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Marchant)斯蒂夫·科尔在读博士后的时候，曾经有个不同寻常的爱好：他喜欢给艺术品买家和他们可能会喜欢的艺术家牵线搭桥。他本来就很喜欢观赏艺术品，而这项爱好更为这个过程锦上添花。“这里有了额外的一层目的。能够为自己特别欣赏的艺术家寻找知音，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在那个时候，这充其量是项古怪的副业，现在他已身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卡曾斯心理神经免疫学中心的教授了。不过，最近的发现却让他自己不禁猜测，当初他帮助那些被埋没的艺术品找到知音时所感受到的高兴与使命感会不会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说不定，这种心情对免疫系统也有帮助。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多数有自尊心的分子生物学家都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如今，多项研究都以证据表明，精神状态会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压力。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难解释在分子层面上精神状态是如何起作用的——为什么主观情绪竟会与极其复杂的神经与免疫系统的生理机能有所关联呢？寻找其间的解释的学科，就是所谓的心理神经免疫学（PNI），可它也常因为缺乏严谨而受到诟病。科尔表示，他的目标就是修正这些，而他选择的手段就是全基因组转录分析：查看基因在细胞中表达的广泛模式。他说：“我的工作就是做一个穷追不舍的跟踪者。这些精神状态到底是怎样扩散到身体的其他地方的呢？

科尔与同事一起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提出，像压力、孤独这样的负面精神状态会驱动广泛的基因表达程序，形成我们抵抗疾病的能力，并从而使得免疫增强。如果他是正确的话，那么，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就会对很多东西产生影响，从糖尿病、心脏病这些慢性病的风险到艾滋病和癌症的进展级数莫不如此。现在科尔更换了策略，从负面情绪转移到“快乐”那更为含混迷茫的领地中去。这是招险棋；已经有人批评他的工作是一厢情愿、流于说教了。然而，一旦成功，成果也将是显著的——人们发现了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科尔和同事认为，我们的心情会影响到和免疫相关的基因表达。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如果你跟任何优秀的神经生物学家或免疫学家谈起PNI，他们绝对会付之一笑。”斯蒂芬·斯梅尔如是说，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免疫学家，却并不供职于卡曾斯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话题就该永远被人遗忘。有朝一日我们需要面对它，并努力理解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是如何互动的。”

好心情是最佳药物？

在1964年，身为杂志编辑的诺曼·卡曾斯被诊断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这是种危及生命的自体免疫疾病，而且康复的概率只有1/500。卡曾斯拒绝了医生的预测，并开展了自己的快乐疗法，包括按时观看马克思兄弟的电影（译注：马克思兄弟是一个活跃于美国三十年代的四人喜剧团体，热衷于表演荒诞不经的内容），并把自己戏剧般的康复归功于它。之后，他建立了卡曾斯中心，该中心是献给那些研究心理因素是否真的会让人们保持健康的人的。

当时，主流科学对这个观点拒不承认。他们认为，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不可能影响到生理的健康。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的实验显示，大脑与免疫系统是直接相联系的——部分神经系统与免疫相关的器官连结，比如胸腺和骨髓，另外，免疫细胞中也有神经递质的受体，表明其间是有联系的。

这些连结似乎有临床上的实质意义，至少在压力的病例中如此。最早展示这一点的是病毒学家罗纳德·格拉瑟，他目前身为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行为医学研究院主任。他回忆道：“当我在1980年代开展工作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没有人相信压力的作用。”格拉瑟和同事们从医学生身上取得血样，并发现：在紧张的考试期间，他们体内的抵抗病毒的免疫细胞的活性比较低，而对人类疱疹病毒第四型的抗体的水平却更高了，表明压力已危及他们的免疫系统，并使得平时的潜隐病毒重新活跃。

从那时起，PNI的领域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世界各地的医学院都自豪于自己的身心医学，PNI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如今，人们已经接受了如下观点：身体对压力的反应会抑制部分免疫系统，从长期来讲，还会引发有害级别的炎症。包括从1967年起就在跟踪数千名英国公务员身体状况的白厅研究在内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长期的工作压力会增加冠心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多愁多病

PNI研究特别倾向于考察每种免疫细胞，单个基因的表达，或信使分子的水平，比如压力激素皮质醇和叫做细胞因子的免疫信使蛋白质。但是，科尔希望可以对整个系统如何运转这件事有所了解。

