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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有理:抄袭乃创新之母

抄袭,然后创新。《外交事务》刊文,评析中国“山寨经济”的创新实力。图片来源:knowledge.ckgsb.edu.cn

 

(文/Kal Raustiala & Christopher Sprigman)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能创新。美国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社会,飞机、原子弹、互联网等众多改变了世界的技术都发源于此。相比之下,现代中国却常常为其大范围地仿制国外的发明和创新而为人所诟病。曾经诞生了火药、活字印刷术和其他变革型发明的中国,如今更为人所熟悉的形象却是山寨大国,在这里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都能找到山寨版:汽车、服装、计算机、快餐、电影、药物,甚至整个欧洲小镇。美国给世界带来了iPhone;中国则为其呈上了HiPhone——对一项开创性的美国电子设备的廉价1:1复制品。

有的人认为中国仿冒盛行有很深的文化根源。但一个更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没有创新是因为缺乏强大而稳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很多律师和经济学家都认为,知识产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保证了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回报由原创者获得。没有这样的保障,抄袭者就能半道截上,反超原创者。而这又将反过来耗尽对创新的投资。基本的逻辑很简单:持续创新需要严厉的知识产权法案,容忍抄袭仿冒的国家将会处于不利地位。而身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当中,就意味着无论是在国内仿冒还是在国外仿冒,坏处都是一样的;这一逻辑还加强了一系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基础,几乎所有的主要国家都签署了这些条约,其中就包括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确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的协议》,还有此后各个国家签署的很多更为严格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应当遵守这些规定。但让华盛顿恼火不已的是,中方的承诺还很不完善。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在白宫回答记者问时,将中国企业和个人大量窃取知识产权称之为“一个严重和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虽然中国的盗版行为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值,而且根据假定的不同各家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不过,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估计,仅在2011年,这个数字接近500亿美元。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高管来说,中国仿制的规模和程度已经够糟糕了,但更糟糕的是,这种抄袭行为是中国官方政策所鼓励的“自主创新”。根据中国政府2006年发布的一项规划文件,自主创新包括“在吸收进口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共同发明和再发明,提高创新能力”。华盛顿当然有理由认为这是官方给盗版开的一盏绿灯。美国政府认为遏制中国抄袭至关重要,并告诫中国改弦更张——还在世贸组织之前对中国发起了诉讼。 

但是,美国对中国的盗版感到不安和愤怒是不对的。美国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往往将抄袭斥为瘟疫,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抄袭非但不是创新的敌人,还往往是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仿制虽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富有生产力的一面。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而且能够自由地仿制和完善现有设计的能力,正是带动时尚、金融、软件等各种领域向前发展的动力。此外,仿制可以加强竞争、拓宽市场、打造品牌。 

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个人而言,仿制有着难以抗拒的收益,它的好处不仅仅是削弱西方竞争者这么简单。许多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都通过仿制他人的原创产品,获得了宝贵的设计经验和制造能力。这种模仿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享受到消费社会的好处。盗版创造的财富也帮助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成长;而对于卖真货的西方企业,这些人正代表着一个巨大的潜在新客户人群。 

由于这些原因,在面向中国山寨经济制定合理的政策时,必须意识到抄袭和创新之间的联系,并且抄袭可能成为创新的动力。鉴于中国的抄袭既有利也有弊,同时考虑到中国历来面对西方压力时所表现出的抵抗力,试图推动中国改变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政策和行为,实际上不值美国目前所投入的政治和外交资本。 

真的假货

要了解模仿和创新如何在当今的中国并存,只需要看看小米——中国增长最快的科技公司之一。成立不到4年,小米已经卖出了近700万部智能手机,入账十几亿人民币(约合16亿美元)——对一家在2011年8月才出售其第一款智能手机的公司来说,这些数据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小米的手机看起来很是眼熟,因为该公司的许多设计都与苹果的iPhone极为相似。设计不是表明小米抄袭苹果的唯一线索。在最近的一次产品发布会上,小米的创始人雷军独自一人站在舞台上,身着黑色上衣、牛仔裤和黑色匡威运动鞋——与苹果的创始人和前任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推出新产品时的样子似曾相识。雷军所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小米手机和苹果的一样酷。这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很受用,他们高兴地接受了小米的产品,对其起源没有任何的幻想:就像上海某大学的学生前不久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的那样,“小米是真的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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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公司的CEO雷军在产品发布会上推出新款小米手机,雷军的衣着打扮与乔布斯极为相似。图片:foreignaffairs.com

