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不相信科学？为什么面对事实，我们仍旧不情愿改变自己的旧观念？——当人们认为自己在推理时，可能恰恰是在为自己相信的观点开脱。上一篇 科学告诉你，为何有人不相信科学，解释了人们在面对新的信息时，往往会采用动机性推理的方式来支持自己已有的观念。下文将告诉你，怎样预测对方是否愿意接受相关的科学数据，怎样才更容易说服对方。
（文／Chris Mooney）人们一般认为，一定要用证据和论证说服别人，而上篇文章 中的结论无疑让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了。事实上，直截了当的说服方式有时会弄巧成拙，在事实面前，对方不仅不会改变想法，甚至可能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
以下面的问题为例，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萨达姆·侯赛因是否秘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政治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詹森·莱弗勒（Jason Reifler）给被试者看伪造的报道，一篇最早提及该问题的文章（引用了2004年小布什总统的话），之后是驳斥该观点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伊拉克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入侵伊拉克前，伊拉克开展了任何WMD项目）。研究者发现，观看报道起了反效果，保守派比观看报道前更愿意相信战前伊拉克拥有WMD这一观点。（研究者也给自由派看了一则虚假新闻并观察了被试的反应。这则假新闻上面说，小布什政府并没有“禁止”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自由派也没有被说服，但也没有更相信自己之前的观点。）
另一个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当人们拒绝相信别人的说辞时，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及其同事想看看，他们能否让那些最有可能相信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秘密合作的人，即高度亲共和党国家的共和党支持者，改变自己的想法。为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研究。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引用了“9·11”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小布什本人否认其政府曾“发表过‘9·11’恐怖袭击由萨达姆和基地组织共同策划”的声明。
事实表明，甚至连小布什的亲口之言都无法改变选民的想法。原本坚信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所勾结的人中，改变想法的只有1/49。人们更常见的反应，则是以种种方式拒绝接受该事实，有的人会反驳，有的人则是坚持立场：
- 采访者：“9·11”委员会并未发现萨达姆与“9·11”恐怖袭击有任何关系，而且小布什总统也认同该说法。对此你怎么看？
- 受访者：好吧，他们肯定说委员会没有任何证据，但我觉得，人们（我们）还是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即便他们这样说，人们（我们）也还是可以表示怀疑。
有结果表示，在现任政府面临的争议性问题上，人们也有相同的反应。例如，Ground Zero 清真寺（Ground Zero mosque，指计划在与世贸中心原址相距两条街区的位置建造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其中包括一座清真寺，“9·11”之后，美国人用 Ground Zero 代指世贸中心原址——译者注）的问题。利用政治谣言粉碎网站 FactCheck.org 的信息，俄亥俄州的一个研究团队给被试看了一篇详细的文章，该文驳斥了“支持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清真寺提案的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尊称）费萨尔·阿卜杜勒·拉乌夫（Feisal Abdul Rauf）同情恐怖分子”这一流言。但知晓该流言并相信其真实性的人中，只有不到1/3 改变了想法。
不相信科学的合理性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反应到底有多“不理性”。而这个问题恰恰很难回答。一方面，因为接收了一小段新鲜信息，就抛弃了前半生建立起来的整个信念体系，这不太现实。“一个人很可能说：‘我之所以支持死刑，是基于我之前生活中接触到的全部真实信息。’”斯坦福社会心理学家乔恩·克洛斯尼克（Jon Krosnick）解释说。的确，将拒绝接收科学结论视为极其“合理”的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耶鲁大学的卡汉解释说，在一些保守的群体中，“如果有人说：‘我觉得气候变化还是有点道理的。’该群体的其他成员就会给他贴上特定的标签，这个人之后的生活就会多少有点不顺利。”
这或许能够解释尼汉及其同事在研究奥巴马是穆斯林这个谬误时所发现的奇怪模式。当非白人研究员进行实验时，被试会改变自己对于总统宗教信仰问题的看法，纠正错误观念。但是，当只有白人研究员在场时，共和党被试尤其容易更加坚信奥巴马是穆斯林这条流言。被试会根据听者的身份，依照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来调整自己的观念（或者所对外宣称的观念）。
