 5~10 亿美元投入、8 年时间来计算的话，沃尔夫的工作差不多让制药业损失了近百亿美元。
但他不认为这是 “找茬”，而是维护公民的健康。沃尔夫的统计表明，每年在美国因为用药问题而非正常死亡的患者数量达到了 10 万人次，而大药厂各个利润可观，所以必须对其进行监督（顺便说一下，去年中国专家严辞驳斥了中国假劣药品和用药不良反应每年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是 20 万的估计）。沃尔夫还认为，美国 FDA 有偏袒制药业之嫌，必须加强外在的监督。为此，除了向 FDA 申述之外，沃尔夫还多次在地方及联邦法院起诉 FDA。不打不成亲，2009 年，沃尔夫被任命为 FDA 药品安全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但沃尔夫的工作绝不是 “找茬” 或者是出了医疗事故后 “为民做主”，而是大量分析已有数据来验证药品的潜在风险，或者挖掘出那些被药厂有意掩盖过去的副作用。在创办公民运动健康研究组织之前，他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了 5 年多，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处理经验。
举例而言，公民运动健康研究组织曾经让美国一个大型药厂的抗艾滋病药物，因为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被罚款数亿美元。而这一工作始于沃尔夫对该药物一次抗母婴艾滋病传播的临床试验论文的关注。他发现，为了验证药物的疗效，这个临床试验大量使用随机双盲对照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的确，验证药物疗效，再也没有比随机双盲对照更有说服力的了。
但沃尔夫发现，并非所有试验地都使用了双盲对照。分析数据后，他指出，在此前的研究中，该药物已被发现具有阻断母婴艾滋病传播的疗效，按照临床试验对病人伤害最小化的原则，抗艾滋病药物如果不用双盲也能证明疗效就可以不用，至少不需要使用没有疗效的安慰剂，因为这样会让使用安慰剂的患者遭遇巨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该药物完全可以和此前已经进行的研究进行对比来验证疗效。
而且，这项临床实验在多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之所以在个别试验地（如泰国）没有进行双盲，就是因为当地合作医疗机构指出了这个伦理问题。这也意味着，整个实验组织方对此是知情的；但为了让实验结果更加漂亮，而让对照组的上千名婴儿处于母婴传染的风险中。
沃尔夫公布了其研究结果后，世界舆论哗然，该药厂立刻停止了没有完成的实验，遭受了重重的罚单。
而在这个案例中，沃尔夫及其团队依据的都是公开发表的医学文献和可以公开检索到的临床实验文件。他们也把这一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公开此事后，向报道此事的媒体提供了所有文献资料和检索途径，从而得出了几乎无懈可击的结论。
西德尼 · M · 沃尔夫博士及其著作中的两本，《好药坏药》（中）和《没用的药》（右），专门分析市面上销售药品的成分以及药效。两书在当时都广受好评，其中《好药坏药》还出了续编，对后来上市的新药进行品评。
科学民非的是是非非
维德承认，大多数民间组织（这是相对而言，其实美国大部分卓越的科研机构也是 “民非”）由充满了热情的活动分子组织，缺乏科学训练，可以激发民众的一些热情，但难以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而 ORCA 虽然无力 “生产” 论文，但其工作都是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承，从取样到分析，也都严格按照环境监测和实验室操作的规范。
沃尔夫则表示，公民运动健康研究组织自己没有实验室，也不会委托科研机构对成为其靶子的药物进行化验。他们做的工作主要是仔细核对临床数据（这些数据都需要在官方网站 clinicaltrials.gov 上发布）和文献的支撑材料（supporting material，绝大多数阅读论文的人都会忽略掉这一部分），并对这些数据根据医学规范进行重新分析。
很多情况下，这种接受了严格科学训练的 “科学民非” 的 “专业打法”，的确让政府的环境和卫生监管官员感到信服。相比较而言，国内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往往缺乏寻求科学证据的能力和耐心。在 “保护消费者健康” 这一正义的使命下，国内很多组织往往通过媒体来渲染目标产品的 “问题”，有时还是假问题，比如化妆品和食品中含有的符合监管标准的极微量有毒元素。实际上，任何化学元素只要在安全含量下，都可以被认为是安全的。
我最近接触过的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国内一位以打假见长的人士，指出某洗涤用品含有有毒的 XX 化学物，其证据是几篇中文论文，标题大致都为 “XXX 化学物的毒性分析”。很多媒体也想当然地按照这种口径进行了报道。然而，我查阅了几篇论文后觉得啼笑皆非，因为这几篇论文的结论大致都是 “没有证据表明， XX 化学物的毒性在现有用量的情况下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编注：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果壳网文章 蓝月亮与增白剂：躺着也中枪 】
但也不能怪不懂行的打假人士。我们懂行的科学界人士，或者不出来说话，或者用专业的语言和轻蔑的态度，轻易否定消费者的安全担忧。
当然，这也与不同的制度条件有关。美国的很多科研机构就法律意义而言本来就是 “民非”，那从这些主流 “民非”中衍生出一些以科研来叫板政府的新 “民非”，也仍然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部分基金会的支持。
尽管中国现在尚没有诞生这种 “科学民非” 的条件，但我们仍然期望中国的 “民非” 能更多遵循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程序。当然，我们更加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地投身维护环境与公民健康的运动中。
| [注] | 根据 1998 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
作者简介
贾鹤鹏，著名科学评论者，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前任总编辑，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Knight 科学新闻研究员、（中国）科学媒介中心创办人及执行主任。贾鹤鹏致力于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总结和探索，多次获得国际性的科学传播大奖，最近他还获得了 2011 年全球评选的 “科学新闻桂冠人物”（Science Journalism Laureates），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亚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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