然而,小米的成功,关键还在于这家公司的运作完全不同于苹果。首先,小米手机的成本通常只有其竞争对手苹果iPhone的一半左右。更重要的是,小米对创新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都知道苹果采取的是封闭的产品开发策略。苹果公司认为,它比用户自己更懂得用户。因此,苹果的产品设计过程基本上是独裁制的。而小米公司则正相反,在它的设计过程有很多的民主元素。每逢星期五,小米会发布其移动操作系统的新一轮的软件更新,这套操作系统基于安卓开源软件。不出几个小时,成千上万的用户涌向小米的网上论坛,提出新的特性、功能和设计,并识别和解决软件的缺陷。小米已经根据用户的建议确定了要在手机上安装多少内存、手机的厚度对用户来说有多重要,以及是否应该让用户不按按钮就可以拍照。雷军可能穿得像乔布斯,但他经营公司的方式却与乔布斯大不相同。 

小米并不是中国唯一的模仿创新者。中国最流行的社交网络服务——微博,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2009年推出的时候,微博还赤裸裸地克隆Twitter。但从那时起,微博就不断地增加了区别于Twitter的新功能,包括让用户拥有更多互动的评论系统。这些改进可以说使微博比它模仿的对象功能更强大、更有趣。 

另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国山寨品是优酷,YouTube的众多中国仿冒之一。不同于Youtube,用户能在优酷网上传任意长度的视频,而且不核实版权。这意味着优酷网上有大量未经授权的节目在播出。但优酷网也与1500多个专业的内容提供商合作,提供授权视频播放服务,在提供原创内容方面优酷网也比其美国竞争对手要更进一步。事实上,优酷在中国已经成为传统的广播电视的一个强劲竞争对手——令YouTube羡慕的壮举。 

传统观念错误地以为,创新与模仿天生互不相容;秉承这一观念,美国历来主张在遏止中国知识产权盗窃方面应当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态度。事实上,华盛顿在对待北京的山寨文化时所采取的严厉措施太过一刀切,反映了一种对待创新的简单化认知。这些强硬措施也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为美国难以克服中国企业和个人进行抄袭和仿制的强烈动机。 

中国制造商通过提供西方产品的廉价仿冒品,在中国和其他地区赢得市场份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通过模仿,获得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流程的技术,并最终实现自主创新。能够自由模仿在中国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经济不平等的急剧扩大。西南财经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现在是地球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61;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指标,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0.61的基尼系数使得中国在经济不平等方面与博茨瓦纳(※此处已更改)和海地不相上下。中国社会上积存了大量的不满情绪,而仿制西方产品则是缓解这一症状的良方,特别是当代消费社会的优越物质条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穷人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内。 

这有助于解释中国独有的“山寨”现象。山寨原意“山中的营寨”或“土匪据点”,如今用于指代低成本的仿冒品,比如楼宇(中国山寨欧洲村庄)、商店(昆明的山寨苹果店,这些商店里销售非正规渠道流通的“水货”或是翻新过的苹果产品),乃至事件(河南省辉县一小山村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因为不在官方传递圣火的路线上,他们就自己举办了一个“奥运圣火传递”)。但是,与中国发生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山寨的含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华尔街日报》近日指出,“山寨一词曾经用来形容廉价或劣质的产品,而如今对很多人来说它意味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和智慧。”事实上,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认为山寨是一种值得培养的东西。2009年,中国国家版权局的一位官员宣布,“山寨显示了老百姓的文化创意。”他补充说,“山寨迎合了一种市场需求,人们也喜欢它。”当然,这种意识有一定的便利在里面:中国政府希望相对自由的仿制或许有助于缓解、或者至少掩饰当前巨大的经济鸿沟。 

山寨 = 广告

同时,山寨在中国被容忍、甚至可以说是受鼓励这一事实,也不一定是西方企业的灾难。中国的大批人口仍然很穷,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西方的产品。因此,假货往往成了真品的有效宣传:从长远来看,这些仿冒品或许像入门级商品一样,刺激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对西方真货的消费需求。例如,有几家中国的三明治店模仿了美国快餐连锁店赛百味(Subway)的装潢和食品。赛百味的高管非常明智,并没有反应过度。赛百味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亚历山大·穆迪-斯图尔特(Alexander Moody-Stuart)最近告诉《华尔街日报》,像赛百味这样试图在中国推广一种大众不熟悉的食物、试图建立品牌认识度的西方企业来说,“模仿不完全是件坏事”。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的市场,曝光度和未来市场增长前景可能比今天更大的市场份额更重要。虽然山寨产品很受欢迎,但是买得起真货的中国人一般还是会买原装真品。 