这使研究者的关注点聚焦到媒体上。人们在证据确凿或可解的问题面前，态度却呈两极分化态势，这也许是由于某种动机性推理，但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最初接受的信息就是歪曲的，或者是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例如，Ground Zero清真寺的这个例子，一项后续研究 表明，问卷回答者中，看过福克斯新闻的人更可能相信拉乌夫同情恐怖分子的流言和与此相关的三个流言，而他们对流言的相信程度也比没有看过福克斯新闻的受访者高。
这也许是由于某种动机性推理，但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最初接受的信息就是歪曲的，或者是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图片来源：online.wsj.com
知道得越多，越难改变观点
好，人们会倾向于关注与自己相信的观点一致的信息，而且也会对传递信息的来源做出选择。似乎情况一直如此，对吧？也许是的，但如今这个问题无疑变得更严峻了，因为人们浏览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会通过facebook 好友分享的链接、缺少细节信息和语境的 Twitter（微博）、小众传播和受众数目少却志趣相同的、通常高度观念化的媒体接受信息。密歇根大学的亚瑟·卢皮亚说，基本的人类生存技能“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个信息时代了”。
如果你想搞清楚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何选择了动机性推理、抛弃了事实，除了气候变化，你找不到更好的测试案例了。毕竟，人类已经掌握了该问题高度专业的信息，人们也对此问题有根深蒂固的见解。很肯定的一点是，一个人是否承认全球变暖的事实，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就是看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即便科学在这一问题上给出的结论愈加明确，这两类人对此的态度却变得越来越对立。
看来，教育并不能改变共和党人的看法可能并不奇怪。正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错误观念就越顽固，2008年的一项由皮尤民众与媒介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 显示，只有19%的具有大学学历的共和党人认同全球正因人类活动变暖，而31%的大学以下学历的共和党人认同该观点。换言之，就气候变化而言，学历越高，往往否认科学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对于民主党人和独立派，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对气候变化的承认度越高。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自认为对全球变暖问题最了解的共和党人，却是最不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而共和党人中，一般而言对科学不信任程度较高的人，即使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也不会产生更多忧虑。这究竟是为什么？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查尔斯·泰伯和米尔顿·洛奇（Milton Lodge）说，动机性推理的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相比了解不多的人，熟知政治话题的人更容易有偏见。“反感某项政策——比如堕胎——的人，如果对此了解不多，他们只是立马表示反对，”洛奇说：“但如果他们知道很多，就会进一步提出反驳论点。”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受感性驱使、一样带有偏见，但他们能想出更多、更好的理由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对的，因此就变得更难改变想法。
气候门（Climategate）中，选择性引用的邮件内容之所以能被有偏见的人快速轻易地抓住，作为丑闻的铁证，也许也能由此得到解释。动机性推理者在支持自身观点时，最容易出现的行为就是挑选最有利的证据（cherry-picking），而且无论你对气候门看法如何，那些邮件中总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看法的新信息。
气候门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耶鲁大学气候变化对话项目主任安东尼·莱斯洛维茨（Anthony Leiserowitz）这样表示。这一事件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总体上下降了，对科学家的信任也显著减少。但是，人们现在应该能想到，这些下降主要集中在特定美国群体中：共和党人、保守派以及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自由派和“平等主义”价值取向的人对气候科学及学者的信任根本没有下降。“从某些角度讲，气候变化就像罗尔沙赫氏试验。”莱斯洛维茨说，“不同群体对模棱两可的事实解读大相径庭。”
科学进步，反科学的体系也在壮大