他的第一次尝试是2007年的著作：《试看寂寞》。社会隔离在所有已知的对身体虚弱造成风险的心理因素中是最可怕的之一，然而，它到底如何导致健康问题却无人知晓，我们同样不知道，是否有第三种因素参与进来？孤独的人可能不像别人那样饮食正常，或定期去看医生。

科尔和他的同事们考察了六个长年孤独者白细胞中基因的表达，“长年孤独”的意思是，他们几年来一直声称自己感到寂寞或与世隔绝，并恐惧其他人；还有八个人作为对照组，他们表示自己有很棒的朋友和社会支持。在人类基因组的约22,000个基因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209 个基因，在孤独者与其他人身上有所区别：它们要么被调高，以制造更多的特有的蛋白质，要么被调低，蛋白质也少了。随机看来，每种基因看上去都有差别，但从整体来看，科尔却感到震惊。在未受到调控的基因中，竟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跟发炎反应有关，而很多被调低的基因有抗病毒的作用。而社交正常的人则恰如其反。虽然这只是个小型研究，但它最早建立起了心理风险因素与基因表达的广泛潜在变化之间的关联。

孤独的人和擅长社交的人免疫基因的表达可能是不一样的。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自那时起，研究者们就在一个93人的组中再次得到了那个结果，科尔说，他还观察到了人们在面对不同的社交挫折时基因表达也体现出了相似的变化，这些挫折从即将到来的丧亲之痛到低等社会-经济地位。

他说，该结果有革命性的意义。紧密结合在社会群体中的早期人类会面对较高的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因此加强的抗病毒基因更加有利。与之相对的是，离群索居或面对压力的人受伤从而被细菌感染的风险更高，因此他们需要调高那些与发炎有关的基因。但现代的压力导致了长期和无益的发炎，随着时间的积累，炎症就会损伤身体的组织，增加慢性病的危险，比如动脉粥样硬化，癌症和糖尿病。

对斯梅尔这样的经典免疫学家而言，科尔的结果是“有魅力而且令人惊叹的观察”，但还不够有说服力。在将来的工作中，他希望能看到更多生理学的途径被确定下来。“除非你能对这套机制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否则不确定和怀疑主义是一定存在的。”他说。纽约市洛克菲勒大学的免疫学家亚历山大·塔拉霍夫斯基也持这种观点，他说，确定具体的机制——比如说，什么神经递质能产生什么样的特定作用——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大脑和免疫系统都非常复杂。因此，科尔的研究“让你思考社交困难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却不能真的告诉你这是如何起作用的。”

亚特兰大的佐治亚州科技学院综合基因组学中心主任格雷格·吉布森则希望看到更大型的研究，不过他认为，就算还不能理解这一机制的每个细节，科尔正在揭露的“遗传结构”的大局还是值得研究的。“很多人都在从整个基因组的角度看问题，但他们只关注屈指可数的几个‘佼佼者’，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请你暂敛愁颜，稍感欢欣

在2010年，科尔收到了一封来自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的邮件，她是他研究生时的朋友，现在正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研究情绪幸福。“还记得我吗？”她说。她对快乐和其他正面情绪状态在生物学上的相互关联很感兴趣，并建议和科尔组成搭档，合作研究。科尔已经关注压力与逆境好几年了，他觉得建议太好了。“我已经厌倦了现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况。”他如是说。

如果从整体上来说PNI的可信度有点问题的话，研究幸福则更加扑朔迷离。它比压力更加不易测量——像皮质醇这样我们可以诉诸的生物学标记并不存在，我们也不能在实验室中唤起幸福感，而且主流的生物学家对问卷调查之类的模糊的数据收集方法比较不屑一顾。

一个方法是，看看有没有办法测量压力对基因表达所引起的不利影响是否得到了缓解。科尔参与了三个旨在如此尝试的小型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包括了45个受到压力的看护者和40个孤独的成年人，它发现，关于冥想的课程改变了参与者白血球中的基因表达谱——发炎的基因被抗病毒的基因所取代了。在供职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心理肿瘤学家迈克尔·安托尼所开展的第三个实验中，200名罹患早期乳腺癌的妇女参加了不同的课程，比起参加的是为期一天的教学讲座的对照组而言，那些参加了为期十周的压力管理课程的女性体内与发炎和新陈代谢有关的基因下调了。同时，对一型干扰素（该干扰素既会对抗肿瘤也会对抗病毒）起反应的基因在参与压力管理课程的妇女身上也得到了上调。“我们的结论是，心情的确会有影响，”安托尼说，“如果我们改变了心理。那么生理也会相应地改变。”