要说明中国仿冒的矛盾特性,没有什么比奢侈品消费更好的例子了。根据咨询企业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2012年的分析,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而且中国人消费的不仅限于手袋或珠宝首饰。《北京周报》不久前报道,2012年宾利汽车(Bentley Motors)全球销量为8510辆,其中有2253辆是在中国售出,使中国成为该品牌的第二大市场。即使对苹果公司来说,HiPhone的家乡也是有利可图的: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额每年近250亿美元,仅次于其在美国的销售额。此外,根据苹果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销量数据,中国是全球唯一呈现涨势的地区。 

这样一来,中国的山寨经济使各种产品层层渗透到普通的中国消费者手中——有时还顺便得到了改善——并在此过程中帮助中国和中国的企业在短期内实现了成长,提高了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开放的模仿和复制可能形成对西方创新产品的需求。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对中国的盗版软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只要他们想偷,我们希望他们偷我们的。他们会上瘾一样,而我们最后会想清楚怎么在十年后把钱收回来。” 

美国也曾是山寨大国

在面对中国的山寨经济时,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它本身就是一个山寨货。在美国崛起之初,其抄袭仿冒行为一点不输给如今的中国。在18和19世纪,英国是美国偷艺的首要对象,美国人的经济间谍活动集中在英国纺织工业。美国企业家试图把英国的纺织机和工厂设计的秘密资料抄过来,而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帮助他们。

在当代中国,通过模仿来创新是官方政策——在美国,早期的法律禁止那些在别处已获专利的发明在美国取得专利,引进外国的专利产品一直到19世纪后期都存在很大的障碍。类似的,美国的版权法明文规定不保护任何外国作家的作品;这一禁令直到1891年才被解除,而就在这以后,外国的作家如果要得到美国版权法的保护,就必须在美国完成作品的创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规定才从美国法律中彻底消失。美国版权法最有名的受益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未得到授权或者没有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再版了多个英国作家的多部作品。英国人把美国的抄袭者骂得狗血淋头;英国的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感叹美国的版权法是“绝妙的法律”——他的书在美国卖了那么多本,他这个写书的人硬是一份钱也没有拿到过。 

然而,狄更斯的故事也表明了盗版有时候也能让原创者受益。作品遭到大规模复制的结果,是巨大的曝光度,在美国这把狄更斯捧成了一个文学超级巨星。1867年到1868年,狄更斯在美国做了一次盛大的全国性巡回演讲,这一趟他入账了1.9万多英镑,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75万美元。两年后,到狄更斯去世时,他的遗产中超过20%的资产都来自美国的这次巡讲。 

把过去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两相比较,其相似之处可以说明为何华盛顿会对北京的盗版行为感到无端的恐惧。仿制使18和19世纪的美国经济增长,它同样可以令今天的中国实现腾飞。而正如当年英国夸大了美国人抄袭所带来的经济威胁那样,如今中国所具有的威胁性也被夸大了。 

这并不是说知识产权不重要。事实上,知识产权在医药等研发成本特别高的领域至关重要。但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总是带来更好的结果。知识产权能鼓励创新,也能抑制创新;它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会限制竞争。最重要的是,由于每一次创新都建立在既有的基础之上,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太宽就会限制灵感的来源。要做出更好的捕鼠器,必须要能在现有的捕鼠器上自由地改造。苹果借鉴了施乐的想法,将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而不只是在屏幕上的文字)相结合才有了今天的台式电脑;同样,还有千千万万的创新者在他人成果之上进行修缮和再创作。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第一部现代的专利法和商标法,并在1990年颁布了首部著作权法。对于这样一个正专注于快速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国家,知识产权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不能指望中国会迅速改变其对待仿制的态度和做法。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利益平衡或许将有所转变,届时中国政府对待仿冒的态度可能会收紧一点。在此期间,需要对中国的抄袭保持正确的态度,认识到它有好处也有坏处。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想想过去自己也是个海盗民族——然后歇口气。 

更正信息:

文章发布之初,对博茨瓦纳共和国的注释有误,现该信息已被删除。了解该国情况,可以访问博茨瓦纳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网页:http://www.botswanaembassy.com/ (201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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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外交事务》,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文章图片:knowledge.ckgsb.edu.cn;foreignaffairs.com

The End

发布于2013-07-13, 本文版权属于果壳网(guokr.com),禁止转载。如有需要,请联系果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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