有没有主要是左派人士拒绝承认科学的案例呢？当然有，儿童疫苗导致自闭症疫情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中，最有名是环境保护人士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诸多好莱坞名流（最出名的是珍妮·麦卡锡和金·凯瑞）。《赫芬顿邮报》给了反对派许多版面。新书《恐慌病毒》（The Panic Virus）的作者赛斯·芒金（Seth Mnookin）提到，如果你想找反对疫苗的人，只要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里溜达一会儿就行了。
不接受反驳意见的观念系统有很多特征，反疫苗这个观念具备其全部特征。过去十年，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明，儿童疫苗促使自闭症发病率上升的说法并不可信，而且，尽管据称疫苗中会导致自闭症的试剂（一种叫做硫柳汞的含汞防腐剂）已经禁止使用很长时间了，但自闭症发病率仍在上升，这一事实也能驳斥该观点。
但是，真正相信这一说法的人仍旧深信不疑，他们会批评每一项反驳其观点的研究，疫苗-自闭症研究者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1998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论文被撤销，其行医执照随即吊销后，他们甚至团结起来为其辩护，这篇论文恰恰是当前疫苗恐慌的源头。然而，人们根本无需惊讶。反疫苗人士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媒体，比如自闭症时代（Age of Autism）网站，每当新的科学进展又给反疫苗论提出了进一步质疑，这些媒体就迅速发表批评反驳文章。
这一切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处理信息过程中的偏见而言，左派与右派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是不是所有人产生偏见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二者的区别很明显。如今，右派拒绝承认科学的倾向显然更明显，一旦你针对气候及相关环境问题、反环境主义、基督教右派对生殖健康科学的攻击、干细胞和生物医学研究等问题进行调查，就能发现这一点。更明显的是，民主党派政府官员中支持反疫苗态度的人几乎不存在，而共和党选举产生的官员，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气候科学的观点。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心理差异，这些差异会对他们对新信息的反应产生影响——保守派更死板专制，而自由派则对有分歧的议题更包容。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约翰·乔斯特（John Jost）进一步提出，保守派是“卫道士”：他们用动机性推理维护现状。
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因为只要一个人试图用心理分析法去分析固有的政治差异，一连串的反驳观点随之而来：教条又好斗的共产主义者呢？历史上党派的意见是如何改变的？毕竟，苏联否定遗传学这段历史恐怕是最典型的意识形态驱使的否认科学的案例了，当时，凡是与特罗菲姆·李森科意见相左的苏联研究者都被处决了，就连遗传学本身也被打成了“资本主义”科学，官方禁止遗传学的研究教学。
如何让人接受科学证据？
结果就是，目前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所有人都会在一些情况下一叶障目。然后，问题就变成了，人们怎么做才能消减人类本性的不利影响呢？
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人类对新信息的扭曲反应作用非常强大，考虑到这一点，有一件事就变得十分明确：如果你希望某人承认新证据，一定要保证在不会触发其防御性情感反应的环境下把证据拿给他看。
部分由于卡汉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工作，这一理论渐渐受到青睐。在一项研究中，他和同事将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知识编写成两篇伪造的报纸文章，分别冠以不同的标题——“科学专家小组为解决全球变暖提出了反污染方案”和“科学专家小组为解决全球变暖提出了核方案”，然后测试不同价值取向的市民反应如何。果然，后一个标题让阶级个人主义者更容易认可人类是全球变暖的祸首这一事实。卡汉推断，会出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科学事实被改编成了对他们的亲工业世界观有吸引力的故事。
依此逻辑便可得到以下结论：如果有商业或宗教领袖能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另一种语境中论证，使该语境的价值观不同于环境主义者和科学家在论证时所持有的那种，经他们之口，保守派对气候科学持认可态度的可能性会提高。这样做可以在卡汉所说的“事实的文化战争”中有效地传递出一个缓和信号。换句话讲，这虽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不要以真相为重点以期说服对方，而要以价值观作为糖衣炮弹，这样才能给真相一个趁虚而入的逆袭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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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自： Medium，The Science of Why We Don’t Believe Science
文章图片：（小图）lifehacker.com；online.ws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