科尔和弗雷德里克森则想要走的更远。他们希望考察的不是抑制压力的益处，而是当人们幸福的时候身体内发生的事。 他们从头到尾一共询问了80位参与者14个问题，比如他们在上个星期感到快乐和满足，以及生活有意义的频率是多少。这些问题旨在分辨两种在心理学上不同的快乐：享乐主义的幸福（最典型的就是物质和肉体上的愉悦，比如享用美餐和性爱）以及心灵上的快乐，（从据有崇高意义或目的的活动中得到的更深层次的满足，比如知识追求，社会关系或慈善事业）

令研究者们大吃一惊的是，两种不同的快乐在影响基因表达时所起的作用不同。当人们认为前景有意义或有目的时，他们的基因表达谱也显得顺利，而如果人们只有享乐时的愉悦，基因表达谱竟然与那些面对困难的人很像。

一个解释是：心灵的幸福会直接令免疫系统受益。但科尔却认为压力才是原因所在。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是单纯地被空虚的消费所推动，那么他们全部的愉悦也就只能从他们个人所处的环境中获得。这样，他们一旦遇到困难，就将面临极大的压力。但如果人们关注的是超越自己的东西——比如社区、政治、艺术——那么每天的压力也许就不那么要紧了。可以说，心灵的幸福或许是我们感到威胁和不安时的缓冲剂，潜在地改善了我们的健康。科尔说：“为自己投资是件好事，但同时也要兼顾其他事。”

积极心态的危险

这种建议正是科尔的工作中最招致非议的部分。健康心理学家詹姆斯·科因是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荣休教授，他说科尔与弗雷德里克森的幸福研究规模实在太小，并不能说明什么有用的问题。他还说，试验中心灵的幸福和肉体的享乐实在紧密相连，根本就是同一回事。科因说，早期的结果被过分夸大了。“他们声称，你要是选对了，你就会健健康康。不然，你就死定了。”

科因希望整个PNI领域研究者们在有科学证实之前，不要再公然宣称积极心态对健康的好处了。“他们出书、办工作坊，教给人们怎样过他们的那种生活。”

比如说弗雷德里克森就写过两本畅销书，其中之一是《积极性》（Crown Archetype, 2009），其中声称，如果能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保持在某个特定的比率（准确的来说是2.9013），那么人就会健康。这本书受到了某些注明的心理学家的赞扬，比如丹尼尔·戈尔曼和马丁·塞利格曼，但该比率背后的一套等式却在今年遭到了阿兰·索卡尔的批评（此君的著名事迹是，他于1996年在《社会文本》杂志上故意发表了一篇无稽之谈，旨在暴露文化研究领域的缺乏严谨），他指出，那些等式基于一份1962年关于空气流动的参数，跟心理学的数据根本没关系。弗雷德里克森承认她在数学上确实有问题——她是基于一份关于团队复杂动力学的同行审查的论文得出那些数据的，但她依然秉持那本书所描述的基本原则。“情感会对健康有所影响，这一点是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的。”

科尔和弗雷德里克森同样认为，他们的研究规模尚小，并需要重复。但他们也声称，之前的研究结果已经可以确认他们使用的调查问卷，而且也能证实，其所测量的那两种情感状态虽然高度相关，却是不一样的。他们同样注意到，其间的关联并不意味着这两者是同一回事：比如说，高度和重量也是密切相关的，但说的并不是同一回事。弗雷德里克森说，每一种快乐都会激发起另一种，“但我们可以努力弄明白哪种才对健康有利”。

在PNI领域中被称为一厢情愿的人绝不止这些研究者们。正面情绪的神奇功效的例证之一，就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那在书本杂志上广为流传的故事，也受到了质疑。免疫学者认为，卡曾斯所患的根本不是强直性脊椎炎，而是风湿性多肌痛症，这种病往往能够自愈。他的“健康可能是自己恢复的” ，科尔说。

虽然遭到了批评，而且其工作实际上也才刚刚起步，科尔还是觉得，积极情绪可以压倒困难带来的生物学效应的证据还是让他非常振奋的——这已经给他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变化。虽然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关心艺术品的买卖了，他已经全然接受了这份兴趣施惠于他的方式。他说，“我已经把大部分的工作和私人时间都用来避免或克服糟糕的事情了，现在，我要花更多时间思考自己到底想在有生之年做些什么，不管生命还剩多少年，有哪些地方是我真正愿意去的。”

本文编译自Nature News：Immunology: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